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恒转自：上海党史网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政协工作的几件事

2016-08-09  作者：孟荣强 刘效敏

　　1978年至1992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政协）第五、六、七届的任期。彭冲、王一平、李国豪、谢希德先后任第五、六、七届市政协主席。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市政协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学习大讨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各项工作全面恢复并深入发展，特别在推进落实政策工作、促进沪港合作交流和浦东开发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拨乱反正，积极推进落实政策工作

　　人民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具有政治上包容性和组织上广泛性的特点。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被视为“改造对象”，“团结对象”，特别在“文革”中大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市政协恢复活动不久，就把推动落实政策作为市政协的重点工作之一，连续几届，常年推进，有力地配合了本市党政部门的落实政策工作。

　　（一）

　　市政协1980年开始推进落实政策工作。为推进落实中共上海市委1978年批准的《关于落实政策退还抄家文物图书的意见》，市政协五届十一次常委会会议通过的《关于组织委员进行视察工作的计划》决定，从11月12至15日，组织政协委员分别视察本市清退查抄文物工艺品图书和退还被挤占的私房工作情况。

　　第一路视察是清退查抄文物工艺品图书专题，先听取了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情况汇报，又实地察看存放文物工艺品和图书的市工艺品公司、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的仓库。据视察中了解：本市在“文革”中查抄的文物图书都上缴给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合计有：文物工艺品322万余件，钱币2万余斤（内含13万件为珍贵文物），图书545万余册，唱片45万余张。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对文物工艺品的处理方式分为三种：1、成批分类作价处理给工艺品进出口公司257万余件；2、分批处理和调拨给友谊商店等单位39万余件；3、交上海博物馆保管27万余件。对图书作了两种处理：1、调拨给当时的市革会各组办、高校、报社等70余家单位和处理给古旧书店等单位共156万册；2、由上海图书馆保管的389万册查抄文物数据摘自《上海政协会讯》1980年第10期“抓紧查抄文物图书的清退工作”。。政协委员感到心痛的是，这些珍贵的文物图书管理混乱，交接账目数量不清；有的成捆堆放，不少书画风化发脆，一些玉器古瓷在搬运中被损坏，干脆用麻袋装了一扔了之。特别是一些名人大家的手稿、笔记、讲义、验方、医案、照片等，被当做废纸销毁，达40多万斤。针对这种情况，政协委员建议：要进一步加强对文物图书清退工作的领导，可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熟悉文物图书情况的人士参与这项工作；有关责任单位要充实清理力量，加快工作进度，防止损坏；要进一步宣传党的政策，提高干部群众对落政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清退工作要抓紧，要有时间进度表，可采用边清边退方法随时清出，随时发还；对有些人当时利用职权拿走的文物图书，由调出单位负责追回；对找不到物主的文物图书，应编印目录，发放被查抄人查认。

　　第二路视察是退还被挤占私房专题，在听取市建委和市房管局的情况汇报后，分四个小组评议讨论，又召开了各组负责人与市建委、房管局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协商座谈会。据视察中了解：本市在“文革”中，私房被冲击，非法占用或出租房产权没收共计88万平方米。其中出租房产权被房管局没收改为公房37万平方米，私房被非法占用51万平方米。从1978年开始落实私房政策，两年仅退还20.5万平方米。其中出租房产权退还业主的有15万平方米，占应退的40%左右；私房被非法占用的退还5.5万平方米，占应退还的10%左右被占私房数据摘自《上海政协会讯》1980年第10期“认真办好私房政策的落实工作”。。政协委员对当时的私房清退工作现状很不满意，认为清退工作不到位，主要是思想认识不到，“极左”思想影响还存在；房管系统有些人自己不当一回事，带头占了私房并不退出，怎么能积极开展清退工作？有些现住户是通过房管部门分配使用的，认为是合法的，还振振有词，“不是文革每件事都是错的”；有些占房单位虽然口头上承认应该落实政策，但不以为然，强调困难，能拖则拖，没有具体归还措施。还有些较好的房屋已经调拨给某些机关和老干部使用，也增加了清退难度。政协委员建议：可按照宪法精神来落实中央及市委的要求，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把清退工作提升到法律层面；各级干部要积极发挥表率作用，成为执行政策的模范；市、区房管部门要建立一支自身硬、作风正、懂政策的落实工作队伍；每年要保证有一定数量的房源，支持清退工作；对一些重点对象要重点解决。

　　市政协组织的这次视察，虽然并没有直接解决多少问题，但政协委员视察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引起了社会各方重视和关注落实政策的工作。

　　（二）

　　然而，全面落实政策工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全国各地都存在进展缓慢的现象。1983年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此提出了意见。中央领导在简报上作了批示，要求集中力量，组成班子，再抓一年。全国政协常委会决定组成六个调查组分赴各地检查落政情况。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说：“落实政策工作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声誉问题，我们政协应帮助党和政府做好落实政策工作，这也是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体现。下去的同志要有坚定的立场，下最大的决心，尽最大的努力，要有韧劲，把这项工作做到底。”摘自《上海政协会讯》1983年第10期“全国政协华东调查组组长杨放之同志讲话”。

　　1983年7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全市统战工作会议，动员进一步做好落实政策工作。7月30日，市政协召开六届三次主席会议，大家认为，政协的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当前最大的政治协商就是推动落实政策，最大的民主监督就是督促检查落实政策。会议决定成立有112名政协委员参加的5个检查组，分别由一位副主席带队，对全市落实政策工作情况进行大检查，重点是“文革”中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宗教团体和各界代表性人士被占用的房产和被查抄的文物图书的清退情况。

　　这次视察是市政协组织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推进落实政策的活动。对此，市政协作了精心安排。把握好时机，选在市统战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乘势而上，大多数单位的领导干部都比较重视；事先准备充分，每一路下去先熟悉情况，确定检查重点，制定具体计划；活动方式切实有效，采用听取汇报、现场察看、座谈协商的方式进行。在检查中，把检查和宣传政策结合起来，表扬和批评结合起来。视察的过程既是一个履行政协职能的过程，又是宣传政策，增进共识的过程。这次视察历时1个多月，共举行了35次活动，促进解决不少问题。

　　宗教场所及房产在“文革”中被占用现象比较普遍，一些教职人员都被赶出宗教场所。天主教张家树主教被赶到修女院居住，在国内外宗教界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视察组先后察看了15处宗教场所，其中宗教场所及房产部分被占用仍未归还的有玉佛寺、龙华寺、沐恩堂、怀恩堂、清真女学等，全部被占用仍未归还的有静安寺、董家渡天主堂、肇嘉浜清真寺、白云观等。视察组同占用单位及其上级12个区、县和部队领导进行多次座谈磋商，宣传中共中央及市委落实政策的要求，讲解民族宗教政策的重要性，希望占用单位顾大局、识大体，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思想上对落实政策取得共识，在行动上对清退工作加快进度。在磋商中，视察组针对各处的不同情况，与占用单位共同商议如何克服困难，研究清退时间，制定具体计划。经过视察组的细致工作，确定1983年年内归还的有8处：董家渡天主堂、徐家汇万婴墓、龙华寺、玉佛寺、沐恩堂、怀恩堂、小桃园清真寺、佘山天主堂等部分教产。确定年内归还部分，1984年全部归还的还有3处：白云观、肇嘉浜清真寺和清真女学。确定1984年先归还部分，其余的因占用单位确有困难，需要进一步磋商的有4处：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底层、天主教南市爱国会、天主教徐汇爱国会和松江清真寺。宗教场所归还后将重新开放的消息在国内外宗教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信教群众纷纷相告。

　　“三侨”（华侨、归侨、侨眷）私房落实政策在总体私房落实工作中占了一半比例，也是这次视察的重点。视察组在听取市落实私房政策领导小组的情况汇报后，重点检查“三侨”比较集中的静安区和市纺织系统，并查看了几处被占用的“三侨”私房。从检查情况看，全市落实“三侨”私房政策总体上进展不快，还有三分之一的任务有待落实。从被检查的两个单位来看，静安区落实“三侨”私房政策相对较快，已清退半数以上，1983年内有望基本解决，1984年扫尾。市纺织系统占用的“三侨”私房数排位全市第一，但落实政策工作进展缓慢，仅完成应清退总量的5%。在检查中，视察组了解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行政处和招待处还继续占用着两处“三侨”私房，立即专题报告市委。市委领导对此作了批示，要求市委办公厅坚决按中央精神办事。市委办公厅马上责成行政处在9月底办完退房交接手续，招待处在10月底办完退房交接手续。市委办公厅的行动为其他单位作了很好的表率。市旅游局也确定计划，11月退还占用的原市工商联大楼，市出版局、市手工业局等也责成下属企业退出应落政的房屋。

　　查抄文物图书清退工作情况复杂，难度大。已查明被查抄的320余万件文物中，80%左右通过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和友谊商店已经出口，剩余的一部分由上海博物馆保管，一部分还存放在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仓库中，同其它渠道来源的文物工艺品混在一起。视察组在检查中充分肯定了清退工作的成绩，自1980年市政协组织视察以来，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加大清理力度，组织了80多人抓紧清理库存的文物、工艺品，并采用政协委员的建议，清理一批、鉴定一批、退还一批。连同上海博物馆保管的，已退还38万件。一些当事人拿到失而复得的珍贵文物非常激动。《签名轴》是一份记载着周恩来、郭沫若在抗战期间一次重要活动的珍贵文物。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郭沫若分别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和第三厅厅长，在第三厅任职的大多是进步文化人士，积极宣传民主、抗日，被有些国民党顽固分子视为眼中钉。1940年9月，国民党当局下令免去郭沫若第三厅厅长职务，并取消第三厅。第三厅任职人员非常气愤，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后经周恩来找蒋介石当面交涉，国民党不得不重新下令另组文化委员会，仍由郭沫若领导。这份《签名轴》就是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之日全体出席者的签名，后被裱成横轴，郭沫若、田汉还分别在轴上题了诗，挂在重庆天官街文化委员会的大厅里。1945年文化委员会解散，郭沫若将《签名轴》交其秘书翁泽永保管。十年动乱，翁家被抄，最让人揪心的是《签名轴》流失。16年后几经周折“完璧归赵”，翁泽永表示要捐给北京“郭沫若故居”。在视察中政协委员也对文物工艺品清退工作提出要求：继续抓紧清理库存，特别是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当时接收的和实际已处理的还相差25万件，要进一步全面清理；对无法查明物主的文物工艺品，以及已经出库、卖出的文物工艺品如何给原物主合理的补偿，希望能有妥善的解决方案。

　　1983年9月30日，市政协六届三次常委会议听取各视察组关于对落政工作检查情况的汇报，会议认为，上海落实政策工作在市委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区县的支持以及各民主党派的积极配合下，已经取得较大成绩，但遗留的问题还不少。会议还决定，要把落实政策工作作为市政协一项常态化、经常性工作来推动。

　　1983年年内，市政协又组织了两次视察。第一次视察分22个组，分赴22个区县检查区县落实政策情况。通过与区县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与区县党政领导的协商会等，有力地推动了各区县的落政工作，促进了区县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第二次视察分11个组，主要是跟踪检查前一阶段视察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

　　1983年底，市政协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后，其工作重点主要放在推进政协委员的落实政策工作上。市政协落实政策办公室采用逐人逐项检查的方法，了解每一个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和市政协委员落实政策的情况。从调查清理着手，向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和市政协委员中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发出了《知情出力、落实政策情况调查表》，同时向这些委员工作单位发出《政协委员落实政策情况调查表》。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按人按事制卡立项。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共120人，需要落实政策的有57人，解决落实政策问题87件；市政协委员684人，需要解决落实政策问题的有484件委员人数和需落实政策数据摘自《上海人民政协志》（1949—1992年）第154页“逐人逐项检查落实”。。在这些落实政策的问题中，有的是冤假错案平反、修改政治结论和清理档案材料，有的是补发应发工资，有的是退还被查抄财产、文物、图书，有的是归还被挤占的私房，还有的是解决子女受株连受到不正当对待等。市政协落实政策办公室将这些问题分门别类，逐条逐项与有关部门联系沟通，反复协商，督促检查，全力推进。由于这些问题难度高，工作量大，这项工作延续了4年才基本解决。

　　在清退查抄文物图书中，有的委员保存着查抄清单的，市政协落政办就根据清单的线索，顺藤摸瓜地查，虽然时断时连，但大致有个方向。通过这些清单，发还了一大批文物图书。刘靖基委员在“文革”期间上缴的连同被查抄的文物书画印章共4000余件，经多方查找，退还3000多件，他比较满意，又自动捐献一批文物给上海博物馆。刘海粟委员“文革”中被抄文物工艺品407件、碑帖画册240册、信札500件，经查找，退还文物工艺品391件，画册碑帖190余册，基本接近被查抄的数额。关于那些信札的去向，据一些当时参与抄家的当事人回忆，曾在刘宅门口和文化局焚烧过一部分所谓“反动信札”和“黄色画册”，恐怕是付之一炬了。还有不少委员被查抄时没有清单，查找就缺乏线索。市政协落政办根据查抄文物工艺品仓库内还有一批无主文物图书的实际情况，在有关单位的支持下，一是编印无主文物图书印章目录发给委员自行查找认领；二是将实物开仓上架，让委员现场辨认。通过这些方式，又发还了一大批文物图书。对一些真正无法找到或无法归还的文物图书，采取协商的办法，作价给予经济补偿。

　　落实私房政策虽然没有出现文物图书那样“有物无主，有主无物”的情况，房在、人也在，但难就难在归还上。市政协委员洪念祖在五原路上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是其1948年购置的，全家在此长期居住。“文革”时洪全家被赶到三层楼上，余房由房管部门分给四家住户居住。其中一户是独居老人，一户是残疾人，一户是有10口人的大家庭。有出才谈得上退，要退房归还，首先得把这几户人家安排好。市政协一次次与有关单位想办法找房源，一次次和住户协商，交心谈政策；个别实在商量不通的还通过司法程序办理。终于在1985年底，八旬老人洪念祖在三楼朝北房间住了17年后又回到二楼南向的老房间，远在美国的儿子打来电话祝贺。市政协委员、著名导演黄佐临的私房归还问题更是惊动了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等高层领导。1939年黄佐临留学回国后投身上海“孤岛剧运”，1940年就居住在这幢二层小楼，有草坪、有花园。这幢小楼也成了当时进步戏剧运动的一个活动场所，花园成了排练房，客厅后面成了临时宿舍，田汉、夏衍、曹禺、于伶、柯灵等经常出入此处。黄佐临为我国戏剧事业作的辛勤耕耘，90多部话剧、10多部电影的案头工作和导演阐述，大多是在这幢小楼内完成。“文革”中这幢小楼被一家工厂占用作为疗养所，而该厂原有的疗养所因位于机场禁区范围被部队使用。归还房屋成了连环套，一环扣一环，各方都有自己的理由，难度不小。两年前，全国政协华东调查组来沪视察，也很关心此事，督促尽快归还黄佐临的房产。市政协经办人员坚持一股韧劲，咬定目标不放松，找上海警备区、机电一局等有关单位商议，积极向中共上海市委反映。此事终于在中央军委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关心下得到解决，上海警备区归还了这家工厂的疗养所房屋，工厂也腾出了黄佐临的楼房。经过修缮，1985年7月，黄佐临回到了这幢小楼。他高兴地表示，明年要在这里庆贺自己的80寿辰。在落实私房政策中，也遇到个别的房产确实很难归还的现象，就设法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刘靖基委员的一幢花园洋房“文革”中被占用后改作医院，由于一些专用设备难以搬迁及医院房屋的独用功能，确实难以归还。经协商并得到刘靖基委员同意，房管部门向刘提供另处相仿的花园住宅作为调产处理，产权归刘并支付部分房屋差价。

　　政协委员还有不少是被抄去一些高档财物，如钢琴、相机、红木家具等，查找起来更加困难了。这些物品大多以所谓抄家物资在旧货商店售出，当时一些有眼光的市民经常到旧货商店淘“抄家物资”。所以一是难找到现物主，二是即使找到现物主，也很难追回物品。本市某专业单位，前前后后有20多人在旧货商店买了琴，但寻找时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退还。尽管如此，市政协还是尽心尽力，努力说明落实政策工作的重要性，争取得到相关当事人和单位的支持。吴志超委员希望能找回他收藏的一架名贵照相机，市政协经办人员从寻找出售这架相机的旧货店营业员开始，一路跟踪寻查，找到了当年购买此相机的一位海军干部，被告知相机已给海军政治部调用。市政协又函请海军政治部协查。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相机的下落。海军政治部对此事非常重视，派专人把相机从北京送到上海，物归原主。洪佐尧委员“文革”中被抄去一架三角钢琴，也是通过旧货商店渠道了解到是被浙江歌舞团购去的。市政协派人赶到杭州去做工作，终于在杭州市文化局和歌舞团的理解和支持下，使其完璧归赵。

　　从1983年到1987年的4年中，218名市政协委员落实政策问题全部得到解决。其中，平反冤假错案28件，修改政治结论16件，归还被迫所写的“交代材料”31件，归还财物文物270件，归还钢琴19架，补发被扣工资44起，解决株连子女家属问题8起，解决身边无子女、夫妻分居两地、历史老案等其它问题24件委员落实政策。数据摘自《上海人民政协志》（1949—1992年）第155页“逐人逐项检查落实”。58名在沪全国政协委员落实政策问题也全都得到解决。此外，还帮助解决20多名兄弟省市的全国政协委员和其他省市政协委员在上海清退私房和查抄财物的落实政策问题。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规模的落实政策工作基本结束，市政协继续以调研、视察等形式关注一些落实政策的遗留问题及违反政策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二、穿针引线，积极推进沪港合作交流

　　加强沪港两地的联系和合作，利用香港地区的资金、技术等资源，融入上海经济发展，是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发展的重要的途径之一。市政协充分发挥政协的渠道优势和政协委员的人脉优势，积极推进沪港两地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合作和交流。

　　（一）

　　市政协充分发挥政协组织“亦官亦民”的特点，通过组团访港，加强与港澳各界人士的联系合作。1979年3月，由市政协副主席张承宗为团长、市政协副主席刘靖基为副团长，部分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组成的上海工商界访问团到香港访问，这是“文革”结束后，上海第一个带有官方色彩的民间团体出访香港。代表团成员中，不少人在香港有亲朋好友，引起香港方面的重视和欢迎。访问团抵港时，来接的主要是访问团成员的至亲好友；离港时前来送行的除亲友外还有各界知名人士和当地官员，共计六七十人。在港期间，受到香港各行业巨头及各界知名人士的热情接待。他们中有号称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纺织业的查济民先生，香港《大公报》的费彝民先生，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汤秉达先生和副会长王宽诚先生及全体常务董事，香港地产、旅馆业的利铭泽先生，香港棉纺织业同业公会主委陈元钜先生和香港政府贸易局局长安子介先生及香港各界名流张光斗、唐翔千、刘浩清、郭正达、吴中一、简日林等。在港的上海市政协常委、工商界人士洪佐尧、董春芳等也参加了接待访问团的工作，远在澳大利亚的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副董事长荣鸿仁专程赶到香港看望访问团成员，并陪同参观访问。

　　访问团这次访港，一是通过探亲访友，宣传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香港各界虽然很赞同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但多少存在一些怀疑态度。访问团成员、市政协常委郭秀珍的弟弟曾于1978年4月从香港来沪看望她，虽然姐弟俩多年未见，也只能在宾馆会面。弟弟提出要到她家里去看看，被她一口拒绝。当时，政策还未完全落实，她心有余悸，讲话也吞吞吐吐，搞得弟弟很不高兴。这次，郭秀珍到香港，弟弟弟媳到机场迎接，很高兴地问她：“怎么能放你出来？”同时提出“能不能住到家中去？”第二天，她就去弟弟家住了，家里人都很高兴，“这才是真正回家了”。另一个访问团成员、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董事陈元钦“文革”中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关了5年，在香港的亲戚都以为他死了。这次看到访问团名单中有他的名字，简直不敢相信，他兄弟全家都到机场来接他。看到他童颜鹤发、精神矍铄，特别是听他详细讲了政治上得到平反，经济上全部补偿，房子问题也得到解决后，非常高兴，实实在在感到共产党的政策变了。访问团在港20天，先后与150多位香港有实力有地位的各界人士接触，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内地改革开放新气象。二是通过学习参观，了解到一些香港经济发展的情况。在访问中，参观考察了纺织、电子、电脑、玩具、食品、手表等十余个企业，两个住宅小区，一个在建工地。大家感到，香港企业技术管理确实比较先进，特别在金融科技方面发挥了地区中心功能作用。大家认为，沪港两地有许多天然联系，发展有很多的互补性。三是为促进两地活动牵线搭桥。虽然这次访问团没有洽谈和签订具体合作项目，但为今后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访问团广泛地了解了港地实业家们的合作愿望和合作方式，也听到不少对上海投资环境的看法。比如：合作手续繁多，“头多肩胛少”；不懂国际惯例，闭门造车，出门碰壁；政策不透明，靠领导讲话批示办事，缺乏法律保障等等许多中肯坦率的意见。

　　访问团这次访港，虽然没有以市政协名义，但大多数成员都是政协委员。这次访问形成了市政协对港工作的基本格局，为进一步加强与香港的联系沟通打下了基础。

　　1991年6月5日至14日，以市政协副主席毛经权为团长，市政协副主席吴增亮为副团长的市政协访问团一行7人，对香港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访问团中有上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经济、金融、外贸和教育界别的委员。这是首次以市政协名义组团出访香港，而且经过市政协十几年对港工作积累，形成了以香港地区政协委员为主体的各界人士联络网络，所以市政协访问团的到来格外令人瞩目。

　　6月的香港，已是盛夏，35度的高温，但这也不及香港各界人士对市政协访问团的热情。抵港第二天，在港的政协委员举行欢迎酒会，香港各界130多人出席，南源永芳集团公司董事长姚美良因事不能到场，特地在报上刊登了欢迎广告。毛经权在酒会上作主题发言，介绍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及浦东开发开放情况。并特别强调，我们是为友谊和合作而来。短短10天，访问团穿梭来往于港九之间，拜访了中华总商会、香港工业总会、香港总商会、沪港经济协会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中国旅行社，会晤了香港著名实业家，考察了香港证券交易所。结识新朋友、深交老朋友，宣传上海、宣传浦东开放。当时，适逢香港工业总会会长、立法局议员张鉴泉在电视台主持“中国的开放”系列报道。当访问团拜访他时，他一口答应，在主持的电视节目中并在他创办的《中港经济》上多介绍上海、多介绍浦东开发开放。市政协访问团这次访港，不但增进了沪港各界人士之间的相互了解，特别是吸引了香港各界对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更多的关注。香港知名实业家霍英东说，浦东开发，个个急切。香港著名电影制作人邵逸夫认为，上海振兴离不开浦东开发开放。安子介说希望政协朋友多来、多见面、多交谈。（二）

　　安排香港有影响的代表人士担任市政协委员，从而促进两地联系合作，是市政协做好港澳工作一个独特方式。1984年3月17日，市政协六届五次常委会会议经过协商，增选上海籍人士、上海侨民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石油公司总经理刘浩清为市政协委员，这是上海市政协首位港澳地区的市政协委员。1987年4月12日，市政协六届二十一次常委会会议决定，增选香港大伟行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总会会长王健伟、香港申新联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陆达全、香港美罗针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辉实、香港环球玩具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顾小坤、香港仪和有限公司顾问、顾氏有限公司董事长顾乾麟、香港杏范教育基金会副主席熊知行等为市政协委员。

　　随着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士参与上海经济社会活动和港澳地区委员的增加，1989年4月6日，市政协七届五次常委会会议决定，在市政协的组成界别中增加“港澳同胞”界别。除上述7名委员外，又增选了浙江第一银行总经理孔祥勉、香港费尔文霍士（远东）有限公司董事周明权、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港方副总经理唐仑千、香港合元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詹金源、香港裘锦秋英文书院校监、九龙妇女会主席裘锦兰等5名港澳地区的市政协委员。在以后的市政协常委会会议上，又陆续增选香港环球有限公司集团主席叶仲午、香港友宁纺织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周锡雨、香港陈占美有限公司集团有限公司主席陈占美、香港半岛针织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唐英年为市政协委员。迄至1992年市政协七届五次会议止，市政协共有港澳地区委员16位，其中刘浩清、陆达权、林辉实和顾乾麟先后当选为市政协常委会常务委员。

　　为使港澳地区委员全面了解上海各方面工作情况，在参加市政协一年一次的全体会议及其他会务活动的基础上，市政协还组织港澳地区政协委员来沪视察。

　　1988年11月10—13日，市政协组织港澳地区委员首次来沪视察。视察期间，委员们听取上海市政建设、科技、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的情况介绍，视察了上海飞机制造厂麦道工程、秦山核电站、中科院硅酸盐研究所、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上海电视台、铁路上海站、延安东路越江隧道和青浦福泉山古墓出土文物等，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诞辰122周年纪念活动。刘浩清委员将此安排概括为“看得多、应酬少、有收获、人舒服”。虽然三天视察日程安排紧凑，委员们比较疲倦，但在离沪前参加时任市委书记江泽民出席的座谈会时，委员们争先恐后畅所欲言，浓浓吴语中包含了对上海的深厚乡情，也不乏真知灼见、诤言良策。他们既为上海发展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城市面貌变新，投资环境改善”；但又为有些现象担忧：一忧“全民经商”，二忧“教育滑坡”，三忧“官风不正”，四忧“无法可依”。他们建议，要关心知识分子、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展外向型经济，搞好工贸结合等。江泽民很认真地倾听每一位港澳委员的发言，并称赞“旁观者清”，对一些具体问题当场表态支持解决。刘浩清、林辉实两位委员反映上海新客站缺乏行李服务员，而个体挑夫乱叫价又不安全。江泽民马上要求在场的市政府领导立即着手研究解决，并保证明年春天港澳委员来沪开会时不会碰到类似不愉快的事。最后，江泽民以谈心方式介绍上海发展的有关情况，与委员们互动交流了半个多小时。

　　市政协港澳地区委员首次回沪视察收到很好的效果，既为他们更好地履行政协委员职责提供了一个平台，又为他们融入上海发展畅通了一条渠道；还借助港澳地区“第三只眼睛”，来寻找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不足和差距。以后每年秋末，市政协都组织港澳委员回沪视察。视察内容有的是经济社会发展面上的，有的是专题性的。如浦东开发开放、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展第三产业等。每次视察完毕，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都会见来沪视察的港澳委员，介绍相关情况，并听取他们对上海各方面工作新的意见建议。

　　关心支持港资企业发展是市政协促进沪港合作、做好港澳工作的又一方式。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简称“联毛”）是由政协委员投资的上海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1981年上报合同、章程，同年8月完成初期工程，正式开工生产就迅速形成生产能力。但在企业经营上存在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出现了亏损和外汇收支不平衡的现象。1982年9月，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和专家到“联毛”调研，帮助“会诊”，分析原因。委员们认为“联毛”开办以来，成效是明显的，“联毛”产品已在本市形成了品牌。出现亏损等现象主要是因为原计划出口的产品受国际不景气和配额限制的影响，外销渠道一时难以打开，生产规模被迫压缩所致。委员们感到“联毛”是上海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办好这个企业，对于上海积累合资合作经营的经验，对吸收更多的港资来沪投资都有积极的意义，一定要想方设法帮助“联毛”克服遇到的困难。市政协于11月邀请了市进出口办、市经委、市计委等相关部门座谈，共同商讨解决办法。各部门形成共识，要采取必要措施，新事新办，帮助“联毛”走出困境。之后，市政协继续跟踪、关心“联毛”的发展，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又两次去“联毛”调研，了解其生产经营和所遇到的问题，及时帮助向有关部门反映，协调解决。在市政协、政协委员的关心支持和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联毛”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和设备，开发新产品，打开国内外销售渠道，一年后就扭亏为盈，1983年盈利400万，1984年上半年纯利润300多万，还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的毛纺厂开展技术合作，促进了当地毛纺工业的发展。市政协关心港资企业的发展，在港澳委员及当地商界中反响很好。

　　通过市政协的纽带，港澳委员在促进沪港合作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沪上首家沪港合资企业、上海闵行经济开发区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浦东新区第一家港资企业都是政协委员出资的。其他港澳委员大多在沪有投资或合伙办的企业和项目。至1992年底，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有70%的引进项目，60%的投资来自海外华人、华侨和台港澳同胞。其中，经各级组织和政协委员直接参与或牵线搭桥而成功的项目和资金占30%。港澳委员还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1983年刘浩清委员先后向其母校——上海宝山顾村中学捐建图书馆、教学大楼和职业培训中心各一幢，1992年刘浩清委员及夫人孔爱菊又捐赠了400万港元，在沪创办了首家培养大专学历护士的上海商务护理培训中心。1983—1985年，熊知行委员在其家乡青浦捐建青杏图书馆一座。1984—1985年，陈占美委员捐赠100万港元在其家乡浦东文登路陈家宅修建图书馆一座。1986年顾乾麟委员在沪捐资建立叔苹奖学金，至1992年底，有1600多人次学生获此奖学金助学。1992年，林辉实委员为上海中学捐建图书馆一座。

　　三、出谋献策，积极推进浦东开发开放

　　浦东的开发开放，有力地推动了上海走上改造振兴的道路。上海在改革中崛起，在开放中前进。三个“三年大变样”，经济连续十几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而浦东的开发开放，从设想建议、制订方案到实施推动，都凝聚着政协委员的智慧和心血。

　　（一）

　　1978年11月14日和30日，市政协两次召开上海城市建设专题座谈会，研讨上海近期和长期的城市建设规划，市政协委员和有关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严佑民出席并参加了座谈讨论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苏振华、第二书记倪志福、第三书记彭冲，书记严佑民等。。会上，市政协委员、吴泾化工厂副总工程师孙增在建议，上海的发展必须开发浦东。一些著名的国际城市如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德国波恩，都是利用河流两岸带动整个城市的发展。而上海，黄浦江一边是繁荣的外滩，一边却还是一派“田园风光”；黄浦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加快隧道建设，完全可以把浦东浦西连成一片。市政协委员、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陈植认为，上海要发展，必须先开发浦东，再带动改造老市区。俩人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大家热烈地展开了讨论。有的建议，要鼓励人口向浦东分散，向外围发展；有的说，发展城市交通是关键。有的对怎么开发也提出一些具体建议：浦东开发要高标准，不搞高层建筑不行，要搞几幢超高层楼房。虽然大家议论纷纷，但基本形成一个共识，上海城市建设、浦东开发开放要有总体规划，没有规划会形成很大的浪费；就事论事，会给后人留下麻烦。严佑民在会上总结说，开发浦东，建设浦东，在浦东建一个新外滩，两岸遥相呼应，这些建议很好，我也赞成。今天会议是个开头，这么大的事情，我们要想得深一些，想得远一些，从实际出发，拿出一个长期的总体规划。

　　1980年3月，市计委副主任韦明到市政协介绍了上海远景规划的编制情况。3月20日、4月4日，市政协两次召开研讨会，讨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问题。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陈锦华参加会议，与委员共商上海发展大计。委员们认为，上海的长远发展主要解决两个问题：老市区如何改造，新市区怎么扩建。对老市区的改造，大家意见比较一致，主要是疏散人口，加快住宅建设，完善市政公用设施。而对新市区的扩建，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是扩展式——从老市区边缘延伸，还是摊大饼、改造卫星城镇？委员们意见不一。大多数委员认为上海长远发展扩展式的“东进”是最有利最合理的选择。位置优势：紧挨市区，与市中心区隔江相望，易于按现代化城市的要求来建设。地理优势：沿江沿海，上海要发展外向型经济，离不开港口设施，而浦东便于发展航运业。基础优势：浦东原有的城区部分，发展有基础，也有不少企业，可以建成经济特区，对外商投资有吸引力。浦西与浦东之间可以造大桥、修隧道，交通一方便，自然而然能引导人口流入，以改善浦西人口过于拥挤的现状。委员们还建议，以浦东开发为契机，联动整体发展，从浦东建设高速公路，直通金山，形成杭州湾、嘉定、宝山上海城市大外环。即使建卫星城镇也不能再搞单一性的工业单元，要办成综合性的社会单元。

　　1981年4月，市政协举行五届五次会议，开发浦东又成了委员们关注的热点话题。陆子芬、俞颖生、李立侠、姜庆湘、殷体扬等10多名委员，分别单独和联名提出了三件提案：《积极准备开发和建立浦东新区，使之成为国际城市楷模》、《引进外资建设浦东发展上海经济》、《筹设开发浦东的建设和规划机构》。在这些提案中，不但提出尽早尽快开发浦东的意见，而且对如何开发浦东也提出了一些可操作的建议。如：在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上，提出要建隧道、造大桥，扩建水陆码头，修建道路干线，开辟商业网点，增添文教卫生设施等；在引进外资上，提出投资原则要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以外资经营为主，必要时也可以合资经营，同时规定经营年限，期满即可收回等；在浦东新区规划和机构上，提出要在浦东地区作出整体规划，第一步先设置浦东新区，第二步合并一部分郊区，并统一使用和管理浦东地区土地，使用者要付出土地使用费或地价费，以及设立浦东开发总公司等。

　　在包括政协委员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建言和推动下，开发开放浦东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并被市委市政府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步伐也越来越快。1984年市委市政府在上报中央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中，首次正式提出开发浦东。1985年2月，国务院在批复中同意并指出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1986年10月国务院在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时又一次指出，要使浦东成为现代化的新区。1990年2月市委市政府向中央上报《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报告。同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正式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

　　（二）

　　随着开发浦东前期工作的启动，1990年初，市政协组织政协委员中有关城市建设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浦东开发总体方案的专题研讨，前后历时10个月。无论是实地勘察、现场论证，还是专题讨论，政协委员都积极参与，从规划方案的制定到总体规划的初步形成，委员们都积极献计献策。特别对规划的总体指导思想和基础设施中的重大项目及问题，委员们都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如：浦东新区规划起点要高，要立足于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新区；外高桥保税区要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规划密度要留有充分余地，并要有向海滨延伸的空间和准备；金桥加工区的发展要重视合理布局，压缩非工业用地；要处理好中心骨干道路的功能，安排好快速车道与内环线的衔接；东西主轴线的功能、作用、轴线方向，以及轴线的长短等，要仔细研究，审慎决策；要抓紧确定浦东机场定点；要认真论证迪斯尼乐园项目的利弊。委员们在为浦东规划献计献策的同时，还十分关注国内其他类似园区的进展情况。市政协组织考察了福州、厦门等地一些重点工程开发建设情况，借鉴兄弟省市的经验，委员们建议：要抓紧有利时机，使浦东开发尽快启动，开发初期要积极争取外资，还要重视内资和老企业合资的“嫁接”，抓紧开发第三产业；要特别重视项目的储备，以提高引进外资的成功率。

　　1990年11月，市政协组织港澳地区政协委员回沪视察，为浦东开发建言献策。港澳委员看到浦东建设工地气势恢宏，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感到非常高兴，并对此充满信心。陆达权委员打响头炮，在金桥出口加工区办起了独资的“德孚制衣厂”。他们还积极为浦东开发献良策：鉴于港澳地区爱好投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习惯，建议上海在港澳设个浦东窗口，让港澳了解浦东、熟悉浦东。浦东整体开发要审时度势，优惠条件不要竞相效尤、互相攀比。引进技术要加紧消化吸收，不能老跟在人家后面走。

　　浦东开发全面拉开后，广大政协委员非常关注。从1991年到1992年两年间，市政协组织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视察，有力地推动了浦东开发的进程。

　　1991年12月24至26日，市政协组织了156名委员和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专题视察浦东开发开放进展情况。视察组听取浦东新区领导对近期开发开放情况的介绍后，又分若干小组在新区进行各个专题的视察和专题座谈，最终汇总委员们的意见形成了《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视察报告》，报送市委市政府领导。《报告》认为，浦东开发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在不断推进深化的过程中，会遇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积极应对。《报告》建议：浦东开发的资金等，要广开门路。鉴于目前大量台商资金正在找出路的情况，可积极争取中央支持，率先成立台资银行。批租地价要合理，征地、动迁等方面的费用也要合理，尽力降低开发成本，不能单一以开发成本决定批租地价，还要考虑国际市场特别是东南亚地价的因素。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批租地价即使低于开发成本，也是可以考虑的。吸引人才要立足于国内、立足于上海。要注意培养中级人才，培养涉外经济人才。要保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硬件再好，软件上不去，投资者也不会感兴趣。浦东新区管理体制要提上议事日程，尽早结束分属南市、黄浦、杨浦三区和川沙、上海两县的“三区二县状况”。浦东是建设21世纪新城区，主要干道可考虑“三来三往”或“四来四往”，应预留道路用地。空港、海港建设对浦东开发开放及上海的发展至关重要，应尽早决策。

　　浦东开发初期，所在地的乡镇积极性很高，竞相招商引资，投入项目，特别是原来以农业为主的川沙县、上海县，土地用量猛增，针对这一情况，1992年9月下旬，市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对浦东地区的川沙县和上海县三林乡1992年的土地使用情况作了专题视察。通过调研，委员们认为，川沙县和上海县三林乡土地投入的规模很大、建设很快，形成一定声势，促进了浦东的开发开放，总的趋势是好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是土地使用总量超标。1992年1—8月，川沙县共征用土地30538亩，是市下达500亩征地指标的61倍；二是项目结构不合理。发展外向型经济、高科技产业和金融、贸易、信息等第三产业，是浦东新区用地结构和产业布局的总体需求，也应是土地使用的总体方向。而当年实际征地投入二产的达18870亩，投入三产的仅3305亩，结构比例6比1。三是吸纳资金不均衡。土地投入“三资”企业991亩，吸纳资金1.5亿美元；土地投入外省市项目1142亩，吸纳资金15亿人民币；土地投入本市及当地项目24611亩，吸纳资金80亿人民币。土地数据摘自1992年11月13日《联合时报》第一版“应对浦东土地征用实行宏观调控”。另外，土地使用投入中城市基础建设项目极少，严重滞留，一旦项目投入使用，将会遇到突出的公建配套的困难和矛盾。委员们建议：要加强对土地使用的宏观调控，既要“放”，又要“收”，尽快制订土地开发总体规划和年度供地计划，并以此为目标，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对地产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土地总需求和总供给进行调节。要强化规划管理，制订规划管理的制约条款和操作程序，对违反规划的建设，要有切实有效的处罚方法。要培养和完善土地这个要素市场。鉴于目前存在的土地征用和土地批租两种形式并存的实际情况，应增大土地批租的比重。建立国有土地发展公司，对土地一级市场垄断经营，对二三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为了推进浦东新区功能区的开发，1992年12月中旬，市政协组织委员视察浦东新区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和外高桥保税区的开发情况。委员们分别听取了浦东新区有关领导的情况介绍，并实地察看了一些在建的和已投入使用的项目。通过视察，委员们看到浦东开发开放两年多来，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南浦大桥、浦东煤气厂二期工程、杨高路拓宽工程、江海路工程已投入使用。在建的杨浦大桥、外高桥港口、外高桥电厂、合流污水工程、内环线浦东段和龙阳路、罗山路立交桥等重大工程均已全面展开，大部分工程进度已超过计划安排。陆家嘴、金桥、外高桥等功能区开发已全面启动，金桥出口加工区已有贝尔公司、信谊制药公司、罗斯蒙特公司、夏普公司、国际油漆公司等一批海内外著名的集团和公司正式签约进区；外高桥保税区已有250家企业落户，118家企业正式开业。委员们用“快、新、高”赞叹浦东开发的快速度、高效率和新面目，感到耳目一新，让人兴奋。委员们对继续加快促进浦东开发开放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浦东开发办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浦东发展态势，要尽快理顺，成立浦东新区政府，改变“三区二县”的格局，陆家嘴核心地区与外滩隔江相望，既是浦东新区标志性地块，也是新上海新面目的象征，全市人民都很关注，建议陆家嘴地区规划可以让全市人民讨论，提交市人大、市政协审议协商。辟建浦东中轴线要实事求是，既要为将来发展留有余地，又要考虑沿途拆迁成本。新区建设百年大计，要把施工质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从严要求，从严把关；要注意建筑风格，既要有“没见过，5年10年不落后”的建筑风格，又要有与之配套的整体布局。要妥善安置好动迁居民，特别是陆家嘴地区，首批动迁1.51平方千米，人口密度大，要有一定的房源保证。

　　政协委员在视察调研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得到市委市政府及浦东新区有关领导的重视，一些警示性意见得到有关方面注意，一些操作性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