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我们院的地主分子
前几天发表一则批评强制接种疫苗的稿子，有位打赏者给我留言：“所有的承诺都是谎言”。这句话让我产生极大共鸣。已经有几代中国人从小到大就是在承诺和谎言中度过一生。
又到了开学季。中国人从孩提时就开始听承诺：在家听父母的，到学校，听老师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印象中58年前的9月1日，一个懵懂的孩子走进学校，走进教室，在课桌前坐下，就看到前面黑板上方这八个大字。多么慈爱。幼小的心真感觉温暖。
开学后每星期有两节音乐课，孩子们都喜欢。最开始教唱的都是些最简单、最政治，大概也是必须要教唱的：东方红。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后来又教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毛主席的光辉。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八一军旗红。
上面有的，可能不是歌名，只是歌里的一句唱词，关键在于近六十年后还能记住。这表明生那个时代的人们，并没有别的更值得记住的东西。孩童时代，学什么就记住什么，似乎谁也改变不了。特别那首《毛主席的光辉》，应该是1963年底或1964年初的春节期间，老师领着排练的同学在外面公开演出。因为这是一首少数民族歌曲，每段结尾，孩子们的小脖子处还要来回扭动两下。当年看班里小女生在演唱这首歌时扭动脖子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说起来应该捂脸。自己这辈子只有一班同学。与他们一直到小学结束，也就算结束了，而且是彻底结束。再没有与班里的任何同学一起坐在教室里学习过。大半个世纪后提起来，多少有点伤感。这不能怪别的同学，是自己没有踏进中学校门。
音乐是世界的，所以是伟大的。除了塔利班那群狗杂种们，你很少听到有哪个人群哪个民族拒绝音乐，甚至残忍地杀死音乐人。即使像我这种不懂西方不懂外语的中国土著，对有些外国音乐也非常喜欢。像那首《欢乐颂》，听几遍，即可一个谱子不掉地“唱”出来。
但音乐也确实有让人心烦的时候。直到五十几年后的今天，仍觉得对不起当年我们那个小院里住着的一户地主分子人家：老两口都是地主分子（两个儿子都已成家，不跟父母住在一起），男的，我等小字辈称他“李二爷”；他的妻子，一个小脚女人，人们喊她“李二奶”。
那年月，“地富反坏右”被称作“牛鬼蛇神”，自然也就成了倒霉蛋，而地主分子，更是首当其冲。从大人嘴里知道，这个李二爷解放前当过“保长”，家里有些田地，然而，也仅此而已，并没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更没有“命案”。
可文革时特别强调“阶级斗争”，隔不几天就来一群人到他家闹事。即使已经生存下去都困难了，仍不放过他们。那时候他家就做点“蚊烟”卖，也就是用锯末对上“六六六”，然后灌进比大拇指要粗一些的瘦长皮纸袋中，人们买回去晚上放在家中熏蚊子。
就这也不行，常常来一伙人，把他家中的锯末弄得他们家甚至小院中到处都是，相当于现在说的“恶作剧”。然而他们什么都不敢说，任凭来人胡闹胡折腾。
当年自己是个十来岁孩子，“贫民”出身，“根红苗正”，自然没人来折腾我们家。大约就是文革开始那年夏天，自己刚学着吹笛子，晚饭后在用比拇指粗一些的竹竿排在一起做成竹簾上躺着（竹簾下面支两长条凳），吹一些现在叫“红歌”的曲子，都是从音乐课学来的。
李二爷知道院子里的大人们非但不排斥他，且常与其交心，包括我的父母，因此，他对我们这些孩子并不顾忌。大半个世纪后也还记得，那天晚上，我躺在竹簾上又在吹“红歌”，好像是唱支山歌吧，他大概白天才被折腾得难受，心里烦，且此时又正与大人们在一旁聊天，也不知他忍了多久，终于不想忍了，对我生气地说：别吹了，吹啥呢，大人在说话。
自己生性胆小，即使地主分子说我，也立即蔫了，不再吹了，至少那天晚上不再吹了。
这事虽已过去五十多年，等到自己渐渐懂事后，非常理解那个我们喊“李二爷”的地主分子。那时候他每天过得多么心焦哦，若不是实在忍不下去，绝不会制止我吹“红歌”。可以想象，他一生经历了多少承诺和谎言，因此他什么都不信了，更不会相信“社会主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