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反右到底是阴谋还是阳谋？我在1987年1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陆铿先生的采访中讲到：我认为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只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象，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最近，读《戚本禹回忆录》，其中讲到若干情况，印证了我上面的观点。
戚本禹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按照戚本禹的说法，毛的原始讲话“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有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戚本禹还说：毛主席的《正处》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在回忆录里，戚本禹还提到江青说的话。戚本禹写道：“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岛召开会议，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后来江青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把它消灭，还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到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的贡献是很大的，自那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
戚本禹讲的这些情况可靠不可靠？去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座谈纪要，题目是“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参加座谈的是戚本禹当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共过事的几位老人：逄先知、吕澄、沈栋年、王象乾，李公绰因体弱未能与会，通过电话表达了意见。在这篇座谈纪要里，逄先知等对戚本禹的某些叙述进行了反驳，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段话，实际上是证实了戚本禹的说法。
座谈纪要说：“《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时隔近四个月。自始至终是毛主席在亲自动手修改，并广泛征求党内意见，历时55天，共改13稿。这中间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以为时机已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毛主席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对《正处》的修改上面。修改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关于评判政治思想战线上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就是毛主席修改《正处》讲话过程中，于5月25日亲笔加上去的，这是在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表之后第十天，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当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请田于今午打清样校正一下。'毛主席所说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条政治标准'。至于修改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强调的。征求意见的范围也是他亲自定的，包括：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在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0余人），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由此可见，逄先知等人也承认，在《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这四个月中间，毛泽东的思想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正式发表的文本中，关于强调阶级斗争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以及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等论述，确实都是原始讲话里本来没有，后来正式发表时加进去的，而这些论述确实“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这也就证明，戚本禹的相关叙述是可靠的。
由此可见，反右运动确实不是阳谋，因为在《正处》的讲话里，毛泽东确实讲得很开明，并没有讲到要搞阶级斗争要搞反右派运动；另外，反右也确实不是阴谋，因为起初毛泽东讲得那么开明，并不是为了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从整风到反右，是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前后不一；是毛泽东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戚本禹把毛的转变过多地归因于党内高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的压力，而逄先知等人则强调毛的变化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我以为后者更接近实情；这一点也可以从李志绥回忆录得到佐证。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写道，在19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后来毛还对李志绥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毛这句话等于是承认自己先前的估计有误。这对于我们弄清楚毛发动整风和反右的动机，应该也是一条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