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刚刚在网上公演的英文电影《五分钱的生命》描述了中国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林昭的故事。她在1957被划为右派而送去劳教，之后因为被认为参与“反革命集团”被捕入狱。林昭在狱中书写了反对毛泽东的血书与日记，对中国极权体制提出清晰的批判。1968年她被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罪在上海秘密枪决，随后当局向林昭母亲收取五分钱子弹费。林昭在1980年被平反，她也成为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一个象征。电影导演刘非比接受本台记者陈品洁专访时表示，因为题材敏感，剧组找不到讲汉语的演员；她也分享了林昭给她的信仰和人生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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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一开始我想请教您，为什么想拍这部电影？
刘非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家里边也是在政治上受了迫害，就是我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了十年徒刑，一直到1979年才平反。有这么一个背景，所以我对政治、对历史是比较敏感的和有兴趣的······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是要拍一些能够纪录过去，同时也能留给未来的一些（作品），用我的电影镜头来记录下来这些事件和人，因为他们都应该值得被纪念。但是在中国你要拍一些政治敏感的题材，在80年代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到的，后来审查制度越来越严格，所以就这条路是不太好走。
记者：为什么会挑选林昭的故事？
刘非比：我作为一个电影人的使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从来不是为了名和利。还是回到我的原点。我做电影是因为我从小受到政治迫害，我经历了人间那种底层的悲苦，我看到了当权者的暴政，看到了社会的不公，我看到了这个共产主义、极权统治造成的人类的悲剧，这是我要表达的。所以我说我要拍，我一定要用自己的钱去拍林昭的故事······她（林昭）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受洗为基督徒后，我现在不愤怒了，有一颗宽恕的心，我也更加坚定去追求真理。
记者：因为林昭是基督徒，所以你也改变了你的信仰吗？
刘非比：我去研究林昭，是什么给她那种内在的力量。后来我觉得她在大量的血书中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战士，我的生命是上帝给的······原来她是有信仰来作为支撑。所以我就打开《圣经》，开始阅读、开始参加教会活动。就是因为她（林昭）的感召，我受洗成为基督徒。
记者：听说您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卖了房子筹备资金？
刘非比：我爸爸听说我要做这个电影，说我是汉奸。他说，你在国外学电影，二十年磨一箭，这一箭要射向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爸在批评我，文革中别人怎么批判他，他把那个语言完完全全用过来批判我，他说谁给你钱？一定是国外的反共势力······我就想争这口气，我不用反共势力的钱、不用别人的钱，就用自己的钱。
记者：您拍这样的题材，会不会担心家人在中国会有什么麻烦？
刘非比：我相信中国现在不会像文革一样诛连九族的，不会不会，现在中国比文革进步多了，不株连的。
记者：那您会担心您自己会因此有什么麻烦吗？
刘非比：我也相信不会的，中国把张志新选为一百位对历史有影响的人物，所以我认为这个肚量还是有的，况且林昭是被平反的人物。
记者：在片头一开始有提到，在中国拍摄的时候，因为安全的原因要使用英文。这是怎么回事？
刘非比：这是我最大的伤痛。我始终不能接受用英文来讲说林昭这个电影，但是我到中国大陆悄悄的出去选演员，就没有一个人（敢演），在中国大陆找不到。后来我想说退而求其次，去台湾找吧。台湾的演员也不敢。我们根本找不到说汉语的演员来演，真的一个都没有。
记者：剧中人物您也必须改名，不能使用真实的名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刘非比：如果遇到敏感的台词，你要用中文拍摄是拍不成的，（电影）前面部分怎么热爱共产党这些都可以，但是（拍摄）反右的时候，（电影里反右）学生的发言，那是如履薄冰的。所以如果坚持（原本）的话语，会给人员带来不便，可能就拍不下去了。有人发现了(林昭的故事)，当时就罢工了。苹男是（林昭）在家的乳名，后来我就说，（主角名字）改叫苹男吧。我们在批斗那一场（戏），那个（右派）人物叫张元勋，（工作人员）有一个人就知道，张元勋是北大的右派，不行不行，包括本来印的是《星火杂志》，他说也不行，就给我改成《燎原》。我在中国拍摄遇到的各种艰难，都够写一本书，但是我又不能披露出来，怕（害到）帮助我的那些人，他们都是体制内的······他们是会受到牵连的。
记者：您现在在好莱坞工作，有感受到中国对好莱坞的影响吗？
刘非比：有一些电影节，中国还赞助了，第二有一些电影节、电影人，也想跟中国那边（保持关系），因为中国投资多，就不敢接受我的电影。
记者：那您会担心中国在好莱坞的影响力吗？
刘非比：我不担心呀，还是因为有信仰的支撑。这个电影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取悦世人的，而是为了荣耀神的。这样我心里就知道，我就没有什么恐惧的，也没有害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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