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六十一名年已古稀的老右于三月五日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致信公开要求：开放言禁，彻底平反五十年前反右冤案，赔偿受害人经済损失。已半月有余，但当局至今未作任何回答，也可能不回答了。但参加签名的人却与日俱增，目前已超过六百多人，平均日增长三十多人。按此数量推算到六月八日，也就是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五十年前秉承毛泽东意志，发表臭名昭著的、公开宣布“言者有罪”的、所谓《这是为什么？》社论那天，可能逾千逾万人次。这说明人心不可侮，历史不可违，天理不可灭，只要中国人民还有嘴巴，反右就不会被尘封，被遗忘，因为那一场灾难于中国知识分子太刻骨铭心了！
众所周知，自那以后社会文明至少倒退了两千年，再次回到指鹿为马的秦始皇时代。毛泽东开启的扑杀知识分子的反右斗争，不仅颠倒了是非、黑白、美丑，也把人的一切最卑劣、最无耻、最邪恶、最残忍、最下流、最暴虐、最冷酷、最丑陋的灵魂调动起来，并贯以全新的、生动的、美妙的革命词藻，让一些人肆无忌惮地大胆作恶。卖友求荣成了“追求进步”，落井下石成了“站稳立场”，捏造陷害成了“靠拢组织”，告密检举成了“追求进步”，一切被亵渎，一切被颠倒，人世间再没有宽容、怜恤、同情、仁慈，自此中囯中进入了一个野蛮愚蠢的社会，此后才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荒唐残暴的历史。
“反右斗争”是当今中国的万恶之源，百罪之首，不彻底平反无法消除积怨，社会根本无和谐可言，同时也是检验胡温体制所标榜的“以人为本”的试金石。胡平在《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中指出：“······从现代法理上讲，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由国家实施的犯罪，由国家有组织诬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直至非法拘禁，滥用刑罚等等。‘改正’反右运动，首先就必须涉及国家罪错问题。”正因为这场运动是“国家实施的犯罪，由国家有组织诬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中共后继者没有任何理由不向受害人道歉和赔偿经济损失，否则天理不容！
我是这次六十一名签名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特去拜望了前辈于友先生。他今年已整整九十二岁，不但是老报人，而且是老革命、老共产党员，一说到此事，他深有感慨地说：右派都是知识分子，国家民族的精英，整得太惨了。说着，立即地在公开信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于老是浙江湖州人，1935年就在《立报》当练习生，1938年参加国际新闻社任战地记者，1941年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记者，后转任美国新闻处翻译，解放后任《光明日报》国际部主任。通过交谈才得知，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他主管国际新闻与反右无关，因而未向党建言，故逃脱此劫。没有想到1959年“反右倾”，却作为漏网大右派被揪了出来。由因彭德怀有条罪状是“同情支持民主自由思想”。他说，中共主流思想自来不承认“民主自由”。他是搞国际新闻的，又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过，自然有民主自由思想，当然就成了右派。于是开除党籍，削减工资，送到东北去监督劳动。不过在众多右派中，他是受罪不多吃苦最少的人。在安达市当工人时行政级别还十三级，比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工资还高，群众戏称他是“高干右派”。他说，对知识分子来说待遇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人格和尊严。他一家六口挤在一间不足八平米的住室里，“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批判被斗争、戴手铐关监狱，五味俱全，日子很不好过，所以难忘反右灾难。
他认为邓小平搞的“右派改正”，实际不是改正右派，是改正政策。我们本来就不是右派，硬要把我们打成右派，有什么办法？但这个政策改正不彻底，没有彻底改完还留了几个样板，更没有给受害人赔礼道歉和赔偿经济损失。他说，我同意先赔偿那些至今生活还很困难的难友。像我就不需要赔偿了，但我要的是言论自由，写的东西有地方发表出版。可是现在不仅章怡和的书被封杀，连老共产党员袁鹰的书也被封杀。这就不对了，仍在搞“文化专政”“出版专政”，不合乎胡锦涛总书记“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看来一些人思想还很左，想走回头路。这条路不仅走不通，也不得人心。
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右斗争的实质就是反民主自由，只要有民主自由思想的人都会是右派”。现在共产党的政策不再搞阶级斗争了，也在提倡民主了，但民主的前提是监督，现在谁敢监督共产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世界上最和谐的国家是挪威、瑞典、瑞士，它们一切政策公开，官员受老百姓监督，工人农民的收入与为政者悬殊不大。他还说，社会主义不应是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就是独裁统治。既然是社会主义，就应该是马克思说的民主社会主义，不但要开放言禁，还要开放党禁，老百姓才有地方说话。过去胡耀邦总书记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做了很好的德政。
他一再说，反右斗争受到最大伤害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创造力，生命力，所以长期来我们国家不能创新。为此，中央要尊重知识分子，让知识分子有话能说，有书能出，不要再禁这禁那了，一定要走民主自由的建国之路，消除积怨，根治贪污，关心民生。
老人的话诚恳真实，动天动地，代表了我们一代受辱受凌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