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现代工商业不是发端于英国，而是发端于十二三世纪的意大利几个城邦国，如米兰、佛罗伦萨等。其时代背景是:一次又一次十字军东征，对战争物资规模的要求一次比一次高。它给予了地中海航运业强劲动力，因为大量战争物资通过航运较之陆路运输占了明显的快捷与低成本优势，无形中带动了造船业、木材业的发展。罗马及周边城市作为各种战争物资的中转地与仓库，又带动了皮革业、毛纺业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使银行业应运而生。待到各个行业皆形成了相当规模，现代工商业便萌芽了。
地理大发现结束了地中海的“世界之海“”的荣耀，但工商业只是在地中海相对衰落，重心逐渐转移到了新的海洋航线上的周边城市，且有了新一轮扩张。过有钱有势的好日子，本是人的天性。此种资本主义是不合罗马教庭统治理念的。过去它容忍意大利几个城邦国的发财致富，迫于圣战需要。但现在它的统治力已经衰落下去。因为它未曾消灭掉异教徒，反倒总是劳民伤财，不容忠诚不疲敞。这也是“文艺复兴”的由来。
十四、十五、十六三个世纪，是葡萄牙，西班牙，汉撒同盟、荷兰、英国角逐霸主的时代。此情景颇有点中国春秋战国之交，随着周室衰落，五霸争雄的故事再现。
争雄的必备手段是军力，军力的基础是经济实力，发展生产便当仁不让成了社会生活主要内容。
但直到十七世纪，这些霸主也就是个轮流坐庄罢了，形不成稳坐独超宝座达一个世纪以上的局面。说到底，是经济力制约了霸主的雄心。形象地说，若无特殊手段，牌桌上一定会是久赌无输赢。因为，若无革命性突破，传统生产的产量增加皆有个上限。再使用一个形象化譬喻:传统农耕条件下，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只要不违天时肯流汗，都能使一亩稻田产谷四五百斤。其中某人特能干加运气好亩产七百斤也做得到。但任你如何能干，亩产休想过八百斤。这便是上限。
那么，如果某人既能干又田多，凭一个规模效应也是可以压趴同行啊。
此说当然有道理，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仍用上例，首先田多总产量多，但投入的劳力也一定多，人和牲口的消耗跟着多。而没有几个国家想做就做得到。其次，单产高不等于群产高。再次，储存、转运的成本亦高。再再次，撞上天灾人祸，规模越大亏损越大……
从经济上讲，正是上限的存在，决定了历史上两大景观，一直演绎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
一，由规模效应形成的大国，任如何努力也只能存活几百年。这个几百年内，一般来讲真正的强盛时期不过两三代人。
二，要求得规模效应，和平开荒拓土与武力征服兼并便不可免。后者尤其一发便不可收，是因非和平方式的武力侵略，伴随的一定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仇恨从此埋下，化解仇恨谈何容易？
那么，何以中国存在了几千年？
实际，今人理解的“中国存在了几千年，”指的是文化传承了几千年，不是中国国体即政治中国或主权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从春秋到清亡，以黄河、长江流域为基本盘再加以延伸的这块华夏人栖息的广袤之地，不存在政治中国或主权中国，存在的是“天朝”、“四海”，以及刘姓汉朝、李姓唐朝、赵姓宋朝、朱姓明朝，爱新觉罗氏大清。此非拙文讨论内容，有一点是真实的，再强盛的“普天之下”都只存在了几百年，如前所述，其真正强盛时间也就两三代人。事实上，现代的主权不容私相授受的中国，只有一百多年。
再回到拙文主题。
十七世纪后英国经济一枝独秀，在此基础上打造了“日不落”帝国，功于它成功地突破了传统生产的上限。便是工业革命使生产力不再是算术级增加，而是几何级增加。而它推行的新制度，初期只是新生产力的润滑剂，渐成新生产力的制动器和保护层。
新制度的甜头激励了英国新权贵阶层的更大干劲，人也变得更加精明，便愿意付出接受权力制衡的小代价。然而，除了美国，法、德、俄还有尔后的日本，权贵们却只想得到甜头不肯付代价。具体地说，它们皆全力追求新生产力，对科学技术的重视首先是为了国而不是民，固然客观上扩大了人的视野促成了文明进步，却不懂得也不愿去探讨英、美新权贵的付出小代价，获得的是更大更久远的利益。随着机器生产带来的新生产力迎来了新的上限，商业市场也迎来了需要随份额大小而分配的瓶颈，由战争决胜负的旧把戏又上演了。
严格地说，二战的结局只是基本上遏制住了强国为开源而不惜打仗的冲动，功于这几点:1、战争代价太大，弄不好就得不偿失。2、核时代打造了恐怖平衡。3、随着民主国家增多，新制度、新观念起了相当作用。
但不要指望在争夺生存资料时人性善会压倒人性恶，从来社会学说济世功能有限。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的几率越来越小，愚意以为主要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的世界经济发展。这一波新生产力发端于半导体技术革命，步步深入，仍未止步于互联网。它不同于十九世纪前的工业流水线生产，抢占市场无需与侵占土地同步。军事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开战后前线与后方的界限不再很重要。
无疑，大国经济必要服从新的世界大势。
那么，红朝是怎么做的呢？
很大程度上，今日的中国二字是个抽象的虚词，红朝才是实体实词。谈经济便不免谈政治。
改开前红朝三十年，当然有经济，却无现代经济思想。因为完全从属于政治，而这个政治客气地讲，也是要回到中古时代去。这是一条通向死亡之路。改开后中国经济能够发展起来，前提是靠了世界的和平大环境。对越“自卫反击战”说重点是侵略，客气点说也有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幸的是适可而止了，未影响到经济大局。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此前三十年工农业生产皆处于“半休耕”状态，是几亿人手脚被紧紧捆绑的结果，由此出来了恢复性生产的莫大空间，也就是狗屁不通的“红利”吧。改开后相当时间内生产生活物质的匮乏，是有力的说明。可以肯定地说，今日若南北韩统一，金家王朝覆灭，北韩民生经济出来两位数增长指日可待。中国这个恢复性生产发展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便接近上限了。突出反映在朱镕基不得不对国企改制，打破铁饭碗，抓大放小。事态很显然，产量上去了，效益、质量却未上去，能耗惊人。农业怎么办呢？北京只能允许多余的劳力出外打工，做小生意，经济考量是次要的，目的是缓解社会矛盾。
朱镕基力促了中国经济入世，这既是一步远见卓识之棋，也是一步再无路可走之棋。他不会不明白，现代经济需要现代政治文化配套，但他既被中共绑架只能做到这样了。从长远看，他于中国经济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限于一代人时间看，说他救了中国经济也不为过。无论如何，入世使中国实现了从恢复性生产到扩大再生产的突破瓶颈，带动商业进入了世界市场反过来又盘活了国内市场，商业作为经济酵母的作用从此凸现。但是酵母是经济水势，自身并构不成经济水流与水源，生产仍是基础。顺便说一句，马云曾批评北京的金融监管仍停留在“当铺”阶段，不过北京也有理由说金融乱象就是个《西游记》的盘丝洞。当然，猪八戒有权喜欢蜘蛛精的美色。
江、朱、胡、温二十年，经济上讲尽到了努力，绩效斐然。此种经济繁荣并非假象，于是此二十年内95%的中国人肯定经济改开亦非无依据。它理所当然让“先富起来的人”肯定改革开放。相应地，中共和邓小平得以一俊遮百丑，海外民运只能败阵，美欧情不自禁赞叹中国奇迹，国内的弱势阶层更加玩命般拼搏，因为生活肯定存在不公但仍存在机会，大小官媒纷纷口吐莲花……
但是此种经济繁荣并经不住大历史眼光的证伪。
概略地讲，此二十年的经济奇迹，史上不乏先例。最值得说道的是，从经济思想上看简直就是当年西班牙暴富时代的再现。
曾经的西班牙，靠着从美洲掳掠的巨量金银，一度在欧洲富得流油，钱多得简直不知道该如何花。当然，富的是王室，是应该先富起来的强人，但小民多少也沾了光是事实。突出的例子是王室和社情容不下异教徒两百万摩尔人，把他们驱赶出去时，朝堂允许他们带走自身的财物。此非文明和人道，而是权贵们已不屑于那些小钱了。相当时间内，西班牙朝野毫不怀疑手里的金钱足以打趴欧洲与世界。
英国人却发展出了另一种经济思想:货币不万能，能够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更重要。有形的生产力比不上无形的生产力重要。无形的生产力只能建立在培植无形生产力的大环境基础上。
英西争雄，西班牙败，英国胜，从经济上讲就是个生产力后劲跟得上跟不上的问题。从此，此思想无从取代。
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从常情常理上讲，中共权贵该明白上述道理了，该高度重视了。因为毕竟时代不同了，中国还将面临新的经济瓶颈。
一，世界不再存在未发现未开发之地，新发展水平上的上限更难突破瓶颈了，传统的战争手段只会得不偿失。此情况意味着独超大国已是逆时而动，未来时代只能允许一强存在，各大经济体只能均衡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彻底打消走英、美独超之路的主意。
二，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只一个自然资源制约，人均财富占有量就只能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方向走。否则哪怕中国社会转型成功，世界也难答应十几亿人走拜金之路。而未来的中国不可能离得开世界，就必要处理好此关系。补救的办法只能是在社会公平、正义、文化繁荣、让身心舒畅上下功夫。事实上，今日中国离开了世界资源，经济铁定趴下。进一步说，且不去说数量不是质量了，即便中国“朋友”遍天下，高尖端领域的经济发展也非改开二字可以很快奏效的，历史欠账必要还。所谓的后发优势，弯道超车，用于粗放型经济可以，用于高尖端领域就多半是宣传需要。前者突出如房产、基建、高铁。后者则表现为华为，航天上的短板。
愚意以为，中共权贵中很多人不会不明白上述历史教训与未来走势，他们的问题是明白人重视不够，愚顽之徒偏不信邪。
例如，温家宝曾呼吁政改，指出不政改现有的成就也可能失去。他的见解肯定征求过胡锦涛的意见，他们的问题是有心无力加性格懦弱，由红二代权贵组成的董事会不答应。不排除某些个董事明事理，但人数少且也心存侥幸。此侥幸无非是情况尚不严重，尽可且行且看几十年。而多数董事确需时间，用于转移劫掠来的赃物和安排亲属退路。至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死硬派董事，利益不允许他们走“邪路”，只会讲党史唱红歌的脑瓜又不肯承认自己无知，加上拍马屁的人那样地多，脑瓜早就昏昏然，还说他们什么呢?当然根本问题是制度太反动，加上三十年的腐败、糜烂，一代人都不行了。大量的小粉红就不说了，那些个专家、教授、国师实在该给党国出几个高明主意。
但说这批人全无警觉也不公允，例如反贪、维稳、净网、一带一路等等，便是他们一方面争取时间，另一方面想打造奇迹的大动作。然而这是一厢情愿。无情的事态是时间拖得越久，官场越难治理，社会越发糜烂，经济越来越由实而虚，债务泡沫越来越大……事儿没完，特色稳定激活不出工匠精神与发明冲动尤其执着的基础研发，要占领新技术的新生产力制高地，便只能阴招损招偷与骗一齐上，于是与大金主美国闹翻。本来，倾销廉价产品终究有个顶与度，贸易上美中摊牌是个时间问题。如今时间提前，争取时间的盘算便落了空。怎么办呢？这帮二杆子便迁怒于一切不合口味的人事了，也就一个闹剧连着一个闹剧。
今日中国经济，政治的演进趋势日趋凶险，但非习当局所造成，祸根早已埋伏，习当局加速了它而已。
那么，换掉习当局，深化改开，中国经济、政治还有救吗？
中国转型的当务之急首先在于政治，而非文化
笔者以为，再撑个三五年不是大问题，但从趋势上讲，晚了，一切都晚了。就与美西关系而言，习总上台就应撤除用于台海的导弹，履行一国两制承诺，贸易顺差上适当让步，关系并不至于闹僵，而此让步并不会妨碍中共统治。对内，继续胡温时的“不折腾”，允许小民骂骂娘，坚决不搞国进民退，停止土地财政，颁行阳光法案，放手媒体监管等等，切实体现改开有点干货，官场与社会便不至于腐败，糜烂不可收拾。如今，与美西的关系恶化于中共和中国仍不致命，用钱仍旧能大致摆平。以中国之大，韭菜之多，不怕榨不出油。从来瞎子见钱眼睁开，美西也是人组成。很多分析指时下中共的强硬言行，主要是做给国内看，窃以为很有道理。于中国致命的是:
- 不换掉中共官场大多数人，腐败暴政不能扭转，可是常态下此事想都不要想。传统的革命手段肯定不是办法，可惜和理非无非一厢情愿。
- 社会生活的国仍是国，民已不民，已表现为西风东渐以来从未有过的冷漠、装睡、弱智、犬儒、至害、绝望，等等，具备了不是王朝末世而是国家解体的一应条件。
- 现有的经济结构，经济关系面对中等收入陷阱几年前便已止步，官方的靓丽数字全不可信。今日的注重分配之说与还是蛋糕做大之说，皆属于说了也是白说。属于弱智权贵说给弱智草民听的春秋梦话。
- 某种意义上民主、人权、宪政短时间内不但不能奏效，而且会加剧上述三点的剧痛，病入膏肓的国体、政体、文化已失去了承受力。笔者甚至有点儿体谅中南海为什么强调正能量了，问题是得有正能量啊。因为中共尽可以自封伟光正，但中共总不能把赖小民说成焦裕禄吧。而赖小民何其多也，他不该在蛆堆里太摆谱。这是典型的报应。
规模的效应从来是特定时空内巨大的惯性力下仍能表现的不可一世，致命伤是雪崩发生便无任何力量阻止得了它。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中共吹嘘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何尝不是把所有的鸡蛋放一个篮子里。篮子平安，皆大欢喜，篮子打烂，怎么办呢？
结语
作为中国人，感情上当然希望国泰民安，各方面走在世界前面，但感情不能取代现实。展望本世纪，经济上中国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便是了不得了。
此目标并不宏伟，但实现此目标仍何其艰难。
- 尽快终结中共变态统治，改行民主、人权、宪政为当务之急。因为民主、人权、宪政未必就能解决技术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撒旦的问题，没有民主、人权、宪政便想不都要想。武汉病毒已是预告。
- 政体充斥罪恶，国体也存重大缺陷。四世同堂大家庭模式必要让位于小家庭生活方式。国家只有切实尊重人权才是个不孬组织。
- 经济的出路仍旧不外乎生产资料上开源节流。节流不易做到，开源更难。参照发达国家经验，非两代人含辛茹苦不能奏效。毫无疑问，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只能是新材料，新能源，太空经济。这就不只是一个反对暴政的问题了，还需要朝野切实改变思维。
- 所以文化必应跟进，津津乐道于悠久历史已是没有出息的表现。国学可以没有，世界学不能没有。文明的生命力主要在未来。这是一条非走不可之路。
愚意以为，如果十年之内做不到第一点，三十年之内做不到第四点，尔后则有关中国的所有话题都意义不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