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六
素与周扬不和的胡风领会错了袁文的意思，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断，认为这是从根本上瓦解“周扬宗派统治”的绝好时机，他以为“压制新生力量”的指责，是他送上去的《三十万言书》起了作用，于是借批判《文艺报》的机会，为自己这一派的青年作家路翎、阿垅等人的受排挤、受压制、受批判而呼冤叫屈，在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时，有意“扩大缺口”，全面攻击周扬所执行的文艺路线，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周扬身后的毛。
就在毛急于点个大炮仗大开杀戒时，胡风及时地呈上了导火索，5月9日晚，周扬把胡风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整理的《关于胡风小集团的材料》清样一起呈送毛。于是他急不可待地抓住这个时机，掀起了一场反胡风斗争，将其从“反党小集团”渐次上升到“反革命小集团”。他依自己既定的阶级斗争的逻辑与意识形态就臆想、炮制出了一个后来他所描述的“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的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和以往的运动一样，被置于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刀俎宰割，需要什么罪名就可给你捏造什么罪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在这个案件中，很多令我们尊敬的名人、大师都扮演了丑陋的、落井下石者的角色，他们的推波助澜，使得胡风及其一干人的命运雪上加霜。那是一个典型的互害的时代，今日的迫害者，明日又成为被迫害者。他们的表演生动地揭示了人性在权力面前的懦弱，在名利面前的卑鄙，在情谊面前的虚伪。
戏剧家夏衍（胡风20多年的老朋友，一夜之间反目）：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一个伟大的胜利。
冯雪峰（第一个建议法律处理胡风的人，随后也被划入胡风集团）：胡风曾经挑拨鲁迅和茅盾的关系，这就是他反革命的证据。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吴伯萧：反革命分子胡风，走也好，滚也好，割下头颅抛掷也好，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了，我们必须彻底清查这个反动集团的底细。
老舍发文《看透了胡风的心》：原来他是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
丁玲发文《敌人在哪里？》：敌人在哪里？敌人就在自己的眼面前，就在自己的队伍中，就在左右，就在身边，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冰心发文《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我看了这些话使我的心眼突然雪亮了，他是在和我们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啊！现在不容许胡风装死了，我们要把他从我们的队伍里清理出去，清理出去。
巴金发文《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胡风集团已经不是小集团，而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集团了，他们一直戴着藏刀的面具干那些不见伤的阴谋勾当。
曹禺发文《胡风，你的主子是谁？》：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胡风这样的恶人！这样狠毒，这样阴险，这样奸诈，这样鬼祟，这样见不得阳光，人坏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是今古奇观！
赵丹发文《我的愤怒已达极点》；翦伯赞发文《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画家丰子恺发文《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豫剧艺术家常香玉发文《坚决镇压胡风》；音乐家马思聪发文《胡风——蛀墙角的白蚁》；··················（见《胡风很惨，落井下石的人也很惨！》，孙盛起， 载《云堂说》2017-11-13）
1955年5月，胡风遭到逮捕，1965年，在被关押了10年之后，胡风终于等来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的判决书。1970年胡风被四川革委会加判为无期徒刑，并且不准上诉。1978年，累积坐牢23年之久的胡风终于被释放出狱。1988年，在老先生逝世3年之后，一纸彻底平反的通知才送到他的坟头。
“据1980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复查报告》，清查胡风分子运动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就这样，胡风事件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掌控下，由思想、文化、文艺的论争，演变成一个肃清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以思想批判为起端，以逮捕入狱为结束。这其实也是毛泽东惯用的做法：当年延安整风就是从整顿思想作风，发展为到处抓特务的抢救运动，毛泽东不过是将他的“延安经验”推广到了全国。
以后，毛泽东要做的，就是如何扩大战果。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关于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指示，由中央到底层，由地方到军队，等等。后来公安部长罗瑞卿报告，全国肃反运动中被审查的干部达1800余万人，查出16万反革命，9000余嫌疑分子。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是冤案，可谓后患无穷。”（见《毛泽东与胡风事件》，钱理群 2013年第4期《炎黄春秋》杂志）
经过四九年后数次大规模血腥镇压和肉体消灭，以及随后对知识分子这些批判和的整风，特别是反胡风运动后，万马齐愔，举国上下没了杂音。毛虽不相信已让他们心服口服地匍匐在自己的脚下，但刚愎自用的他却霸道地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断了脊梁骨，没人再敢和自己、和共产党公开叫板了。于是毛开始酝酿一个规模宏大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升级版，并在五七年初付诸实施。毛一方面也想借助国际局势，整顿一下他越来越难以掌控的内部官僚体系，同时，他对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赫鲁晓夫深恶痛绝。于是1957年4月27 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七
至今还有人为“反右”辩护，说什么“中国共产党本来是诚心诚意地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真心听取他们对我们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但不料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抛出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张金才，《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相关问题辨析》，原载《还原历史的本原》，2015-12-18）。
其实毛绝不是“诚心诚意地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真心听取他们对我们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而是用流氓手段，包藏祸心地要借整风将“风头”指向对手。尤其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报告公布后，唯恐斯大林的悲剧在他身上重演，日后遭鞭尸，他日思夜想地盘算着如何挖掉“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借“人民”的口整翻那些掌握着党政大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与自己渐行渐远的对手，进而达到一统江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成为当今的秦始皇。
不期，以“章罗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虽是具有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的大知识分子，却书生气十足，不懂行情，以为共产党真想听意见、听批评，把“共同纲领”和宪法真当一回事，以为自己真有监督和批评执政党的权力和义务、可以和共产党平起平坐。他们针对毛建立的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提出批评，并提出多党制架构的设计。他们忘了四九年以后共产党的一系列运动都是以改造、镇压为其目的，忘了刚刚过去的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罹难者的下场，天真地以为自己在内战时，站在共产党一边反蒋有功，在“人民共和国”里有自己的“干股”，自然有本钱臧否时政，有义务批评政府的作为。他们竟然以为可以像在民国时期，肆无忌惮地批评国民党一样来批评包括毛在内的共产党，于是就大胆地摸起了老虎的屁股。
另有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各地新闻出版界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最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积累的大量的严峻问题，他们直接给毛和中央写信，喊出人民的疾苦，批评党的干部的特权。以林希翎和北大519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他们受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激烈地提出民主和自由的要求。以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钟惦棐、肖军为代表的文艺界领导和著名文艺家，他们的知名度高，就党对文艺的领导，对文艺作品的封杀和党内宗派主义提出批评。还有一些教育界、科技界著名教授、科学家，他们学贯中西，就教育、科学和经济建设违反常识、违反规律，一切照搬苏联的经验，向苏一边倒的政策提出意见。（见高瑜：《中共反右运动消灭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阿波罗新闻网 2007-09-16 讯）
于是毛煞费心思策划的运动，并没有将整风的“风头”仅引向对手，却将以他为首的整个共产党和独裁政府卷进了风口，将他们见不得人和拿不上桌面的腌臜翻到了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掀了个底朝天。什么“联合政府”、什么“共和国”、什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统统不过是粉饰和幌子，专制、独裁才是真面目，他们的专制、独裁，比之他们之前讨伐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蒋政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皇帝的新衣被扒了个精光。他们就是一伙骗子，他们在抗战后期和内战时期所鼓吹的“民主、自由、新中国”完全是骗局，他们从来就没有准备实行过。
毛盘算的如延安整风中对自己的赞美和感恩更是没有得到，而是从头到脚被泼了一身污水臭不可闻，情何以堪。毛要复制延安整风的战略部署被彻底打破而乱了阵脚，从不做亏本买卖的毛于是恼羞成怒，龙颜大怒，不顾此前伪善地宣传“中国共产党本来是诚心诚意地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真心听取他们对我们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露出杀气腾腾的狰狞面目。此时他也不得不暂时放弃整治党内对手的初衷，立即调整部署，将差一点被他下了黑手的对手和喽啰们又撮合在一起，立即把整风转入反右，大揪右派分子。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举国展开反右。毛任命邓小平为反右小组领导者，把几个人的公开提议扩大到了几千人，几万人的反动问题，扩大到了几百万人的问题，牵连了几千万人。
八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随后展开。六月，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到一九五八年夏季基本结束。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3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实，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受害者还不止上面所说的461万多人。据李锐老先生的《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发表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上）一文披露，“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 ‘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
当时划右派317万多人，全被送去劳动改造，有的还被关进监狱。其中有的死在农场、有的死在监狱。有的被枪毙、有的自杀、有的病死、有的饿死。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一些劳教农场，如黑龙江北大荒的劳教农场，甘肃酒泉夹边沟的劳教农场等等。数百万人不经任何司法程序，而由一个政党的各级组织直接将他们送到劳改营、关进监狱，这是赤裸裸地践踏司法，践踏宪法。五百多万右派，按每家平均五人计算，近三千万人被株连、迫害。每个右派按四个社会关系来算，近一亿人被牵连、影响。
反右运动之所以被广泛株连扩大首先归咎于原本要被肃整的各级官僚，他们也乐得把原本反对官僚宗派的整风转移到其他方向上去，利用反右把水搅浑。因为不搞反右就要继续整风反官僚了，所以大小官僚积极反右，尽量把反右扩大化。对于那些在反右运动中没有发表什么右派言论的人，就去翻他们延安时的旧账。毛对于扩大化的原因自是心知肚明，虽被搅了局，坏了他的“醉翁之意”，囿于他对知识分子固有的猜忌和仇视，也就随坡下驴，听之任。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反右过程中很多所谓的精英们跳出来互害。本来就没有什么右派，结果很多人为了表忠心保自己，划清界限求进步，纷纷跳出来相互揭发，积极批判曾经的同事和朋友，家属及亲属。有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比当政者还要积极反右，比如沈钧儒，胡愈之，史良（七君之一），胡子婴等在反右中高举反右大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成为反右急先锋。许广平在全国妇代会上揭露“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活动”。而丁玲在被打成右派之前，还跟艾青等人商量着如何去批判文艺界另外一些后来明显比他们问题小很多的右派；当然这里也少不了老舍，茅盾，曹禺，巴金等人对丁玲等右派分子痛打落水狗式的批判。反右运动中，吴晗，梁思成等人也积极加入了批判右派分子的队伍。翻译家傅雷分别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三篇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但是在反右补课中，批判右派的傅雷也被打成了右派。（见蒋祖权《反右前后》，《华夏文摘》2017年1月13日）
为了推翻蒋介石政权，毛和共产党曾经不惜利用欺骗的手段，拉拢所有反蒋的党派和团体，向全中国人郑重承诺要建立一个包括各阶级阶层在内的“联合政府”和“人民共和国”。在四九年建政时，假惺惺地在各级政府中给这些党派、团体一些“副主席”、“副部长”之类的虚职，以作为花瓶，并在他们的国旗上以“五个星”表示确有其事。当他们觉得政权已经稳定、再也不需要这些人来充当门面，更觉得这些人对他们的独裁碍手碍脚，尤其是这些人竟敢乘整风之际揭露他们的丑恶时，就不惜背信弃义，撕毁协议，忘了“国旗”上还没有被抹去的那几颗“星”，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们痛下杀手，将他们赶出权力机关，连“花瓶”也不得做，实行赤裸裸的极权独裁，这算是整风运动突然转向“反右运动”后的一个副产物吧。毛布下的陷阱还没捕到虎狼，却有一群兔子、绵羊先掉了进去。虽强差人意，没能如愿整垮对手，却不得不提前清理他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的“隐患”，大概就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毛当时的遗憾心情大概可和当年设计欲擒司马懿却仅得张郃的诸葛亮有一比， “吾今日围猎，欲射一马（司马懿），误中一獐（张郃）”。
草莽出身的毛，年轻时因位卑学浅曾饱受文士们的轻慢和不屑，据说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时，因工作不认真不仅被馆长李大钊、上司张申府多次训斥，还曾被当时的学生、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北大、台大原校长傅斯年当众打了一记耳光，骨子里有一种憎恨、仇视那些社会精英文士的心结。和历史上那些登上大宝的草莽们一样，虽被山呼万岁，但卑贱的出身毕竟底气不足，自卑导致人格扭曲而极不自信，因而时有大权旁落、被人架空的恐惶，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手下会“黄袍加身”，于是不惜丧心病狂地诛杀、清洗功臣、僚属，焚书坑儒，实行专制的愚民政策。中国的历史上，最令人扼腕的事情莫过于高智商的精英人才被屠戮，精英是文明的主要载体，所以精英的被屠戮等同于文明的被摧残。
被毛肃整的所谓“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都是当时和未来中国的精英人物，摧毁他们，就是摧毁中国。从此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中共内部和各行各业开始逆向选择，正所谓“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徒具有学历的标签，而丧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会的功能
毛五八年曾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杀气腾腾地狂言：“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历次运动坑了岂止四万六千个儒，仅一个“反右”就有五百万人被“坑”，虽然他们中多数没有被“斩立决”坑杀，却也历经几十年的非人折磨，生不如死，比“坑”了的那些人经受了更多的苦难。
九
仔细研读那些被邓小平认为是“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不予平反的那不足百人当时所谓的“右派”言论，公正、客观地说，他们不过是根据四九年组建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在实施他们对执政党监督和批评的权力和义务，在运用宪法赋予他们的言论自由。他们的意见大部分是理性的、温和的和建设性的，少数人虽言辞激烈，也是逆耳的忠言，即便过火、失真，却也不过是恨铁不成钢的进谏。他们的因言获罪是共产党对“共同纲领”和宪法的无耻践踏和背叛。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中国的宪法早就沦落为权贵者的擦鞋布。讽刺的是文革中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助纣为虐、践踏宪法把无辜的人们置于死地，在他死到临头时，竟也会想起用他本人也曾玩弄过的宪法来要求保证自己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可惜太晚了。正如高华《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一书结尾所述，“1966 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 ——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 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于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太晚， 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如果共产党能像他们在整风前所宣传的那样，虚心地听取这些“右派”们铮铮的肺腑之言，切实地采纳他们这些利国利民的良策，认真地整改自己的不良作风和施政中的偏颇、失误，何以会出现随后祸国殃民的“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和将整个国家、民族推向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何以会出现蔓延至今、危及国祚、已无法遏制的腐败。
邓小平复出后，为了笼络人心为“右派”冤案平反，因着他本人就是当年反右的急先锋和毛反右运动的大总管，双手沾满了“右派”的血，背着牛头死不认赃，无耻地坚持说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而已。又公布新的资料，说1957—58年仅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 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其实即便按五十万算，其扩大化也高达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邓小平虽在二十年后打开地狱的大门，给蒙冤二十年、尚未被迫害致死的右派平反，让这些身心俱遭摧残的受难者能有一个正常的晚年，有其功德和积极作用，终因其局限性竟顽固地拒不认错，还要为“反右”盖上一块遮羞布，世上竟会有如此卑鄙无耻的流氓政客。
对这件涉及几百万人、跨越二十多年，空前绝后、震惊世界的骇人听闻大冤案，没有人出来谢罪、没有主谋和帮凶承担责任，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扩大化”了。邓小平还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在受害者面前，党天下的舆论机器以此又大肆鼓吹、歌颂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当年打右派英明，现在平反右派也伟大，要当年的受难者感激邓爷的大恩大德。
一些惨遭二十多年迫害的幸存者，他们忘了所受的苦难，竟然对其感激涕零。像朱镕基、王蒙、曲啸这样的，为了那顶乌纱、为了功名利禄，他们可以表示“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这些还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至于他们内心里究竟怎样想，就不得而知了。就像那些风尘女子，她们表面上也很享受她们的生活，可她们复杂的内心世界外人就不可知了，她们真的很享受吗？
令人无法理解、甚至哭笑不得的是一些被迫害了几十年已奄奄一息的幸存者，被各级组织招来，谈对平反的认识和体会，显然这是要他们加入到山呼“皇恩浩荡”的队伍里，要他们感激党和邓大人给了第二次生命。讽刺的是他们父母给的第一次生命，在二十年前就是被他们蹂躏的七零八落，几乎已被夺去。在中国不仅没有说真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假话的自由。这些被极权整得七死八活的受害者，早已成惊弓之鸟，只好按上面的意思，言不由衷地说一通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话，他们已被碾碎的心又一次在流血。
值得提及的是，因酷虐、残害无辜受害者而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及其血淋林的悲惨、阴暗轶事，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经幸存者、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记者、学者们，不畏艰险，冲破重重阻挠和风险，挖掘、整理出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引起了国内外的震惊和高度关注。夹边沟以中国版的“古拉格”和“奥斯维辛”闻名于世，它把集中营的全部特性发挥到极致，沉重而荒谬的强迫劳动早已超出所谓“自食其力”的层次，严酷的人身剥夺和暴力镇压，实际上就是丧失人性的虐杀，就是现代版的“坑儒”。这是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在追随毛祸国殃民路线饿死几百万甘肃人的同时，欠下的又一笔血债。有关夹边沟集中营的研究，比较有名的有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王吉泰的《大祭灵》、赵旭的访谈录以及导演王兵拍摄的纪录片《夹边沟》电影等，形成了“夹边沟”研讨浪潮。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也在他的名著《墓碑》中有详细的记载。历史是无情的，“夹边沟”作为一根钢钉，将把毛和他的同伙以及他们制造几百万“右派”冤魂的暴行和罪恶牢牢地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毛从坐上龙椅时就在酝酿着清除异己，大权独揽，高岗失利被抛出谢罪后，他并不甘心受挫，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事件的刺激下，这才在密室经年策划后做了“整风运动”的局，最终的目标还是对手刘周等人。不料“右派”们的“猖狂进攻”打乱了他的部署，于是暂且放下对党内“赫鲁晓夫”们的捕猎，而对这些知识分子和精英们痛下杀手，这就是反右运动的历史根源及其真实原因。
十
历史的车轮隆隆驰过了一个甲子，“反右”这个迫害知识分子和精英的千古罪恶，其根源和脉络也已被无一遗漏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样一个对中国甚至世界都有重大影响的反人类罪行历史事件，本应和德国的纳粹一样被作为反面教材而深入研究，以从中汲取足够的历史教训，从制度和思想层面清除其滋生的土壤，以防复其辙。也应大张旗鼓、原原本本地告知后代，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作为深涉其中参与罪恶，并负有重大历史罪责的邓小平，对反右问题的所做所为，虽属无耻政客的无耻行径，为人不齿，尚可理解。但作为其后的几代当权者，在这个事件上并无任何历史包袱，关于反右的话题仍是禁忌，不许涉足，他们仍捂、压，甚至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几乎倒退到邓小平之前的状态，就不能不令人深思。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2014年4月5日是中国传统纪念先人的清明节。一批在反右运动中受尽迫害的幸存“右派”，及惨死在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的死难者右派遗属，原想在夹边沟现场为死难者树立纪念碑及举行祭奠仪式，却遭到酒泉地方当局以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蛮横阻挠，他们砸碑、铲墓、断路、“盯梢”、监视，殴打采访和调查者，并以各种借口，阻拦悼念者进入夹边沟。原酒泉市博物馆已设立的“劳教农场遗址”指路牌及一个遗址保护标志，也被拆除。极权当局这种肆无忌惮、令人发指的暴行表明，他们不仅没有为他们的罪恶谢罪，没有偿还欠下的累累血债，还在反攻倒算，继续作恶。
“反右”这个历史事件之所以被冷藏，是因为它和“文革”及中共其他一系列反人类的罪行一样，是事涉共党极权独裁的专利、秘笈。对其深入揭批，就会使“伟光正的党”、“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血腥、狰狞面目无所遁形。这些作为极权政权大厦的支柱就会瞬间折断，动摇独裁政权的国体，毁灭极权屠夫的国祚，那个欺世盗名的“共和国”就会轰然倒塌。而只要这样的政权存在一天，这样的罪恶就会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今天不是还有人蹩脚地要沿着毛走过的路走回去吗?他不仅已按延安整风的套路排除了异己，而且也开始了新一轮的造神，只可惜还没有找到如当年刘少奇那样有资历、有经验、有创造性的吹鼓手，只好启用“之江新军”那帮和他一样戴着“假博士”帽的官场混混，用拾林彪的牙慧来造势。当年毛戴过的桂冠，如“四个伟大”、“人民的大救星”已被如数重新捡了回来，只有 “伟大的诗人、文学家”除外。大概是这位几乎没有文化，却又频频附庸风雅而出丑的草包主子，实在就是一草莽，连他的那些吮痈舐痔的的包衣奴才们都不好意思在此谄媚。
要说这帮吹鼓手完全没有创造，也冤枉他们了，这不，近期他们又给其主子挂上了“引领世界潮流的航标”的新商标，吹嘘他正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展示出令国内外观察家们感到眼界大开的新创意。更可笑的是犹如一个不入流的戏子，他还东施效颦地也开了个类似于毛当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苦于搜罗不到像郭沫若那样有真文学功底却专事阿谀的才子，竟然将“周带鱼”这样的“文化瘪三”也捧到文坛的高位。
十九大后，他的狼子野心已暴露无疑，基本实现了毛在中共七大上的“辉煌”，而且还粉墨登场，修宪称帝，看来他是要沿着毛当年走过的黑道走到底的。虽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有时也会惊人地相似，我们将会看到，随着他的羽毛丰满，中国人民的灾难也会逐渐降临。
近日已有人撰文，呼吁对海归人员进行思想改造，文中惊呼，“部分海归人才对我国的政治认同感不强甚至是不认同，质疑共产党的先进性，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缺乏自信，对我国转型中的一些经济现象缺乏安全感，”、“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模糊认识，对我国现行政策出现认同危机等现象。”要求要对海归人员提供“法治框架”、“加强党对高校海归人才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并明确规定“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课上课下的与学生讲授和交流的内容符合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看来毛当年改造知识分子，使其成为犬儒而用过的枷锁已经又出笼了，离“反右”还会远吗？新的一轮“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毛当年施过的经典法术也将会改头换面、甚至原封不动地接踵而至，这绝不是耸人听闻，更不是杞人忧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