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林新转自大纪元：
【大纪元2021年03月04日讯】2020年12月18日至20日，中共召开第五届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王贺胜称，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截至11月底，大陆器官移植手术量已达16,307例，年度器官移植数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
姑且不谈上述数据的真实性（种种迹象表明，实际数字要大得多），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事，王贺胜却没有讲——那些被移植的器官从何而来？
长期以来，中共拒不公布中国器官移植详细数据，拒不允许国际第三方入境独立调查，器官移植成为“黑色地带”。同时，中共以国家之力，炮制数据、捏造材料，愚弄国民和国际社会，例如2020年还特邀张艺谋执导《“移”路同行》，所谓“真实记录中国器官捐献移植五年间”。
但是，2020至少有三件事，把中共的弥天大谎——“中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戳了个大窟窿，使大规模活摘器官漏出了马脚。
第一件事：内部核查报告曝光，泄中共器官移植七宗罪
先介绍一下背景。迫于国际压力，2011年中共启用并推广所谓“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简称COTRS），开始在中国医院中设立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简称OPO），OPO主要由移植外科医师、神经内外科医师、重症医学科医师及护士等组成。2014年，COTRS系统在中共认定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165家医院推行；并宣布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罪犯器官作为供体来源，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来源。
据称，COTRS系统由4个步骤组成：1>红十字会负责器官捐献；2>器官获取只能由取体医院设置的OPO办公室负责；3>器官分配是无人工干预的COTRS系统负责；4>受体医院（或者说是移植医院）负责器官移植。但是，中共的这套系统中最关键的两个环节，OPO获取器官和COTRS分配器官，却都不对外公开数据。
2020年7月5日，《大纪元时报》曝光一份题为“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数据核查报告（浙江省）”的内部文件。该文件披露了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13日期间，浙江省医疗机构在捐献器官分配与共享过程中的问题，共有八大类二十一种问题。文件中最严重的七种问题，泄露了一些中共器官移植中的罪恶和隐秘。
其一，移植器官来源不明。报告披露，浙江省移植的来源不明的肝脏和肾脏，在全国非法来源器官中占比达7.82%和4.51%。依据中共卫计委法规，“未录入COTRS分配的器官以及未经COTRS分配获得的器官将视同非法来源器官”。
其二，先移植后分配：涉嫌操纵器官流向。操纵器官流向，意味器官有选择性和目的性地流向特定的受者。
其三，“特殊情况登记”占比过高：涉嫌操纵器官流向。“特殊情况登记”仅适用于在器官分配时，若遇到不可抗力的客观情况，为防止器官的浪费而执行器官分配系统外的器官分配。报告指“特殊情况登记”占比过高，显示医院OPO可能存在滥用特殊情况登记，涉嫌人为操纵器官流向。
其四，院级OPO分配前1小时篡改捐献者数据。报告对此未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有论者认为，分配前1小时篡改捐献者数据——这种乱象本身就意味着，人体器官极可能并非自愿捐献，医院OPO可能是在掩耳盗铃，遮掩移植器官的真实来源。
其五，移植医院分配前1小时更改等待者数据。移植医院分配前1小时，肝、肾移植等待者的数据呈3位数的大规模更改，这一现象引发外界猜疑，移植医院是在COTRS分配系统外的隐秘器官库中，找到了等待时间更短的供体吗？
其六，临时将等待者加入等待名单并获得分配器官，涉嫌人为操控器官流向。
其七，肝肾器官高频弃用，去向不明。在核查报告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分配到的肝脏器官中，十分之一被弃用，去向不明。
总之，COTRS浙江核查报告披露的诸多问题，揭示在中共COTRS系统之外，还隐藏着能够不惧中共司法、卫生等政府部门查处，规模更为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移植系统——能够迅速匹配患者需求，甚至“按需杀人”，而这正是多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指控。（注1）
此外，这里还为上述分析提供一个佐证，即中南医院器官移植教授叶启发在2014杭州器官移植大会上的讲话。他说，有70%左右的医院对开展公民身后捐献器官移植没兴趣，态度消极，因为都喜欢成功率高的“活体”移植。
第二件事：安徽多名医生非法摘取11具尸体器官
2020年末，安徽蚌埠中院终审裁定了一起非法摘取尸体器官案。法院认定，11名死者的肝肾先后被非法、擅自摘取，6名被告人犯故意毁坏尸体罪，分别判二年四个月至十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陆媒“澎湃新闻”从被害人家属处获得的裁判文书显示，法院认定，被告人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规定，在人体器官捐献过程中没有红十字会人员在场监督、见证；未经批准进行跨地区人体器官捐献，且在没有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共同签字确认的情况下，违背死者生前意愿或其近亲属意愿，在怀远县共实施摘取尸体器官手术11例。
6名被告人中，有4名医生涉案，分别是南京市鼓楼医院主任医师黄新立、江苏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陆森、安徽省怀远县人民医院ICU原主任杨素勋，以及淮北矿工总医院的医生王海良。其中，黄新立、陆森曾是所在医院的OPO（器官获取组织）工作人员，王海良曾是OPO联络员。
法院指出，自2013年9月起在大陆全国强制使用的人体器官分配与共用电脑系统，在分配器官时根据医疗需要进行“自动分配”。但黄新立等人以器官捐献为名，以“国家补偿”为诱惑，非法摘取死者人体器官，并采取先移植后分配、伪造篡改医学资料、操纵人体器官流向录入系统等手段，将非法获取的人体器官“洗白”。
根据医院官网的介绍，黄新立是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江苏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器官捐献与管理学组委员。2018年1月，黄新立通过“人才引进”方式，从江苏省人民医院肝胆中心调入南京鼓楼医院。黄新立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工作时，曾与陆森共事。陆森也具有博士学位。（注2、3）
第三件事：从陈静瑜肺移植供应链揭秘中共活摘器官“纵向证据链”
2020年3月1日，中共宣称成功实施全球首例武汉肺炎患者双肺移植手术。主刀医生陈静瑜被称为“中国肺移植第一人”。多年来，陈静瑜一个人的移植手术数量就占全国的70%，甚至更多。
2020年03月24日，《大纪元时报》发表署名“昭日”的重磅文章——“揭秘中共活摘器官‘纵向证据链’”。该文透过以陈静瑜为证人的“肺移植链”，“更准确地透视整个移植产业链的运作”。
第一，众所周知，供肺的冷缺血（即器官从切下来立刻进行冷灌注到移植后供血开始的这段）时间非常短，一般在8到12小时。然而，2016年陈静瑜向香港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提交的论文显示“100例肺切取和移植”手术有超短的冷缺血时间，竟然小于3小时。常识告诉我们，如果异地取肺 + 运输时间，很难总把时间控制在3小时之内，除非现场取肺（活摘），进行移植。
第二，在官方资料和陈静瑜本人的微博中，肺移植的器官几乎都是来自于“脑死亡”的供体。“脑死亡”是指患者在全脑功能丧失、自主呼吸停止以后，仍然能够依靠呼吸机维持一段时间的呼吸和心跳。医学界提出“脑死亡”标准，以区别于传统的“呼吸、心跳停止”的死亡标准。此外，还有“心脑死亡”标准，即没有呼吸，心跳已经停止，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已死亡。
但是，在陈静瑜主笔的标准手册《中国肺移植供体标准及获取转运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并没有使用“脑死亡”术语，而是采用“心脑死亡”这个术语：“2015年以来，公民心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已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唯一供肺来源”。为什么《指南》刻意回避直接使用“脑死亡供体”这个说法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法律层面上，“脑死亡”标准至今未经中国立法确认。也就是说，中国法律不承认“脑死亡”者已死亡。中国法律还是采用由自发呼吸停止、心脏跳动停止、瞳孔反射停止，这三个标准组成的“综合标准”。这就得到令人震惊的结论：器官移植采用“脑死亡供体”在中国是非法的！
第三，《指南》中“供肺选择标准”表明：正常意义的“脑死亡供体”对于肺移植并不一定合适，因为脑外伤或因重症医治无效得到的脑死亡供体通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肺损伤或肺炎，包括肺水肿、肺实变和感染等。这也就是为什么肺移植的数量那么少的原因之一。陈静瑜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供肺短缺。
然而，诡异的事情很快发生：从2017年起，陈静瑜的肺移植手术数量整整翻了一倍，从100多例／年，一下升至200多例／年，推动中国肺移植数量跃居全球第一。到2018年底，陈静瑜已经对外宣称“不缺供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两年之内解决了全世界都头疼的供肺短缺的问题？排除“脑死亡”的正常情况，还有什么情况能获得一个健康的、功能良好的、呼吸和心跳还在继续的活体肺呢？
第四，2017年底，韩国“TV朝鲜”纪录片在对2万名赴中国大陆移植器官的韩国人调查基础上，制作播出了专题片《杀了才能活》。在这部纪录片中，王立军发明的“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装置再现于公众眼前。“TV朝鲜”发现，中共医院所用的器官供体，就是用该装置来制备的。
2012年通过的、专利授权公告号为CN 202376254 U的“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能够精确制造脑干死亡，而不损伤其它脑组织。通过想像试验来模拟取肺现场，就会看见受害人被放到这台装置上，其头部被固定，然后用巨大的冲击力推动金属球，精确地打击头骨，制造瞬间的脑干死亡，呼吸、心跳立即停止；同时给人上呼吸机，维持呼吸和血液循环；大脑的其它部分立即陷入深度昏迷中，缓冲垫消解了冲击功能，脑组织不会大面积受损，不会引发肺损伤。
就这样，在人类正常的“全脑死亡”、“植物人”之外，中共制造出一类新型的“脑干死亡”，仅为活摘器官而用。中共在活摘器官方面的“高效机械化”也催生了“脑死亡”中心。各地设立“脑死亡”中心的事实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移植医生于2015年7月披露的，黄洁夫任该院移植中心名誉主任。爆料称停用死刑犯之前，中共已经在全国各地布点设立了“脑死亡中心”，以保障提供活供体。（注4、5、6）
由此可见，中共的“脑死亡”根本就不是国际医学界定义的“脑死亡”，只不过是以此为幌子的谋杀。假如说纳粹是魔鬼，那么中共的“活摘”罪行连魔鬼都望尘莫及。魔鬼仅仅制造死亡，而中共却在生与死的短暂夹缝中，精确制造出一种“非生非死、亦生亦死”的反人类状态，并以此为基础，营造一个庞大的金钱帝国（中国器官移植是个超暴利行业）。
结语
安徽多名医生非法摘取11具尸体器官，部分印证了“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数据核查报告（浙江省）”所列举的诸多问题；而浙江省的核查报告，又揭示出大陆隐藏着的一个人体器官库；这个隐秘的人体器官库，又被昭日通过分析陈静瑜作肺移植所需的“供应链”而呈现出来的“纵向证据链”所锁定；由此，“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的罪恶已无所逃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