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一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过去已一甲子有余，这场对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迫害事件无论其规模和残酷性，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直到十九年后，罪魁毛泽东一命归西、他的爪牙“四人帮”被宫廷政变抓捕后，国内才开始小心地探讨和挖掘有关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有关细节。自此以后，有关“反右运动”的史料和研究才逐渐地出现在国内的媒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表材料的数量呈井喷之势，但大都是就事论事地集中在揭示运动的经过、揭露对受害人的迫害、受害人的控诉，偶尔也有一些良知还没泯灭的加害者的忏悔。2012年以来，“反右”这个话题又逐渐成了禁区，当局企图用拖延法，让全民族对这一重大事件集体失忆。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视野来审视这一事件的历史根源和其发生的真实原因，从这个视角来探讨“反右运动”。
二
抗战胜利后，自由、民主的美国希望中国能走上民主的道路，力促建成包含各阶层、各党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结束蒋介石的一党独裁。
蒋介石骨子里是个独裁者，他锺情于大权独揽，君临天下，对民主社会并不感兴趣。他低估了对手共产党，以为凭借抗战胜利后自身的崇高威望、手中占决定优势的军事力量和美国人的支持，可轻而易举地歼灭共产党的力量。重庆谈判只是为了应付美国人而已，勉强签订协议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占领大城市和战略要地。
岂止蒋介石，共产党的本质也是极权独裁的，那个从闭塞的小山冲里出来的草莽，也是梦寐以求“君临天下”，其帝王意识并不亚于蒋。借着“西安事变”的侥幸，没有被蒋剿灭，进而打着抗战的旗号，“三分抗战，七分发展”，甚至 “一分抗战，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在八年抗战中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与蒋和国民党相比，还是不足抗衡，更无力马上取而代之，如蒋翻脸，他们并无必胜的把握，他们也需要时间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几十年的交道，他们对蒋的独裁和反共的本质一清二楚，美国人力主的和平、民主的联合政府又给了他们希望和机会。于是以毛为首的共产党和他们的宣传机构，鼓唇摇舌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的文宣主张，竭尽全力地欢迎美国人的倡议，处处迎合美国人和平、民主的主张，大力提倡、宣传中国要走民主自由之路，由人民选举政府，并积极参加重庆谈判，不遣余力地拉拢国内不甘蒋施行一党专政和独裁的民主政治力量，以此来压制蒋的独裁企图。
毛泽东在1944年曾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刘少奇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周恩来1944年宣称 “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的社论指出，“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撰文，“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表示。“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当然他们如此卖力宣扬民主自由，其目的并不是真的崇尚民主、自由的政治，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便得不到美国的明确支持，也要至少争取美国人不支持蒋独裁。为了推翻蒋介石政权，他们不惜利用欺骗的手段，拉拢所有反蒋的党派和团体，向全中国人郑重承诺要建立一个包括各阶级阶层在内的“联合政府”和“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继续贩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坚持独裁和一党专政，一边敷衍美国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意愿，一边谋划着剿灭共产党的大计，同时又用法西斯手段对国内不满其独裁专制的民主力量血腥镇压。加之国民党衮衮诸公从上到下、从政府到军队，如大潮般涌来的的贪渎腐败，激起了全国的民愤，也使美国朝野一致认为蒋政权已是扶不上墙的烂泥，遂逐渐减少、停止援助以至被抛弃。失去民心和美国人支持的蒋，于是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就输光了老本，逃到孤岛台湾一隅偏安，而小人得志的毛则喜滋滋地在天安门上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历史和中国人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实际上只有毛一个人站起来了，而他的臣民却都跪倒了，匍匐在了他的脚下。
三
毛的新政权经过“镇反（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肃反（“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等运动，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当年惧于形势而 “投诚”的旧政权的党政军人员基本已被肃清。毛的政权在裹卷着腥风血雨，夹杂着滚滚人头，伴随着千百万人的家破人亡的运动中基本稳定了。
四九年后，踌躇满志的毛虽已君临天下，将党政军大权攥在手中，自封“马克思加秦始皇”，要求党和人民像对马克思一样崇拜他，像对秦始皇一样尊奉他。但他只知“治人”，不懂治国，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仍沉醉在“马上治天下”的革命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因而在治国的理念上与其主要助手、务实派刘少、周恩来等发生了严重分歧，他的光环被这些人分去了不少，无时不在担心被人架空、大权旁落，可又不好立马来个“杯酒释兵权”。权力欲极强的毛岂容他人分享权力，要全面控制政府，就要清理、敲打对手。轿夫刘少奇已完成使命，成了卸了磨的驴，周恩来虽表面被降伏，可其能量不可小觑，于是毛开始琢磨他擅长的阴谋诡计。
“高岗事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九五四年突然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后莫名其妙地又将饶漱石株连进去，被定性为“高饶反党联盟”，最后以高岗自杀而戏剧性地嘎然而止。毛泽东经延安整风，攫取了党内最高地位，并被吹鼓手们抬上了共产党的神坛。此时他虽有“毛泽东思想”的虎皮为大纛，却还没有达到“一言九鼎”的威望和权势，无法一招将刘、周等人置于死地。于是他翻手为云，放出恶狗高岗去咬刘、周等人，坐等高岗马到成功。不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高岗不仅没能伤着刘周等人，反被对手抓住把柄，露出了他这个幕后老板的黑手。擅长“黑厚学”和诡道的毛又覆手为雨，抛出高岗这个“落水的乏走狗”以谢刘周等人，为了看起来像回事，又指鹿为马，将八竿子打不着、远在华东的饶漱石硬扯进来，凑成一个“高饶反党联盟”。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为了整垮彭德怀，又将彭划归到“彭高习反党集团”里。直到林彪接力于刘少奇将他捧为“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峰”、“四个伟大”的神，自觉已天下无敌的毛才发动了文革，只“用一个小指头”就将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刘少奇研成齑粉，让他以“刘卫黄”的化名死无葬身之地，同时将周恩来去势，收做掌印太监，这都是后话了。
没能达到整治刘、周及其同伙的目的又粘了一身骚的毛岂能善罢甘休。吃过“延安整风”大餐、食髓知味的毛仍沉浸在延安整风的“春风得意”中，他胸有成竹地要在全国范围内放大、复制当年的辉煌，踌躇满志地以为那不过是随手拈来的一碟小菜而已。经过几年的韬光养晦，毛钻在故纸堆里，刻苦地钻研了充斥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中的权谋和诡道，终于在五七年初抛出了他精心策划的“整风运动”。毛在发动整风运动时，盘算着运动会在自己的全面掌控下，就像延安整风一样成了为自己和共产党歌功颂德、感恩戴德的盛事，全民会山呼“万岁”、盛赞河清海晏、“皇恩浩荡”。与此同时，他的政治对手和与他并不同心同德的官僚们，也会像在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那样，被置于火炉上去烤、去烧，被彻底整垮，或被收伏甘当坐骑、奴才，或被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最终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达到一言九鼎、一手遮天的局面。
因而毛在发动“反右”前的整风运动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预谋和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实际上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继续和放大版，也是以后他发动文革的前奏和蓝图。为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和剖析当年的延安整风运动。
四
遵义会议后，毛虽被接纳到最高决策层，有了军事指挥权，但仍非党内最高领导，更不是领袖，权力欲熏心的毛岂能甘心，到陕北后他便开始了篡党夺权的一系列阴谋。张闻天虽是最高领导，王明、博古也还有相当的势力，但他们都是没有兵权的书生不足为虑，在他面前最大的坎则是手握重兵的张国焘。为了控制张国焘，在长征途中毛就伙同张浩（林育英）假传“共产国际”的圣旨令其臣服自己。到陕北后为了彻底整垮张，又以中央的名义将四方面军派到河西走廊的荒漠，让其覆灭在敌手的重兵和严酷的自然环境里，然后编造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说是他们心生异意、分裂出走导致全军覆没的，随着西路军的最终失败，中共军队的统一基本完成。
摧毁了张国焘在军中的势力后，深谙权谋诡道的毛，对拉拢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来打击主要对手的统一战线策略的炉火纯青。为了掌控党权，毛先和张闻天、周恩来结成同盟，将王明、博古等其他国际派孤立起来，又拉拢任弼时，所以任代表中共赴共产国际汇报时为毛大造声势，为毛日后的崛起打下坚实基础。此时的刘少奇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及时地投靠到毛的麾下，不遗余力地在党内鼓吹为毛造势。看到刘的忠心和政治能量，毛也因势利导地将其逐渐地擢升至高位，最终以毛、刘同盟取代了毛、张同盟。此后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趋激烈和严厉，得到毛的高度赏识。在毛的默许和支持下，一批主要由原北方局干部组成的刘少奇的部属彭真、刘澜涛等在中共党内逐渐崛起。这样，在中共党内就出现了一个以刘少奇为核心、由彭真作骨干的刘少奇的班底。
毛拉拢利用的另外两个主要打手则是康生和高岗。康生原属王明一伙，眼见王明倒霉，于是急改门庭，因其出卖王明有功，并竭力撮合毛与江青的婚姻，以及所拥有的苏俄“克格勃”经验，深得毛的赏识和重用。高岗作为陕北地方红军的代表，是毛急欲争取的重要人物。受过旧中央“错误路线”的打击，又得到毛解救的高岗，自然会接受毛对旧中央政治路线的批判，成为毛向王明等进攻的主攻手。1941年，毛将高岗任命为西北局书记，在党内已可和周恩来、刘少奇等大局书记平起平座了。
中共军队内部一直存在两派力量，以周恩来为首的，包括出身黄埔军校、苏联军事院校的学院派，和以毛为首的，包括秋收起义后随毛的农军和赣闽地方红军、随朱德陈毅南昌暴动馀部、及平江暴动后彭德怀部的地方派。而在军队内真正获毛信任的干部屈指可数。在毛的眼中，声望卓著的朱德是无足轻重的，其最宠信的军队将领首推林彪，对彭德怀则爱恨交加，爱其骁勇善战，忠心耿耿，但又恨其“不听话”。对草莽出身又忠心的贺龙则是另眼相看，对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与周关系密切的学院派则予以冷处理、分化、拉拢，以为己用。
在毛所设计的整风运动中，除在党内清除其政治对手，还要创立以自己思想为中心的新传统和建立党、政军中的自家班子，最终爬上领袖神坛。在四十年代初，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及其领导下的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实际上扮演的就是毛家班的“内管家”这个角色。
在做好所有组织和人事的安排后，毛的整风大戏就正式开锣了。毛深谙“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要想成神，必要先造神的舆论，于是在批倒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后，从 1942 年开始，在毛的暗中导演和刘少奇等吹鼓手的鼓噪下，中共重要领导人狂热吹捧、赞美毛形成高潮。刘少奇写道 “······在二十二年长期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们 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见刘少奇:《肃清党内盂什维主义思想》，载《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代序，《论毛泽东思想》，苏中出版社，1945 年)。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康生、陆定一等也积极参加了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连一些党内元老，如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也纷纷写诗、撰文，表达他们对毛的尊崇。延安的理论家们如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等对歌颂毛泽东更是责无旁贷。甚至原国际派代表人物在歌颂毛泽东方面更是争先恐后，试图以此向毛表忠心，以期被从轻发落，王稼祥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说辞，博古、邓发紧随其后。
当然有资格对“毛泽东思想”加以总结并授其版权的，非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莫属。1943 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论党》)，在报告中，全面地阐释了毛泽东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所做的贡献，正式提出中共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从此，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首创者。
被加持为神的毛此时在党内再也无人能挑战，有恃无恐，于是大开“杀戒”。在1943 年 9 月 到 1944 年 4 月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先拿王明、博古开刀，再炮火横扫周恩来。在毛的强势进逼下，除了毛自己和刘少奇及几个亲信康生、彭真等，几乎所有领导干部只能按毛的旨意对号人座，给自己贴上“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标签，进行自我谴责，从周恩来开始，重要的领导干部一个接一个检讨、反省。毛张起的这张天网，将几乎中共所有领导干部一网打尽，一个以毛为中心、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经纬的中共党史体系基本建成，也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法理依据。在高层缠斗的同时，在基层和知识分子中，借反奸肃特之名，也开始了人人过关的“抢救运动”，整个延安一片恐怖，不少人被无故处决，冤假错案比比皆是。
1942 年5 月毛在当时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此文几经修改，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次年10 月19 日的《解放日报》。毛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
其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其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其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其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其五，文艺表现形式必须民族化。此后，中共对文艺家的行政和思想控制进一步严密化，延安及各根据地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被完全置于“毛泽东思想”和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领导之下，成为造神的工具，所有的文艺家均被纳入各类行政组织之内。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还采用非常手段，冻结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1943 年在周恩来等缺席的情况下，对中央书记处实行外科手术，中央书记处只剩毛、刘少奇和任弼时三人。中共七大以毛的全胜而载入史册，毛的政治对手及一批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在大会的讲台上相继对自己的错误向全党和毛作出检讨。一部延安整风的历史就是毛用阴谋手段颠覆、整治、收服政治对手，将思想、经济、文化及党政军完全置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是攫取党内最高权力的历史。
五
回顾延安整风的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毛在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要再造辉煌的初衷和目的。借鉴延安整风的经验，毛首先开展了文化领域的肃整。这一方面说明延安整风的成功给了毛泽东非常大的自信，他相信可以把这一经验不断的推向新中国的各个领域，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毛泽东对于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非常不满的。
其实坐上龙椅不久，毛就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是在放出高岗去咬刘周之前的舆论准备。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該文由毛亲自修改）后，被批判为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下子提到了政治的高度。现在看来毛是在复制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套路，最终要将《武训传》所“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祸水引向刘周等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刘少奇于1951年3月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这与毛要急于抛开其他作为花瓶的“民主党派”，立即实行一党独裁专政的理念格格不入，被毛视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伴随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而来的，是教育界、文艺界的一系列整风运动，矛头直对被毛视为刘周社会基础的知识分子。可惜不争气的高岗办砸了差事，毛为精心倒刘周所做的这一系列舆论准备没有派上用场。
嗜赌成性的毛一局未扳倒对手，岂能善罢甘休，于是又为更大的“局”开始磨刀霍霍，于是就有了批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观点和大规模批胡风、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系列运动。这些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虽然各不同，运动本身的激烈程度也稍有差别，但都有一个基本特点即整人，都是以毁灭个人尊严和人格为基本特征的，其基本取向是统一思想、消灭个性。由于采取了极为残酷的方式和手段，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整个国家处在一种恐怖的氛围中。
1954年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刊登了李希凡、蓝翎应杂志之约而撰写的文稿《关于及其他》，该文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提出商榷。这本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学术讨论，本身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不料此文被躲在暗处正在酝酿阴谋的毛发现视为至宝。他夸大、捏造了“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的谎言（见《“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山东大学《文史哲》主编王学典2011年10月13日《中华读书报》），将一件发表论文的纯学术行为渲染为“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的政治事件，并于1954年10月16日，下了给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以及文艺界的有关负责人传阅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掀起了批判知识分子的另一场运动。
毛在他的这封信中，小题大作无限上纲，将一小粒糖稀吹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大糖人，煞有介事地宣称“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值得注意的是，毛以俞平伯的《红楼梦》为突破口发起了运动，但很快就放掉了俞，却把批判矛头转向了远在美国的胡适，把刀口直接架在了与此事件关系不大、没有什么责任的冯雪峰脖子上，上纲上线，不依不饶。冯被毛定界为“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感觉”、“资产阶级反马克思的立场观点问题”。将其视为“大人物”拉出来当替罪羊，保护了此事件中真正的责任人、“大人物”周扬。冯雪峰曾以《题外的话》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反调，在毛的眼里冯在执掌《文艺报》编辑大权之后，常表现出叛逆的倾向，一再提出反对“写政策”、反对文艺简单地服从政治，反对对文艺进行行政式的领导，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倾向，而坚持“写真实”原则，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而周从延安整风起，就投靠在毛的门下，在文艺界配合了刘少奇的造神运动，深得毛的垂青和赏识而飞黄腾达，被委以重任，成了文艺界的“沙皇”。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火药味十足，将事态进一步扩大，把矛头直接对准文艺界的领导人，此文由江青幕后组织策划，由毛修改定稿。袁文居高临下地为文艺报和冯雪峰捏造了“压制新生力量”等莫须有的罪名，使舆论界大哗，一些受过冯提携和帮助的天真、单纯的青年作家纷纷反驳为冯叫屈。有政治头脑的冯雪峰看出袁水拍文章的来头，没有道理可讲，更没有申辩的余地，自己只有写检讨这一条路。于是，立即写出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全盘接受了袁水拍的责难，并且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的头上。
在高岗事件中吃了哑巴亏的毛在琢磨着以何为突破口，虽从批俞平伯转到到批胡适，也追究了冯雪峰，继而又扯上文艺界的领导人，因着冯雪峰立马缴械投降，一时竟找不到着力点，整不出大的动静来，此时悲催的胡风神支鬼差地将脖子适时地伸到毛的刀口下。 (博讯 boxun.com)(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