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习近平的三句话决定了中国由盛而衰
我们观察一个人常说，听其言观其行。对于一个极权国家的独裁者分析他的言语，就可以对他的政策作出判断。如2009年2月11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习近平的这段话体现了习对于国际社会的看法，它是后来中国战狼外交的思想基础。习认为，西方国家主张人权是无事生非，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中国的事与国家社会无关，你们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对西方国家充满仇视和偏见。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得知习对于人权、普世价值的无知，其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是丛林法则。习内心不愿与西方文明为伍，认为斗争是主旋律，合作只是权宜之计。
目前，中国的国家治理越来越流氓化，无视法律、正当程序，嚣张跋扈，为所欲为。为什么中国会变成这样？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国一直在努力与现代世界融合，为何如此快地坠落？我们可以从习近平的“经典名言”中找到依据。2014年港媒报道，习近平曾对负责网络监管的官员说：这事不干也得干，甭管什么阴招损招都给我使出来，弄不好，提头来见。习近平的话表明，他的头脑里根本没有民主法治的概念，他对干部的要求以结果为导向，为达结果可以不择手段；他与下属的关系就是君臣关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近日，引爆网络的湖南山村女教师李田田因为几句仗义执言的微博竟然被当地政府扔进了精神病院。
如果说习近平这两句话还只是影响中国的外交和国家治理，那么他的第三句话对中国的影响就更大了，可以说是全局性的。今年习近平作出了世界大势的判断，他说世界正在“东升西降”，时与势在中国这一边。这个判断很重要，它会影响中国全方位的政策走向，一旦错误，其结果也注定是灾难性的。1978年邓小平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也做出了一个大的判断，那就是对美国开放。他说经验证明，凡是跟美国合作都富强了。事实证明，邓小平的判断是正确的，它决定了中国之后的强势崛起。下面，我就习近平东升西降的政治判断进行分析，想弄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第一，“东升西降”的提出
今年1月15日，中国官媒刊出中共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传达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文章题为“‘东升西降’是趋势，国际格局发展态势对我有利”。1月7日，复旦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周晔在题为“心有所信方能远行”的文章中称：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指出，要认清“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2月25日，青海省祁连县委书记何斌在学习报告中透露了更多习近平未公开的讲话细节。他说，习近平“在谈到国际形势时，作出‘西强东弱’是存量，是历史，‘东升西降’是增量、是未来的政治判断”。
但以上只是官员转述习近平的观点，习近平真的这样认为吗？
4月30日，中共的《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题为“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刊登的文章基本印证了上述官员的转述内容，和盘托出了习近平对时局的主要判断。习近平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他接着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国的领导力和制度优越性如何，高下立判。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
看来，习近平的确做出了“东升西降”的判断，但习近平作出这么大的判断绝不仅仅是美国大选和新冠疫情失控，应该是多年来形成的判断，美国大选和新冠疫情只是强化了他的判断。
第二，智囊王沪宁的理论贡献
王沪宁与当今众多犬儒知识分子不同，他的确有一套自己的治国理政思路。20世纪80年代末，王沪宁因为倡导“新威权主义”而获得了关注。他认为，像中国这样又大又穷的国家，需要一个铁腕来推动现代化发展，然后才能考虑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王沪宁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个开明的独裁政府能“高效分配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早在萧功秦以及吴稼祥等人新权威主义代表人物为人所知之前，王沪宁针对邓小平对新加坡威权模式的欣赏，随即写出一份内部报告,力陈“新权威”对中国改革的重要性。过后不久，邓小平曾经对香港客人讲过“我是欣赏新权威的，新加坡搞得不错。”之类的话，不少人都认为邓小平“显然是受了王沪宁文章的蛊惑”。
1991年王沪宁在《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中指出：“美国的体制，总体来说建筑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但它正明显地输给一个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体制。”他似乎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的集体权威体制将战胜美国民主体制。
王沪宁作为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帝王师，更被习近平提拔进政治局常委，显然王沪宁的“东升西降”理论对习近平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胡鞍钢等御用学者的忽悠
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是中国的一个活宝。原因不是因为这哥们有什么绝活，而是胆子大，敢胡吹。他宣称：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经分别于2013年，2015年和2012年，“完成了对美国的超越”；“到2016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15倍、1.31倍和1.36倍，居世界第一。荣剑先生指出：在士风日下、学林腐朽的当下，并非是个别教授在大肆作伪，大学里附炎趋势之徒比比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广泛出现？除了教授们的人品、学识和道德需要追问之外，是不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病态的人格，残缺的精神，迷乱的思想，需要做社会病理学分析，胡教授可以作为一个标本。
第四，习近平及部分红二代的集体认知错误
如果我们将“东升西降”的政治判断归结为习近平一人，我认为并不客观，应该是习近平和部分红二代的集体判断。德籍华人政治学者张俊华认为，习近平及其红二代之所以作出如此错误的判断缘于他们错误的认识。
他指出：认知之一，就是中国在不远的将来，甚至是今年或明年就会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而随之将发生的，则是中国在各个领域逐一取代美国。
认知之二就是中国的世界大工厂地位非但不变，而且更强化。这样，国际资本与西方各国的工业势必依赖中国。于是，世界经济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中国领导人手里。中国官方以为，西方资本是站在中国的一边。
认知之三，就是中国的技术，在关键领域已超越西方或与西方国家并肩同行，即便不是全面超越。靠着宣传，中国政策制定者似乎太相信自己的研发创造能力，他们忘了，这种跨越式的进展也是建立在西方能像以前一样对中国的宽容和信任的前提下的。
认知之四，中国作为首个经济恢复的国家将重复2008金融危机后的故事，那个时候，中国被看成了拯救西方资本主义唯一救生圈 。
认知之五，中国领导人感觉到自己已到如此强的程度，以至于能用经济以及各种手段随意惩治那些不听话的国家。最典型的就是澳大利亚。
张俊华认为，以上五大错误认知决定了中国领导产生了错误的政治判断。
有时政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相信东升西降是趋势，形势有利于中国。他的这一判断其实一点也不新鲜，毛泽东早就说过，“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毛泽东还说过“东风压倒西风”之类的话语，尽管毛时代的中国是全球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判断是出于中共的意识形态，由此产生了所谓四个自信。但是，习时代毕竟与毛时代不同，习的底气还来自其他因素。陈一新依据习近平的讲话总结出当代中国四大奇迹：一，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三，抗击新冠疫情奇迹；四，全面实现脱贫奇迹。
遗憾的是，世界大势并没有朝着习近平和部分红二代的想法演变，相反“西升东降”，而中国却开始经济发展停滞、政治倒退、文化衰落，岁月静好的中国人开始怀念江胡时代有限的自由和经济快速发展。但独裁者是只听颂歌不问雷霆的，他们坚信真理在他们的手中，目前的困境只是暂时的曲折，世界东升西降的大势是无法抗拒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不顾经济发展而坚持封城清零抗疫，为什么大力打压民营经济不顾已经到来的失业潮，为什么杀掉香港这只下金蛋的鸡，为什么要武力攻打台湾的原因？但幻觉终究不是事实，习近平和部分红二代的逆风而行只是一个荒诞的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