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谭天荣先生惊动一时的大作“张元勋现象”，并没有发给我征求意见，他发给了另一个北大物理系右派沈志庸兄，由沈兄转而征求我的意见，我的意见非常简单，当时就回复了： (博讯 boxun.com)
“各位：我不知道谭的这篇文章都发给了谁，但是我认为很不好，完全出自派性，不顾事实。张争第一这是事实，但是在这一版中却收敛了许多，没有表现出来，他去看林昭，谭的说法毫无逻辑，自相矛盾，‘西山会议’的事子虚乌有，也拿来作证，极不负责任，实事求是就是要有充分的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能说。他们二人的话都不能太认真了，我以为我们不能参加到他们的争吵中去。祝好。
书瑶 2010-11-19”
不参加他们的争论，这是我的一厢情愿，不但很多人都参加了争论，而且这文章还登上了网络，发表在谭天荣先生的博客上，引起轩然大波，它还被收入《百花广场》第三期之中，如果我还抱着不参加争论的态度，就是对这个不大不小的历史问题不负责任了。
张元勋争第一是个不争的事实，他最初在一篇网文“北大往事和林昭之死”中，就把“是时候了”说成是“五一九运动”的第一张大字报，夸张“是时候了”的影响，后来，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徐列的专访“张元勋：从绚烂回归平淡”时说 ：“但在这首充满激情的诗歌（指‘是时候了’）鼓动下的北大学生的民主运动，却是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而且他还说“‘广场发刊词’引起了第二个高潮”，这都是他争第一的明白表现，是赖也赖不掉的。
他那时可能以为，在那个时候，只有他一个北大右派有话语权，别的右派都是聋子或者是哑吧，不会有人出来纠正他，所以就相当放肆。不料，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还活着的这些右派既不聋也不哑，弄得群起而攻之，张元勋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们虽然不能阻止一个人犯错误，但是，我们却一定要允许一个人改正错误，张的第一版《北大一九五七》我没有荣幸读过，却有幸获赠第二版，就是“补充版”，在那里我看到的是他没有再重复“第一枪”是他放的了，他没有再争这个“第一”了。他既然不再争“第一”了，我们也就不能继续批判他的“风头主义”。
虽然张元勋放弃了争第一，却没有放弃“意气”，他在这个“补充版”中却加大了对沈泽宜，和这位谭天荣先生的攻击力度，外带又加上了一个燕遯符女士，三面树敌，他如果不受到反击，恐怕也是“天理难容”。
谭天荣先生不迟不早，在这个时候祭出这一篇“张元勋现象”，就是对张元勋攻击的反击。
沈泽宜已经准备了反击，燕遯符的反应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大致还都是“就事论事”，没有超出他们的“恩恩怨怨”，我绝不参与其中，但是，我们这位“右派分子，人类真正的傲骨”谭天荣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对张元勋对他的攻击不置一词，却“直捣黄龙”，只是把他认为是张元勋的两大“要害”拿出来，大约可以置张元勋于死地。所以我在标题中说，这是“谭天荣技巧”，把火直接和单纯地引向对方，对张元勋进行攻击，而对自己的问题避而不谈，他的问题也就不在人们的视野之内了，我不能不说，这个技巧极为高明。所以我不说是“谭天荣现象”，也不说是“谭天荣模式”，而说是“谭天荣技巧”。
而且，他还可以摆脱对峙的嫌疑，成了维护历史真实的化身。
多么巧妙。
谭天荣先生攻击张元勋有两大问题（我们且不谈张与林昭是不是有恋爱关系）：一个是探监问题，一个是人家要张当总理。
对于张元勋去看望林昭，谭文先说了一些不可能和不可能的理由，他得出结论是：“总之，张元勋以‘劳改就业人员’的身份、以‘未婚妻’（这里好像应该是以未婚夫——王）的名义看望狱中的林昭是绝对不可能的。”
1957年北京大学黑格尔—恩格斯学派的创始人谭天荣先生忘记了，在辩证法中有一个基本的信条：“除了发展是绝对的，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绝对的东西。”不过这没关系，反正不论当时还是现在知道一点辩证法皮毛的人也不多。
可是，接下来他却自己否定了自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他又说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能的，不是“绝对”不行了。
什么条件呢？就是“某一知情人曾告诉我：原来是张元勋所在劳改单位的‘队长’派遣他去做林昭的‘工作’”。但是，辩证法也是要有证据的，这个“知情人”是谁？他是怎么“知情”的？他说的话有多少是可信的？
一个队长就能担负起这样重要的工作？
接下来就更荒唐与矛盾了，简直就没法理喻：
“只是由于工作的‘效果不好’他才被关了禁闭。如果这位知情人说的属实，那么张元勋在这里所写的故事与实际情况就大有出入：他探监是事实，但冒着生命危险却是谎言；他为此受到惩罚是事实，但他受到惩罚是因为忠于爱情也是谎言。
在还没有确定这位“知情人”所说是否“属实”的情况下，就断然得出结论，恐怕这是辩证法也不允许的吧！
无论如何，张元勋是死定了：如果张对林昭的工作“效果好”，也就是林昭放弃了抵抗，张元勋是帮了共产党的忙，是“共特”；如果“效果不好”，也就是后来林昭的态度没有改变，张元勋“促使”林昭走上了不归之路，你张元勋总之是罪责难逃。
张元勋哪，你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你干嘛非要去看林昭？
如果是共产党要你去的，你可曾考虑过后果？
张元勋与林昭有没有爱情关系不是问题，问题是，张与林昭的关系非同一般是毫无疑义的，张与林昭的家属非同一般的关系却是谁也赖不掉的。张元勋一出监狱，马上就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联系，这是不争的事实，你谭天荣先生尽管自称与林昭有“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见谭天荣“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非同一般，可是，你可同林昭的母亲有过联系？你在解除劳教之后，可曾想过去看望林昭？
张元勋去看林昭，狱方总要通知林昭，要试探张元勋是否真是她的未婚夫，通知和试探的方式可能有三种：
第一种是：“林昭，你的未婚夫张元勋来看你来了”，按着一些逻辑，大概没有这么简单；
第二种是：“林昭，张元勋这个人你认识吗？他是你的什么人？”这种方式也多少透露了一些消息；
第三种方式是：“林昭，你有未婚夫吗？”这种方式最能试探出林昭与张元勋的关系！
不论是哪一种，林昭都必须毫不含糊地确认张元勋是她的未婚夫！
林昭与张元勋的关系还要继续推论下去吗？如果问林昭的未婚夫是谁，她如果说是与她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的谭天荣先生，那还不是穿了帮吗？还可能有那次探监吗？只有林昭回答她的未婚夫是张元勋的时候，后面的戏剧才能演出下去。
再说张元勋是受了中共的指派去做林昭的工作的可能性。
林昭在上海的监狱，狱方是如何知道、如何想到要张元勋去做她的工作的？而张元勋就业的地点是河北的清河农场，农场又是怎么知道和想到要张元勋去做林昭的工作的？这两机构是怎么互通消息的？他们怎么就知道他（她）两的“爱情”关系的？
说两个机构互通消息，有组织地要张元勋去做林昭的工作，天方夜谭吧！超乎常人的想象！
更为奇特是“要张元勋当总理”这件事了。
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个“西山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有人要成立政府，有人就要推举张元勋当总理，结果，张元勋把这个会议以及要他当总理的事情向中共汇报了，张元勋因为当“卧底”不利，被判了八年徒刑。
但是，最初“揭露”张元勋这一罪恶勾当的段宝林这个人间异类却没有告诉我们，要成立政府的是谁？要张元勋当总理的人是谁？而被张元勋“告密”了的人又是谁？有没有被害人？
又是匪夷所思。
公开散布谣言，也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我佩服段宝林的勇气。他与张元勋有何仇恨？我也佩服传播谣言者的勇气。
这好比方说是有一个举报，举报说一个人杀了人，比如说是张三在村里杀了人，可是，无论如何，人们都没有找到村里有哪个人死了，如果谁都没死，如何证明张三是杀了人呢？
判断这个事件不用辩证法，就是村夫农妇也能得出结论：既然没有死人，当然就没有人杀人！
张元勋被判了刑，那个“要成立政府”，又要张元勋“当总理”的人为什么却连个人影也没有？是谁呀？
北大当时唯一的“反革命集团”案件只有一个“广场反革命集团”，首犯陈奉孝断然否认他要成立政府，断然否认是张元勋告密他才被判刑的，这还不够吗？
辩证法真是奥妙无穷：第一次是因为“卧底告密”不利，——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被判了八年徒刑；第二次是因为劝说林昭不利，又被关了138天禁闭，张元勋你这个共产党的“特工”，你是死定了！。
不过也必须佩服说这个话的人有极高、极丰富的想象力。谭天荣先生，你真了不起！
谭先生还很会利用死人整治活人，他举出林昭和刘奇弟的话来说明张元勋之品格恶劣与卧底告密，反正人也不在了，又没别人听见，来个死无对证，这是谭天荣之另一个“技巧”。
不说了，充满了造谣、诽谤、诬蔑、陷害，居然还能招摇过市，哗众取宠，“自然辩证法”真是奥妙无穷。
在本文快要写完的时候，应我之请，传来了张元勋关于探监的说明，附近在下面。
2010、12、21
附：张元勋说明情况之来信
书瑶兄：您提出的四个问题：
1、你去探监前后，你的队长是何态度？
2、是否要你做林昭的工作？
3、为何关禁闭？
4、上海为何允许你以“未婚夫”的名义探视？
谨述如下：
1、你去探监前后，你的队长是何态度？
所问：“你的队长是何态度？”指的定是对我“打算到上海探望林昭”一事的“态度”。其实这个问题在我的探监动机尚未付诸行动、尚未暴露之前并不存在！因为我“上海探林”是一件极隐密的动机，（仅是动机，尚无行动），我不说谁也不知，尤其是不能让劳改队知道。所以，根本就谈不上劳改队的“队长是何态度？”还是那句话：他们预先不知道！“是何态度”也就无从谈起。更谈不上“派遣”我“去做林昭的‘工作’”——这就是你所问的“探监前”。
其实，“上海探林”，前后经过了1966、1967、1968三个年份。至于动机，还在服刑期间便有，可谓“蓄谋已久”。此念的起因是：1962年，我在北京团河农场狱内与张志华相遇，（他其时正在“教养队”，因逃跑被抓回而被送入狱中“严管”。）他匆匆告诉我他曾专程到过上海去探望林昭，找到林昭的家，只见到过林昭的母亲，才知道林昭已被捕，探望未成。这触动了我探望林昭的决心。（他还告诉我：他跟谭天荣同在一个“劳动教养队”，有一天谭天荣向别人讲他曾和林昭恋爱过，张志华狠狠打了谭一个嘴巴，警告说：“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试试！”谭未敢再说。）
1965年12月24日我刑满释放，“蓄谋”已有了实现的可能，于是信商许先生。（这已经是1966年初的事。）
我在《北大一九五七》中记：
“我深知探望犯人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于是建议许先生与上海监狱当局交涉时说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其实这仍极勉强，因为未婚男女仍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亲属，但唯此一计，别无妙策。”
稍后，许先生在探望林昭时就告诉她：“张元勋要来探望你，行不行？”林昭说：“这事我说了不算，得他们说了算。”“他们”是指监狱当局。于是许先生向上海监狱提出：“张元勋要来探望林昭，行不行？”监狱当局当时的回答是“研究一下再说。”事后，彭令范探望林昭，林昭透露：监狱当局为此专审过她，问她与张元勋的关系，她竟灵犀在心，不假思索的回答：“未婚夫！”对上了“口径”。（彭令范曾在《今日名流》上发文专述此事，可以为证。请见后录。）后来我收到许先生的信，说：“此计奏效，已获允准。”（这是1966年4月间的事。）
其时，我正在河北省宁河县茶淀清河劳改农场“就业”，我于是提出请假，获准后，我即启程回家。我在《北大一九五七》中记：
“家在青岛。抵家，我的大哥告诉我：‘1960年的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从上海的来信，询问你的情况，也询问我们全家情况。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我正被管，你正被押，唯有三弟正在医学院读书。恐中有诈，要求她寄一张照片。信寄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写得很长，羽声慷慨，说她的妹妹也在学医，“今朝为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诗一首。’他从一本旧日历里翻出夹在里面的那张一寸照片，背面的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鬟；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他还说：‘林昭的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岛我们家来，当时，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员对我们家监视甚严，若林昭来此，必然会为他们所注意，那时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险境，她来此岂能安全！所以我回信把情况告诉她，未料，从此不再来信。’”
我于1966年5月2日自青岛动身，5月4日，抵达上海，林昭的弟弟彭恩华迎接我抵茂名南路他们的家，见到许宪民先生。许先生向我详述北大反右之后及此后九载的林昭生活及遭遇的概况，并表达了她的期望：这次请我来，是期望我劝林昭不要硬抗，要保住自己！许先生的意思是希望林昭不要跟监狱里的管理人员们硬对着干，要她学会“小忍”，“小不忍则乱大谋”！只是为了能使她平安脱险，这是作为她的家人、尤其是作为母亲的许先生，如此愿望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她的想法！
（学兄所提的第二个问题：“是否要你做林昭的工作？”其实真正要我“做林昭的工作”的倒是许先生！试想：劳改队的队长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去上海探林，更不知道世界上有“林昭”其人、其事，他们怎麽会无缘无故的要我“做林昭的工作？”这样的编造除了谭天荣谁能有如此胆量？）
所以，我在《北大一九五七》中记：
“我决定到狱中探望林昭，抱着一种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内涵似乎只有一点：开导她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但这奢望真是太奢望了！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彭令范下楼去打电话，通知监狱当局：“张元勋已到上海。”并询问他们确定的接见日期，未久即归，说：“他们定在６号！” 我在《北大一九五七》中记：
“６日上午八时，我与许先生一起来到监狱传达室,值班人员便向里面打电话,马上获准‘进去’二门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由监狱长段某与我谈话（三十年后才知道他是副职），他很严肃地说：‘允许你与林昭见面是我们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我们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监狱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行为，其结果你是清楚的！’”
段监狱长的这番话，可作为学兄第4个问题：“上海为何允许你以‘未婚夫’的名义探视？”的答案。尽管“以‘未婚夫’的名义”而获准接见之不可思议，但，历史本就如此写成。所以段监狱长才告诉我：他们是“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特殊”就特殊在这里! 段监狱长所说的“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这正是他们允许我入狱探望的目的。
所以，接见完，葛监狱长对我们（我与许先生）的谈话中就表达了如此用心。我在《北大一九五七》中记：
“（葛监长）直截了当地劈头便对我说：‘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这真是一声灭顶而降的霹雳！他稍停，又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他稍作沉默，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林昭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分子鸣不平！’葛处长语极简洁，但却不假思索、斩钉截铁，稍停之后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他的这段话诠释了接见前段监狱长的话：“我们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的内容不过是“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还有那“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所谓“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是指接见当时林昭的强硬态度。
所以，上海监狱的头头们的要求也只是在林昭的“态度”，所谓：“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我探林后离开上海返回青岛，再返回劳改队。我在《北大一九五七》中记：
“返回偏居于河北省渤海湾的那个劳改农场，其时，‘文革’风暴已在京、津地区燃起，劳改队对被监管者之管理已渐入混乱，故对我逾假迟归亦不似昔日之严究，不了了之。三个月后，是年之秋，一批批‘五类分子’自京、津向外省强行疏散，我亦由此而被押往山东一劳改煤矿，开始了一个新的苦难的历程。”
换言之：1966年之初次探监后回到农场，巧遇“五类分子”疏散调动，离开河北劳改队调至山东劳改队的煤矿，没有暴露，可谓“幸免”！这一年算是平安度过了。
如上所述，为我1966年探林的“来垄去脉”。
1967年，我已调到山东劳改队的煤矿，4月，我又请假“回家探亲”，得到准假，又到上海。《北大一九五七》中有以下记述：
“第二年的5月1日，我又偷偷地来到上海，又与许宪民先生一道来到提篮桥监狱，但见荷枪武装林立，装甲车停于门侧，门前严禁人行。我们申明来意，但传达室庄严宣告：‘监狱已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这次行动，因在上海、苏州为时甚多，以至超假近一个月。劳改队煤矿派人到青岛我的家中找我（抓我），其时我尚未归，父母则以“上海亲戚有病，特去探视”为由，应付之。待我回到家中以后，听父母讲述来人情况，知道事情已临暴露边缘。我返回劳改队后便受到追问，令我交代超假原因，我也以“上海亲戚有病，特去探视”为由，应付之，反复写“交代”，一直未作了结。
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形势紧张，煤矿在“就业人员”中开展“坦白检举运动”，进一步追究我“上海超假”的“真实原因”，令我交代。
对我来说则是“大难临头”。劳改队的队长开始尚不知探监事，只认为我在外地干了怕他们知道的事。待我告诉他们上海探林，他们才将其当成大事、当成一桩新的大案，说我“进行反革命秘密串联”，（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串联”是当时的流行词汇。）是“重新
犯罪”，于是于7月，终于对我采取行动：关押审理。他们则到了上海监狱进行了“外调”。
这就是你所问的“你去探监前后，你的队长是何态度？”的“探监后”的态度！
我无畏惧，因为探林的事的全程都是经过上海监狱同意的，而且都是在他们的严密监督下实行的，可以说：既公开又不违法。所以，对我反复拷问、虐待也没有追出个什麽“新的犯罪事实”，关押了138天之后，不得不“解除禁闭”。
这就是你的第3个问题：“为何关禁闭？”的答案。
《北大一九五七》有如下记述：
“禁闭室是借用一个原是储存化学剧毒原料的仓库，”
“我从1968年7月7日起秘押于此处！”
“引起的缘故，乃是上海探监，事实证明：有一个全文的录音，他们对我与林昭的谈话字斟句酌地追问，不厌其详地考证，真比今天的一些‘教授’们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还要严谨百倍！他们追究的是‘暗语’中的真义，我与林昭的谈话的每一个字、词、句里‘皆有密码’，他们真把我们这些书生当成‘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了，实在太抬举了我们！”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审问探监的经过？那次探监其实是在严密的监视之下进行的一次最为‘公开’的行为，何须如此再作事后追逼？即令事后追逼，又何须要那样地去欲置我于最秘密的死地？我因之常常想到一种可能：灭口！那是一次统筹的措施，他们认为：那次林昭的接见是他们的一次严重的失策!因为她竟泄漏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天机’！故当场撕毁承诺，停止了第二天的接见，而‘善后事宜’则是移交给我所在的山东劳改队去完成！对我如是，也可想象对林昭又当如何？”
这样确凿的历史事实如上所述，其实是经过了1966、1967、1968三个年份。但，谭天荣并不知道它曾经历了三个年份、两个地区（河北省宁河县茶淀清河劳改农场、山东劳改队的煤矿）的变动，他只凭想当然的以为是一时一地之事，他竟敢丧心病狂的诬陷说：
“关于冒着生命危险探监的传奇故事，虽然精彩绝伦，可惜，会说的不如会听的，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不合理的情节：例如，张元勋是以‘劳改就业人员’的身份探望林昭的，而当时林昭已经进了监狱。凡是多少知道一点我国监狱情况的人都知道：监狱对于犯人的‘接见’有严格的规定，犯人的表现再好，也不可能接见‘劳改就业人员’，何况林昭在狱中甚至还没有‘认罪’哩。至于‘以未婚夫的名义’就更离谱了。因为新中国就根本没有‘未婚夫妇’这样一种亲属关系。总之，‘张元勋以“劳改就业人员”的身份、以“未婚妻”的名义看望狱中的林昭’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议论了一番“绝对不可能”，但，又无法回避真正的历史；所以他说：
“然而，张元勋确实曾经到监狱探望过林昭，不可能的事怎么成了事实呢？”
于是故技重施，一、编造死人语：自毛泽东至林昭、刘奇弟，二、编造子虚乌有语：“某一知情人”、“一位北大同学”之类，总之教人无处对证。这其实是谭某的惯技，57年就大施其长！一直在演用或至其终生方休！
为了自问自答“不可能的事怎么成了事实呢？”于是编造出了个“某一知情人曾告诉我”，成了他谎言的支柱。于是胆大包天的说：“原来是张元勋所在劳改单位的‘队长’派遣他去做林昭的‘工作’”。“某一知情人”是谁？谭天荣为什麽不说出张三李四？
其实林昭的案件不是一个什麽了不起的全国大案，她是属于上海市公安局的“在押犯”，不属于我当时所在的河北省劳改局所管辖。“做林昭的‘工作’”怎麽会由“张元勋所在劳改单位的‘队长’派遣”？这一点用谭天荣的话说：“凡是多少知道一点我国监狱情况的人都知道”。难道谭天荣不知道？这叫做胡搅蛮缠！
既然是受“劳改单位的‘队长’派遣”，怎麽又被关了禁闭了呢？为了自圆其说，谭天荣继续编造说：“只是由于工作的‘效果不好’他才被关了禁闭。”的简单的“因果关系”。他把“效果不好”加上引号，是引用了《北大一九五七》中的文字，那段文字是我写探监结束后，葛监狱长的话：“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上海监狱长的话，谭天荣却用来代替我“所在劳改单位的‘队长’”的话，这也算是“移赝充真”吧！但是，谭天荣也做贼心虚，也不得不给自己留了一个“后手”，所以他说：“如果这位知情人说的属实”云云，加了一个“如果”。
在这里还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样的编造要有非凡的勇气！人们不禁要问，世界上真有这样大言不惭的人吗？”
彭令范曾写文，有如下记述：
“林昭在北大的同学张元勋在姐姐就义以前他是最后去探监的一人。张元勋戴着‘右派帽子’冒着风险而去，他深知不是直系亲属是规定不准探监的，他机智和勇敢地用着‘未婚夫’的身份才获得狱方的准许。但是狱方还仔细地查对，决不听探监者的一面之词，查对的第一对象就是犯人本人。他们问：‘张元勋和你是什麽关系？’灵敏的林昭所回答的正和张元勋所说的‘未婚夫’对上了口径。”
“张元勋在探望姐姐的谈话中，她已知道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她告诉他：‘他们要枪毙我！’她并不畏惧。她嘱咐张元勋，将来把她的文稿整理出版，诗歌集名为《自由颂》，散文集为《过去的生活》，书信集则为《情书一束》。但是她的文稿由于损失太多，加以时机不合，她的遗嘱至今也未得实现。”
“张元勋先生的勇敢精神除了他和林昭的深厚友谊外，他对正义的崇奉、对是非的严正立场是十分明显的。”（见:《今日名流》1999年，第2期）
“到文革时期，姐姐在上海因事被捕，张元勋曾以姐姐男朋友身份来上海提篮桥监狱探监。后来姐姐被‘镇压’后，他重新又被逮捕，被吊打，说他是逃犯。”（见:《今日名流》1998年，第5期）
彭令范是我探林的参与者、当事者。她的文章是最好的旁证! 我所撰有关探林之文最初发表于《今日名流》2000年，第2期，至今已十年之久，我如造假，能逃出彭令范的视野吗？彭令范的文章问世已十一二年，谭天荣当然久已熟读，他还胆敢捏造谎言对我诬陷，看出这个小人的十足的狡猾与堕落！他敢干一些偷偷摸摸的勾当，敢恬不知耻，这就不难理解1957年被北大党委送去劳动教养的真正原其实不是因为“右派”！却有脸四处宣扬！谁敢揭之就跟谁刁皮无赖，大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经典味道！
（这件事的经办人是山东劳改队煤矿，当时的“队长”也许还能找到，我在努力寻找，请其作证！）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