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金转自博讯网
中国正在经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终结后的社会阵痛，典型表现是经济增长停滞、各行业企业普遍陷入经营与债务困境、物价上涨与分配不公等等。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能够明显感受来自经济方面折磨，身处“体制外”的人们，感受更加强烈，人物越小，经受的压力则越大。
表面上，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瘟疫，是社会危机多重爆发的一个导火索。但是，我的观点是，“大瘟疫”只是加剧了中国经济急剧萎缩的一个因素，而不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的现状是“政治挂帅”与“经济中心”各种历史与现实要素相互冲突的结果。也就是说，即使不发生“新冠肺炎”大瘟疫，中国的经济也将步入一种大萎缩的状态，只是形式上会有所不同而已。
事实上，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社会治理危机逐步加深、并且愈演愈烈，现在呈现初一种危机总爆发的态势。2008年中国实体企业尤其是进出口企业，经受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冲击，可以说，从2008年，是中国的外贸行业的一个转折性年份。然而，业正是从大致2008年起，中国国内的房地产价格却突飞猛进，商品房价格急剧上涨，把大大小小的房地产企业推上“国民经济支柱”的地位，国内房地产业、汽车业是化解外贸行业普遍滑坡的关键性行业。
在21世纪前20年，房地产业、汽车业、电信业、金融业充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行业，这四大产业呈裂变式的增长和发展。现在，这四大行业分别面临各自不同的严重问题，既有债务问题、也有产业链的供应问题，既有内部经营的问题，也有因市场急剧变化的销售问题。当前中国大陆的电力短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工商企业用电量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发电企业的原料价格上涨。一方面是煤炭行业的整顿和治理；另一方面是煤炭价格与电力价格的倒挂。能源革命是21世纪产业革命的主要领域。中国应该走在世界能源革命的前列。
中国应该充当全球产业和科技革命的最重要的风源和发祥地。在历史上，华夏民族是最早实现农业革命的民族。从北到南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肥沃土地，给予华夏民族先天的生存条件。土地是华夏民族赖以生存的核心资源。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以一场经济领域的总危机而告终结。19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社会的历史证明，在社会发展与进步方面，既不能够“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能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都是对于人类社会实质的极端的理解，用这样的政策解决社会问题，只能造成极端的结果，并且后患无穷。政治与经济都必须充当实现人类幸福的手段，才能够对于社会文明有益。
中国大陆社会经历“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两个极端的历史时期后，社会进步的航向必须转型为文明的方向。在“经济中心”时期之后，华夏民族在21世纪必须开辟一个社会文明全面升华的崭新局面，并且，持续走在产业与科技革命的道路上。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的实质，而幸福是人类生活的唯一目的。只有文明的方法才能够实现人类的幸福。
在企业债务压顶之际，各级政府的财政问题也异常严重。可以说，几乎不存在财政盈余的地方政府。而且，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由于各类基建和人员增加而逐年扩大，据有关研究显示，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从2013年的16万亿增至2020年底的53万亿，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
显然，在经济方面，债务危机不仅包括房地产业，而是包括相当比例家庭和个人以及制造业各个行业企业的全面的问题、同时，也为政府财政危机深埋隐患。
各个不同行业的危机导致的经济总危机现象，必然向社会的政治领域传导。在政治方面，中国大陆再次面临一场严重的社会共识分裂的局面，这种局面将势必演变为一场“路线斗争”，从而有可能重演20世纪诸种政治运动的错误。 在政治上的一个验证共问题是，执政党正在彻底丧失人民的信任，而且也丧失了一个执政党应有的威信。重拾人民对执政党信任与威信，需要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宣传、政策等综合性的方法。中共是一个拥有8000万党员的执政党，在这个政党内，存在着方方面面的杰出人才，只要制定一种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党内体制，这些人才便能够发挥出巨大的进步推动力。
在文化上，不能够迅速和有效的剔除传统文化中最有害的暴力观点、一边倒地崇拜权力的意识以及神秘性的“巫术”特点，传统的文化糟粕甚至沉渣泛起，在改革开放时期初步形成的良好的商业文化氛围受到普遍而公开的抵制。
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看，中国在2016—2020年美国川普总统执政之后，川普彻底扭转了1971年以来美国的对中政策，从而，直接导致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
由于各个具体领域、具体行业的改革任务的不成功，可以说，中国大陆的一场社会治理总危机已经爆发。
历史上，华夏民族在宋朝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但是，在文化上，以术数为主要形式的“巫术”却成为一种显学，由此，华夏民族的文化没有能够实现向逻辑性、科学性的探索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的自觉的转型，由此，在1279年以崖山海战为标志宋朝灭亡后，中国历史伴随着蒙古人建立起来的元朝而步入慢慢的黑暗时期，严格地上，从1279—1979年的大致700年时间，华夏民族的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主要的社会方面，没有发生任何一种实质性的进步。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多种文明力量共同协作、相互支撑、彼此辅助的结果。人类在地球上生活，最根本的使命是认识、探索、开发和利用自然界物质造福于自己。而不是人类彼此之间的相互斗争、杀戮、摧残和迫害，无论在群体之间还是个人关系方面。
华夏民族的文化必须转型为一种旨在面向大自然并且探索自然物质运动规律的文化形态，在社会生活方面，确立起一种以激发劳动者智慧为要义的制度体系。
中国当前的社会危机，要比1976年毛泽东死后面临的困境更加严重和普遍，但是，相比之下，却具有不同的属性和实质。1976—1979年，中国人经过两年多的痛苦的思索，终于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一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迅速调转了中国历史的船头，改革开放是一场比任何意义上的政治运动更深刻改变社会面貌的社会实践。然而，严格地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没有真正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质和根本方向。
中国在2021的关头，面临着比1976—1980年有“政治挂帅”向“经济中心”的转折更重要的关头。一方面，只有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华夏民族才能够走好21世纪百年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整个社会必将深陷长期的动荡之中。
面向21世纪剩余80年的未来，中国不仅必须制定有效化解眼前问题的正确方法和行动方案，而且需要一种具体可行的长远规划和远景目标。在短期方法上，如下的工作是关键：1、有效化解企业、个人与政府的债务；2、加大力度调整收入分配的不公；3、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4、加速产业链供应的协作；5、财政、金融领域发挥正确的职能。在中国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面：1、需要涌现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自觉地改变华夏民族的传统而落后的思维方式，创建起一种旨在探索和认识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的文化形态；2、设计并且确定一种符合中国社会文明发展需要的制度体系——包括政体、国体、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等；3、创建高效率的科技研究系统，力争在生命科学、能源科学、空间科学等三大主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并且，中国应该充当世界范围内的农业革命的主导国家。
思维方法与文化形态的升华、产业与科技领域的革命、公平制度体系的创建——这才是华夏民族社会实现文明的根本条件。
经济的周期性和结构性等多种因素导致的大萧条不可避免，但是，中国的社会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周期存在明显的不同。对于中国，在社会方面表现的周期性更加具有政治的性质。现在，在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中国的产业与科技革命的态势必须得到有效的延续。如果产业升级与科技革新的趋势遭到扼制、打压或者阻断，那么，华夏民族便只能在21世纪的剩余时间里继续沉沦和堕落。
华夏民族的一切智者和勇者，都应该为21世纪的美好未来切实负起责任。政治家肩头的责任最为重大，伟大政治家应该为华夏民族社会设计出一种超越传统的制度体系，从而“为万世开太平”。
眼前，中国大陆社会再次站在悬崖的边缘，要么坠下悬崖而粉身碎骨，要么运用智慧而搭起通向坦途的桥梁。
关键是当下的正确的方法与政策，以及基于正确方法的行动。
徐国进
2021年10月2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