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湘辰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为了在北京的主要机场附近建一个物流中心，沈栋花了三年时间，在中国官僚机构里跑上跑下盖了150个章。
为了盖到这些章，他讨好政府官员。例如，机场的海关关长要求他为海关建一座新办公楼，配有室内篮球场、羽毛球场、一个带有200个座位的剧院和一个卡拉OK厅。
“如果你不把这个给我们，”海关关长在一次与沈栋一起吃晚饭时咧嘴笑说，“我们不会让你建。”
沈栋在一本回忆录中叙述了这段对话。该书展示了共产党如何管束企业家，以及当商人的做法超越了允许范围时会发生什么。本月出版的《红色轮盘：当代中国财富、权力、腐败和复仇的内幕故事》(Red Roulette: An Insider’s Story of Wealth, Power, Corruption and Vengeance in Today's China)一书显示了政府官员如何故意模糊规则、让镇压的威胁始终存在，从而限制企业家群体在该国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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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要做成每一件事都要进入模糊地带，”沈栋在英国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大家都是在刀口上舔血。”
虽然书中描述的许多事情都无法得到独立核实，但沈栋对金钱与中国政治相互作用的一手观察是毋庸置疑的。
他曾与段伟红结婚，后者与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家人关系密切。段伟红英文名叫惠特尼(Whitney)，是《纽约时报》2012年一篇调查性报道的核心人物，该报道揭示了温家宝家人控制的巨大隐秘财富。
虽然段伟红已于2017年9月失踪，但沈栋说，段伟红曾在这本书发行前不久联系过他，敦促他不要出版这本书。
一些读者可能很难同情这对曾经的权力夫妇以及像他们这样富有的中国商业领袖。这本书描述了他们通过与有权势的政府官员进行不正当往来，从而积累了大笔财富，他们利用这些官员的影响力让相关交易成为可能。当然，金钱与政治的组合在世界各地都滋生了腐败。
但沈栋的书出版之际，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未来正变得不确定。政府已在打击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包括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和网约车公司滴滴，还判处了那些胆敢批评政府的商业领袖长期监禁。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努力中敦促企业大亨与国内其他人分享财富，引发了人们对国家可能扼杀私营部门、让中共对日常生活拥有更大影响的担忧。
“共产党对镇压和控制几乎有一种动物本能，”沈栋在书中写道。“这是列宁主义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任何时候，该党有能力转向镇压，它都会的。”
尽管他们有缺点、犯错误，甚至犯罪，但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在帮助国家摆脱贫困、把中国建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共不愿承认的。
相反，中共迫使企业家一味迎合国家。企业家必须遵守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当一个中层官员想要从谁身上捞点什么的时候，就算他与温家宝有关系也没用。
“在中国权力是一切，钱算个老几，”沈栋在采访中说。“企业家也是被党压迫的阶层。”
中国外交部在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时说，该书充满了对中国的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的“辉煌时代”，沈栋和段红伟曾经营企业。在1989年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者后，中共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以增强其执政合法性和转向经济建设的信誉。在那段时间里，中共常常试图拉拢企业家群体，而不是打压他们，这既是为了让商业受制于中共，也是为了让共产党声称对中国的经济奇迹有功。这意味着说服他们入党，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中共的做法很奏效。许多商人都觉得他们可以在中国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他们寻求建立财产保护制度、独立的司法系统和更透明的政府决策过程，以更好地保护人民（无论贫富）不受中共权力的影响。有些人在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提出了严肃的问题。还有些人为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和从事调查报道的媒体提供支持。
那段时间很短暂。
“只有在危机时期，党才会放松控制，允许更多的自由企业和更多的自由，”沈栋写道。“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为该党提供了一个恢复其主导地位的机会。”
按照沈栋的说法，党对经济的控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加强，在习近平于2012年底出任总书记后加速。
“以前是经济挂帅，”他说。“从习开始是政治指导。这是毋庸置疑的。”
习近平已为政府与商业的关系定了调子，那就是要“亲”和“清”。习近平还说，政府官员在与私营企业打交道、帮助它们上不要有顾虑。
但在习近平领导下，多年来对律师、记者和公民社会活动人士的打击，已让政府没有多少制衡。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已进一步加深。
沈栋认为，企业家阶层的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体制有问题，但很少有人愿意说出来，因为发声成本太大。
许多商界人士都在设法将资产转移到海外，至少是部分资产，他说道。很少有人愿意长期投资，因为风险太大，太难做。“搞长线的是傻子，”他说。
沈栋的观察与其他人的说法相符。北京的一名女商人告诉我，《红色轮盘》在中国政府与企业互动的“黑盒子”上钻了个孔。两位房地产大亨给我讲述过他们的屈辱经历——为了让项目获得批准，他们不得不在某个官僚的办公室外站了好几个小时。
为了让机场物流中心项目得到批准，沈栋有几年几乎每天晚上都请官员吃饭，每顿饭都要喝茅台。他的员工还给官员们送高级茶叶，为他们跑腿，满足他们妻子和孩子的要求。
沈栋在书中写道，有一名员工由于陪同许多人去洗桑拿的次数过多，甚至洗到脱皮。
机场和机场所在区政府的最高官员在项目建设期间换了三茬。每次换人后，沈栋的团队都不得不重新开始讨好官员的过程。
“大家以为我们上面有温家的关系，”沈栋说，温家指的是前总理的家人，“就是送钱的事。哪里是送钱的事？我做得不要太累。”
如果连段伟红和沈栋为推进项目都需要经受各种磨难的话，其他没有他们那种政治人脉的企业，就必须忍受更多的东西才能把事情做成。
沈栋说，他2018年开始写这本书，部分原因是他和段伟红生的儿子当时八岁了，开始在网上检索母亲的名字。沈栋觉得最好由他来讲段伟红以及他们婚姻的故事（这段婚姻已于2015年以离婚告终）。
后来，他说，就在这本书原定于本月早些时候出版之前，段伟红给他打了个电话，试图说服他不要出书。他不确定那是段伟红本人的意思，还是她在传达中国当局的信息。但他敢肯定的是，段伟红不会喜欢这本书。
“她就是这种人，”他说。“她从来都不想走上前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