薛林新转自大纪元：
【大纪元2020年03月24日讯】中共以举国体制大兴移植产业，“活摘器官”罪行屡屡曝光。最近，2020年3月1日，中共宣称成功实施全球首例武汉肺炎患者双肺移植手术。主刀医生陈静瑜被称为“中国肺移植第一人”。此人引发国际聚焦之际，却意外提供了一条围绕着“脑死亡”运作“活摘”的“纵向证据链”。
一、纵向证据链浮现
肺移植是移植产业中的“小众”。相较于成熟的肝肾移植，肺移植起步晚、数量少。例如，根据中共官方统计，2006年6月24日至2007年6月24日一年间，中国大陆施行了4,231例肝移植（注1）；而直到2018年，中国肺移植手术也只有403台（注2），仅为十年前肝移植量的十分之一不到。这和肺移植手术风险大、供肺的功能要求比较苛刻有关。
正因为肺移植的“小众”，所以陈静瑜较容易形成“移植第一人”，具长期独霸的局面：众多环节和信息集中到他身上，构成全景式观察，从而呈现“纵向证据链”。
多年来，陈静瑜一个人的移植手术数量就占全国的70%，甚至更多。那么在这个领域的几乎所有环节，如技术标准、运作流程、拾缺补漏及理论成果等等，他都会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其中，他成为中国肺移植产业的现场证人。
出于某种原因，陈静瑜从2012年起就在其个人微博上展示并炫耀自己的肺移植“功绩”，包括手术直播，从文字到图片，提供了罕有的丰富证据（注3）。而这在器官移植的其它领域中还从未有过。
透过以陈静瑜为证人的“肺移植链”，我们可以更准确地透视整个移植产业链的运作。
二、证据链核心——“脑死亡”
国际上普遍认为，肺源是肺移植的最大瓶颈。我们的“纵向证据链”就主要围绕“肺源供应链”展开。为了解决肺的供应问题，陈静瑜可谓是不遗余力，已超出自身专业领域。这也使我们得以深入“供体”的疑云，一探究竟。
1. 供应链末端——运输问题
由于供肺的冷缺血（即器官从切下来立刻进行冷灌注到移植后供血开始的这段）时间非常短，一般在8到12小时，因此供肺的运输时间在整个供应链中占重要地位。
陈静瑜是中国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主要推手。2015年他在微博上掀起了一个很有名的网络事件：批评南航在他的一次器官运输上不配合，最终迫使南航向公众道歉，“绿色通道”由此始建。可见陈静瑜并不仅仅是一个埋头医术的医生，在中共体制内，他颇有政治头脑与运作手腕。
正是这个“冷缺血时间”，也可作为判断“活摘”的证据之一。如，近日报导他所做的新冠换肺手术冷缺血时间远大于12小时（注：采用多半媒体报导的高铁运输时间7小时+手术时间8小时），超过供肺保存时限，有新闻造假之嫌，更增现场杀人取肺的疑虑，即“供体”是活人乘高铁，这样就保证了供体双肺在冷缺血9小时之内移植、即保证最佳功能状态（注4）。
讽刺的是，2016年陈静瑜向香港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提交的论文又显示“100例肺切取和移植”手术有超短的冷缺血时间。他称“第一侧供肺冷缺血时间（147+18）min”（注5），竟然小于3小时，无疑表明现场可能是活摘，亦涉嫌故意杀人。
2. 供应链中端——器官获取问题
在陈静瑜主笔的标准手册《中国肺移植供体标准及获取转运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注6）中详细规定了供肺的获取方法，就是把供体的心脏和肺同时切取，然后进行心肺分离。这就涉及到了我们最敏感的调查点：在切取时，这个供体是已经死亡？还是被“活摘”？
在官方资料和陈静瑜本人的微博中，肺移植的器官几乎都是来自于“脑死亡”的供体。这个“脑死亡”无疑是证据链的核心。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
“脑死亡”是指患者在全脑功能丧失、自主呼吸停止以后，仍然能够依靠呼吸机维持一段时间的呼吸和心跳。医学界提出“脑死亡”标准，以区别于传统的“呼吸、心跳停止”的死亡标准。
“脑死亡”是不是真的死了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生物伦理学系的高级教师富兰克林·米勒博士指出：“（依赖呼吸机的脑死亡）病人维持着一些能力，包括维持着循环和呼吸、控制体温、排泄废物、愈合伤口、对抗感染，而且更戏剧性的是孕育胎儿（存在‘脑死亡’的妇女怀孕的案例）。”（注7）这就是“活的躯体、死亡的大脑”。
为了不陷于复杂的医学争议之中，我们仅从器官移植角度来讲，“脑死亡”供体确实是活体，活的躯体。中共也并不隐晦，官方报导中多有“活体肺”这样的文字，这么做的效果，使公众对“活体”不再敏感，又有“脑死亡”作挡箭牌，于是人们不再关心和供体有关的信息。
3. 供应链前端——供体疑云
作为证据链的一环，供体不能不查。中共肺移植到底用的是什么供体？令人惊讶的是，《指南》这样的标准手册并没有使用“脑死亡”术语，而是采用“心脑死亡”这个术语。《指南》是这样宣称的：“2015年以来，公民心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已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唯一供肺来源”。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我们简介一下三个术语：脑死亡的器官捐献，即全脑死亡后靠呼吸机维持的脑死亡供体；心脏死亡的器官捐献，即心脏停搏并死亡的供体；心脑双死亡的器官捐献，即脑死亡后停用生命支持的措施，呼吸停止、心脏停搏后的供体。
也就是说，脑死亡的供体是活体，还有呼吸和心跳；而心脑死亡的供体没有呼吸，心跳已经停止，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已死亡。
似乎《指南》在刻意回避直接使用“脑死亡供体”这个说法。然而，如果真的没有使用“脑死亡供体”，标准手册就应该直接宣称：使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供体”。
不仅如此，《指南》紧接着自相矛盾地规定：“我国采取脑-心双死亡判断标准，供体发生脑死亡后，如果供体家属认可脑死亡，供体按脑死亡供体流程处理，否则进行心脑双死亡供体判断。”换言之，只要家属同意，还是作为脑死亡供体来对待。
就从这一点上来讲，中国肺移植器官所使用的供体如果不是全部、也必定包括“脑死亡供体”，即活体。《指南》所采用的“心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只是一个术语游戏。
更打脸的是，官方的新闻报导及陈静瑜个人微博丝毫不避讳“脑死亡”和“活体肺”的说法，用此多次报导取肺的新闻。最著名的恐怕是2015年从桂林取活体肺做移植手术的网络直播事件，主刀便是陈静瑜，当时吸引了2,600万人围观（注8）。
为什么《指南》这样的标准手册不采用“脑死亡供体”的说法呢？
根据作者调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法律层面上，“脑死亡”标准至今未经中国立法确认。也就是说，中国法律不承认“脑死亡”者已死亡。中国法律还是采用由自发呼吸停止、心脏跳动停止、瞳孔反射停止，这三个标准组成的“综合标准”。
这就得到令人震惊的结论：器官移植采用“脑死亡供体”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器官移植行业的核心人员，上自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下至主刀医生陈静瑜，对这个法律风险心知肚明，他们一直在积极推动“脑死亡”标准立法。
就在2020年1月，研究人员在陈静瑜所在无锡市人民医院开展了《公民对脑死亡标准立法态度的现状调查》，可是调查结果仍然显示公民对脑死亡的认可程度并不高，脑死亡标准的立法缺乏民意基础（注9）。
如果在《指南》中明确供肺的来源是“脑死亡供体”，无异于自己供认以国家名义违法。但它前后的自相矛盾，不过是欲盖弥彰罢了。
既然在法律层面上，脑死亡者并没有死，那么肺移植中取肺所施行的心肺整体摘取手术，将导致供体完全意义上的死亡，由此我们得到另一个重磅结论：中国器官移植采用脑死亡供体涉嫌活摘和谋杀！
没错，在法律上就是涉嫌谋杀。就好比“安乐死”，如果未得到立法的确认，哪怕患者、患者家属和医生都同意并实施安乐死，这名医生也是犯了谋杀罪，患者家属是共犯，“脑死亡”供体同这是一个道理。
虽然活摘在国际上已经曝光了这么多年，但能找到中共官方的事实来证明“活摘”的存在，毕竟不易。《指南》算是一个铁证。
还没有结束，《指南》所提供的证据还在向前延伸。
4. 证据链惊人披露（一）──“脑死亡”是幌子
《指南》在随后的“供肺选择标准”中表明：正常意义的“脑死亡供体”对于肺移植并不一定合适。这本来是纯技术的说明，但在无意间却透露了一个惊人的信息：“脑死亡”只是一个幌子！
这非常重要，我们有必要原文摘录如下：“DBCD（注﹕即心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的供肺并不一定适合移植。脑外伤是常见的脑死亡原因，可合并肺实质或支气管损伤，颅内压的升高也可引起神经源性肺水肿；在昏迷状态下，可能由于误吸胃内容物引起化学性肺损伤；在重症监护室（ICU）救治的过程中，一些患者常发生院内获得性肺炎（CAP）及呼吸机相关的肺炎（HAP），随着有创机械通气时间延长，CAP及HAP的发生率也随之升高。这些均可导致供肺捐献失败。”
分析之前，我们先补充一个知识点：国际上通行的“脑死亡”概念，是指全脑死亡，包括大脑、小脑和脑干在内的全脑机能完全不可逆的丧失。因车祸、意外伤害导致的脑死亡，或因久病不治而产生的脑死亡，必定是全脑死亡。如果不是全脑死亡，就不能归于“脑死亡”，比如“植物人”，大脑皮层死亡、但脑干正常，因此病人能自主呼吸，就不属于“脑死亡”范畴。
《指南》这段技术性文字就是要表明：因脑外伤或因重症医治无效得到的脑死亡供体通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肺损伤或肺炎，包括肺水肿、肺实变和感染等，以至于不适合移植（注10）。
换句话说，国际上通行的“脑死亡”供体肺并不一定适合移植。这就奇怪了：一直讲“脑死亡”供体，竟然不一定适合移植。
不过这也是实情，在国际上也是一样：脑死亡神经源性肺水肿及其它肺损伤一直是供肺利用的瓶颈，功能良好的供肺是很珍贵和短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肺移植的数量那么少的原因之一。同样地，陈静瑜在所有场合也都表示供肺短缺。
2015年，中国正式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对此，陈静瑜亦表示将导致“供肺数量锐减。供肺池缩小”（注11）。然而，诡异的事情很快发生：从2017年起，陈静瑜的肺移植手术数量整整翻了一倍，从100多例／年，一下升至200多例／年，推动中国肺移植数量跃居全球第一。到2018年底，陈静瑜已经对外宣称“不缺供体”（注12）。
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两年之内解决了全世界都头疼的供肺短缺的问题？排除“脑死亡”的正常情况，还有什么情况能获得一个健康的、功能良好的、呼吸和心跳还在继续的活体肺呢？
《指南》发表于2018年，同样隐晦地表示“国际上供肺短缺……的发生（在中国）已有不同程度的缓解”。如此看来，“脑死亡供体”真是一个幌子，中共偏好的并不是“脑死亡供体”，更深的秘密还在后面。
5. 证据链重磅披露（二）── 精确制造脑干死亡！
上文证据显示，2017年中共肺移植已经找到了比“脑死亡”更好的供体源，解决了原来的供肺短缺的问题。在陈静瑜的各种论文、演讲、被采访的新闻和自媒体发布中，除了“脑死亡”大爱捐献者不再短缺、绝大部分供肺均功能良好、等待供肺时间超短、甚至2天就等到、肺移植数量大增、平均每个工作日都有手术、整个流程越来越有效率、名气越来越大、直入全球前三名、甚至第一名之外，我们再也看不到更多有关供体的信息。
尽管《指南》中对“家属签字同意无偿捐献”的流程还有证据可挖，但到目前为止，陈静瑜的这条证据链基本结束了，但留下一个巨大的问号：既然新的供体源既不是心跳死亡，也不是全脑死亡，那会是什么情况，才能够源源不断地快速提供功能良好的肺？
在得到答案前，我们还可以推演一下：首先，这个供体无论在医学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活人；其次，供体的脑组织没有大面积受损，从而没有神经源性肺水肿及其它肺损失等问题。
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一边克制着悲愤的心情，一边做出两个猜想：供体或是被打了麻醉，或者已经变成“植物人”（大脑皮层死亡、脑干是活的），这都是有可能的。
陈静瑜纵向证据链的尾端像一把锁，锁住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直到2017年，请注意这个时间点，陈静瑜正是在2017年移植手术数量大幅上升。
2017年底，韩国“TV朝鲜”纪录片在对2万名赴中国大陆移植器官的韩国人调查基础上，制作播出了专题片《杀了才能活》。在这部纪录片中，王立军发明的“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装置再现于公众眼前。“TV朝鲜”发现，中共医院所用的器官供体，就是用该装置来制备的。
2012年通过的、专利授权公告号为CN 202376254 U的“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其详细说明可以在中国大陆官方网站上下载。当我们用这个装置去对应陈静瑜纵向证据链尾端的“锁”时，会震惊地发现，这个装置就是那把能打开锁的“钥匙”，它能完美地解决造成供肺短缺的技术难题！
这台装置能够精确制造脑干死亡，而不损伤其它脑组织。装置说明中特别详细描述了：如何精确地打击受害人的头骨，如何引导冲击波精确撞击脑干，如何用缓冲垫保护其它脑组织不受损伤等（注13）。
通过想像试验来模拟取肺现场，就会看见受害人被放到这台装置上，其头部被固定，然后用巨大的冲击力推动金属球，精确地打击头骨，制造瞬间的脑干死亡，呼吸、心跳立即停止；同时给人上呼吸机，维持呼吸和血液循环；大脑的其它部分立即陷入深度昏迷中，缓冲垫消解了冲击功能，脑组织不会大面积受损，不会引发肺损伤。
另外，供体的心肺被摘取时，供体不会做任何挣扎反应，就像死尸一样。真是最理想的供肺！该机械装置不贵，取肺又快又好，随要随取，供体再也不短缺了，同时，更多的器官也被切取利用！
就这样，在人类正常的“全脑死亡”、“植物人”之外，中共制造出一类新型的“脑干死亡”，仅为活摘器官而用。至于这个装置要成功使用，得试验多少活人；这“脑干死亡”的受害人是否有意识、有知觉、被害时是否感受到痛苦，中共有谁会管这种“小事”呢！？
中共在活摘器官方面的“高效机械化”也催生了“脑死亡”中心。其实中共的“脑死亡”根本就不是国际医学界定义的“脑死亡”，只不过是以此为幌子的谋杀。
各地设立“脑死亡”中心的事实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移植医生于2015年7月披露的。黄洁夫任该院移植中心名誉主任。爆料称停用死刑犯之前，中共已经在全国各地布点设立了“脑死亡中心”，以保障提供活供体。
因为面对的是“脑干死亡的人”，对移植医生、警卫等的心理压力要比直接从活人身上切取器官要小得多（注14）。移植产业链的效率就是这么来的！
至此，陈静瑜提供的证据链，加上这副杀人装置作为最后一个物证，涉及中共活摘罪行的“纵向证据链”即告形成！它与“追查国际”提供的大量“横向证据链”相呼应，共同构成中共“活摘”罪行的铁证网！
三、连魔鬼也望尘莫及的邪恶 脱离中共寻求自救
多年来，法轮功学员所创办的媒体大量报导了“活摘器官”这一罪行，称其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面对这个罪恶，人类的语言是无法表达出对此的震惊和悲愤的。
世人都知道中共撒谎，可谁能想到，连“脑死亡供体”都是假的，都是被中共玩弄的概念，都是对世人精心的欺骗。中共制造谎言的能力超出人类的想像力！
假如说纳粹是魔鬼，那么中共的“活摘”罪行连魔鬼都望尘莫及。魔鬼仅仅制造死亡，而中共却在生与死的短暂夹缝中，精确制造出一种“非生非死、亦生亦死”的反人类状态，并以此为基础，营造一个庞大的金钱帝国。
帝国的一端是权贵、贪婪的有钱人、移植链条上其他既得利益者和帮凶，以及全球范围内成千上万需要移植器官的病患，他们对这个产业或是追捧、赞赏、感恩，或是“精益求精”、“自我陶醉”；而帝国的另一端则是数量巨大的法轮功学员、良心人士、维吾尔族人、藏族人、弱势群体……他们被纳入供体库随时被杀害。
中共不仅反天、反地、反人类，而且反生命。无神论、进化论、丛林法则毒害了全世界。在它们的眼中，金钱和权力至高无上；平民的生命不过是一种机械，生命的感受毫无意义。
作为人的人性、乃至神性一旦觉醒，照出中共的邪恶后，中共必欲除之而后快。它篡权后，在历次运动中，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杀戮文化精英和正直之士是这样；在1989年“六四”，对纯真的学生大开杀戒是这样；从1999年开始，对信仰“真、善、忍”的亿万百姓残酷镇压是这样；今天瘟疫兵临城下，它们维稳至上、抓捕寻找真相的平民、祭出最严网规、对真相来源封杀勿论还是这样。
它们也会表演，似乎感情丰富，那不过是利用人性，迷惑世人，为世界的毁灭添祸，为自己的罪行甩锅。它以一个人群的需要为借口，来消灭另一个人群的需要，不择手段。中共在此次武汉封城当中使用很多极端疯狂举措，根本不顾城内千万百姓的感受，反而对全世界叫嚷：牺牲武汉，为了救中国，救世界，你们欠我一个感恩，欠我一份道歉；疫情还未结束，就强制复工，各地拼假数据，理由也是：别人要生活、要赚钱养家、世界工厂需要中国。
中共的伎俩在全世界彻底曝光，卑鄙与可耻一览无余。中共不会是被枪炮打倒的，而是会在作恶中被自己的恶报解体。这就是天灭中共。
中共是来毁灭人类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考验着人的理智和良知：只要有一丝一毫地认同中共，就会被它的毁灭机制裹挟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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