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指鹿为马的习近平民主与全民扮傻游戏
10月13日至14日，中国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对民主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阐释。他指出：一、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也是中共始终不渝的重要理念。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二、一个国家到底是否民主，取决于国家是否由人民当家作主，关键在于投票权以及“广泛参与权”。他提出4个“要看”、4个“更要看”的标准：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三、国家是否实行了民主，应由人民来判断，不应由“其他少数人”指手画脚。他强调，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四、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共领导人民在“在人类政治制度上的伟大创造”。最后，他称中国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
中共五代领导人都赞扬民主，网络上曾流传1943年毛泽东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后有学者指出，该文不是毛的大作，作者是唐徵。但不管是否属实，至少说明中共是大力鼓吹民主的。我为什么对习近平谈民主感兴趣？是因为他在五代领导人中是比较蛮横的，想干的事一旦决定就不管不问，霸王硬上弓。“民主”两字与他隔得有点远。但习大人爱民主总不是坏事，我们就一起来掰掰这个理。
第一，指鹿为马的习氏民主
首先，习近平说“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也是中共始终不渝的重要理念。”，前半句话是对的，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是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后半句的问题是中共对民主是叶公好龙，嘴上口吐莲花，但实际上惧怕民主。你想人民当家作主了，仆人变主人，中共利益集团的特权自然就没有了，又如何腐败呢？
其次，习近平说“一个国家到底是否民主，取决于国家是否由人民当家作主，关键在于投票权以及‘广泛参与权’”并提出了4个“要看”、4个“更要看”，应该说也不错。问题在于按照这个标准，恰好证明中国没有民主。中国人什么时候当家做主了，现在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了，还是主人吗？罗昌平批几句《长津湖》电影就被抓走了，这比纳粹更霸道。中国人什么时候有投票权，人大代表是谁选出来的？习自己又是如何当选的？习大人出访上万亿大撒币又与谁协商过？
再次，“国家是否实行了民主，应由人民来判断，不应由‘其他少数人’指手画脚。”这话不错，问题是人民何时有判断权？中国不正是由少数人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吗？
最后，习近平说“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共领导人民在‘在人类政治制度上的伟大创造’”，有学者指出，在中共“领导”人民的重重操弄下，人大变成一个帮中共独裁统治披上“民主”外衣的橡皮图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的确是一种“伟大创造”。中国老百姓调侃人大代表道：领导点名当代表，乘坐软卧去报道，住进宾馆吃好饭，投下一张报恩票。年龄大、不要怕、还有政协和人大。
名义上，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由人民监督，但实际上，人民代表由党指定产生，对党负责，由党监督。就说直选，也是党组织控制，提名产生。
在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中：中共会成立临时党委，中组部，人大常委会确立好候选人人选，候选人也分为指定侯选人和“陪衬”候选人（为满足差额选举要求，保证中共内定候选人当选，而推举的候选人，被民众调侃为“陪衬”）。所以说，整个人大代表选举不是普选，不是人民选举而是党选。
去年6月28日，人大代表申纪兰在山西省长治市逝世，享年91岁。申纪兰曾是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乡农民，1946年10月参加工作，1953年8月加入中共，从1954年她18岁时，被官方指定为全国人大代表。从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到江泽民、胡锦涛及习近平时代，其六十多年的代表资格被称为中国人大的“活化石”，是中国唯一一位从第一届当到第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前后66年，堪称奇迹。
申纪兰之所以被关注是因为她66年一直在人大扮演举手机器人的角色。2010年，人大会议期间，申纪兰一句“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一语道破她人大代表“终身制”的玄机。
胡平先生认为，申纪兰之奇，不在于她永远见风使舵，永远投机，而在于她居然能转来转去，而永远内心不纠结，不苦恼，永远不怀疑，不反思。这就不是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所能解释得了的。申纪兰称得上中国人大代表中的代表和标本，她最完美地向世人诠释何谓中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民主，70年前储安平先生就指出：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是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第二，全民扮傻游戏
民主包括集会及言论自由、通讯自由、平等、公民权、选举权、生命权。民主是一种普遍公认之理想，提供保护和有效实现人权的环境。美国政治社会学者拉里·戴蒙德指出，现代民主包括四个关键要素：（1）透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产生政府；（2）作为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和公民生活；（3）保护所有公民的人权；（4）法律和程序同样适用于所有公民。
我思考的问题是当今中国正在重返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习近平政权的倒行逆施已经天怒人怨，为何还大言不惭地高谈民主？中国人经历了近四十年改革开放，很多人也到过西方，见识过民主，习近平还理直气壮说中国是真民主，这脸往哪里搁？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徐贲教授2005年在文章《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中已经解答了我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徐贲是怎样说的？
徐贲指出，从1989年以来，中共对其统治前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末世恐惧，由此刺激起强烈的防患意识，稍有冲击就担心要“亡党亡国”，施政上再度重视和强化极权统治的传统镇压手段，如加强警察部门的力量并依靠它对国内社会实施广泛渗透和全面监控，进一步强化极权主义的组织和宣传体制，更严厉地控制媒体、公共舆论和民间言论等。
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严控意识形态，钳制言论，打压异见人士，禁止非公有资本开展新闻行业的原因。
对于习近平为什么不顾中国没有民主的事实，“理直气壮”地高谈民主的问题，徐贲指出：1989年之后的“新极权主义”之所以需要倚重暴力压制和媒体监管，根本原因是它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再让民众信服。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在“新极权主义”下对传播者和受众双方而言，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谎言似乎就是真话。
“如果说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官方话语”还把受众当作宣传的对象，那么“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则常常把受众干脆当作傻子。“新极权主义”的谎言比后极权主义的谎言更赤裸裸地藐视和作贱人的理性，这种公然对正常理性之人的轻贱和愚弄形成了“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特色。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几乎完全“透明”的谎言搬到受众面前，是因为“新极权主义”掌握了绝大多数受众的一个基本特点，他们会经过深思熟虑后“扮傻”。尽管大多数人对现实有种种埋怨或不满，但他们对公开表达不满的分寸心里非常有数，他们或者是怨而不怒，或者是怒而不争。”
“当全民被迫投入“扮傻游戏”时，就形成了弥漫于“新极权主义”社会的犬儒心态和玩世不恭；但与此同时，一有机会就拒绝再玩“扮傻游戏”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同时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和另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中，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就是网络世界。在网络世界中，他们可以有稍多一些的自由，能够卸下“傻子”的面具，比较容易地说出事情的真象，甚至明确而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这也就是为什么李光满呼唤文革的鸡血文章有那么多网民怒斥的原因。
综上所述，习近平谈民主是叶公好龙、口惠而实不至。其实大可不必，既然可以公然搞法西斯禁言，搞种族灭绝，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又何必还要恬不知耻侮辱民主？一个指鹿为马的政党，又何必遮遮掩掩呢？但不欺骗又怎么办，总不能说我是流氓，我怕谁？于是中国只好上演扮傻游戏，都心知肚明，都一本正经，但都知道这是“逗你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