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提“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概念，引发舆论担忧中国政府将放眼私营企业甚至“杀富济贫”，将财富集中到国有企业。
在本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北京称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所谓“共同富裕”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概念。
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有别于“同步富裕”，它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分阶段带动和帮助落后地区的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而“三次分配”的概念曾经被界定为慈善事业。2020年初，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曾发文解释，这一分配模式并非由“公权力强制”，但又指“法律政策”和“社会价值理念”在其中发挥着“看得见又看不见”的作用。
有人把中共的第三次分配的所谓制度性安排被许多观察人士看作是中共杀富济贫之举。托列多大学荣休经济学教授张欣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达到共同富裕。
他说：“问题不在共同富裕的口号，问题是如何达到共同富裕。用当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路线还是走欧洲富裕国家的道路。我想关键看怎么对待所有制，和什么是最终目标？是强调公有制为主，还是强调私有制、民营企业为主？最终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还是由市场经济建设资本主义体制？这是毛路线和西方福利社会根本区别。”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我想习近平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两条。一个是他打压民营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是对付眼前的一些经济困难。因为现在天灾人祸还有疫情造成问题，所以中国经济遇到困难。穷人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很多刚刚爬上贫困线的又掉下去了。所以政府急需一大笔钱来补贴穷人。可是政府又不肯花自己的私房钱，所以看准了民营经济，在志自愿捐献的名义下迫使民营企业多交钱。短期看对一些穷人是有利的，但是因为严重挫伤了民营企业家的生产积极性，所以长期看来对他们反而是不利的。”
▲美国之音（VOA）8月18日报道：习近平再提共同富裕，“劫富济贫”或成中共政策新走向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推动“共同富裕”
华盛顿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一次重要会议上再次提出“共同富裕”的说法，并把这个目标列入了中国现代化的一项核心特征。有分析表示，这可能标志中国巨大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时候即将到来。
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从一个贫穷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攀升，挤入了世界贫富差距最大国家的行列。
据美国财经媒体石英财经网（Quartz）报道，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最富有的20%的人所拥有的可支配收入超过了20%最贫困人口所拥有的可支配收入的10倍以上，而且这个扩大的势头还在继续。
身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习近平在周二（8月17日）举行的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上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被一些人认为是对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的一个重大修正，也是中共经济改革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向，从较为放任的经济增长时期转向中共对经济有更多控制的阶段。
不过，会议还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共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这些话被解读为是为了缓解当局推动“共同富裕”而带来的不安，也想表明没有否定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这个阶段的到来与美中关系严重恶化和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孤立不期而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主要是一种危机应对反应，力图通过强化对国家，特别是民企的控制来对抗外部世界。
从去年中共向阿里巴巴展开反垄断调查以来，中国监管机构明显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和微观的控制。针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调查名目越来越多，从反垄断调查到数据安全调查再到各种合规调查，被调查对象和范围也再快速扩大，不仅涉及网络，还波及到外卖、出租汽车、教培等。一众民企如阿里巴巴、腾讯、美团、滴滴、百度，以及各种证券公司等都受到调查和处罚。
这次中央财经工作会议显然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习近平，还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政治局常委汪洋、王沪宁、韩正等。此外，中共经济计划机构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中央农办、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等主要监管机构的主要官员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习近平上台后就高调提出要打一场脱贫攻坚战，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虽然这项工程充满了作秀和浮夸的内容，但至少向中国公众传达出习近平的一个有别于他的前任的治国理念，这就是追求一个在财富分配上更加平等的社会主义。
这次会议还就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说，这些措施显示，北京可能会加快财产税和遗产税的实施。中国当局从2011年以来就提出增加这两项税收的想法，并在上海和重庆进行相关的试点。中国高层在今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要继续推动相关立法问题。
彭博社引用澳大利亚最大的银行集团麦格理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Larry Hu）的话说，“中国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恶化到决策者们别无选择，必须面对的程度，要把这个问题当作优先问题加以解决。”
胡伟俊说，习近平把这个问题提交到最高层，相信这是中国未来政策走向的“一个重要迹象”。
▲英国广播公司（BBC）8月20日报道：习近平提“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 ，大型私企或成为中国贫富不均的“替罪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提出“共同富裕”时称，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讲话一出一片哗然。
有分析认为，中国当局所谓的“共同富裕”意在巩固社会底层民众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支持，而下一步或向大型私企开刀，通过“绑架式”慈善助当局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政治学教授夏明在BBC中文的访问中形容，共同富裕是一种“兜底”的方式，即“让那些重新要返贫的人不至于完全堕入没法挽救的境地，最后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 但夏明教授认为，反全球化和高企的家庭债务导致中国经济处于目前非常艰难的处境。
共同富裕还是杀鸡取卵？
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反垄断等议题是中共应对经济工作的重点。监管之手从互联网企业伸向到其他行业。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食品外卖平台美团，以及教育培训公司新东方等大型民营企业纷纷遭到整肃，引发了巨大的市场波动。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也难逃规管，旗下社交媒体软件微信罕见地遭到民事公益起诉。
在8月17日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中共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本周三（8月18日）公布的一份会议纪要还称，要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共同富裕”一词在中国去年宣布成功减贫之后，开始广泛出现。过去40年的快速经济发展让中国大部分人摆脱了贫困，但贫富差距依然严重。新冠疫情的出現更拉大了这种差距。疫情几乎没有影响到中国上层阶级的收入，但下层阶级的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尽管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近年仍在0.46到0.47较高位徘徊。 根据中国经济学家任泽平的研究，中国高低收入比的均值为10.64，处于在世界中等偏高水平。
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独立学者分析称，中国当局严苛的清零抗疫政策是导致绝对贫困阶级扩大的重要原因，包括对人口流动的限制造成底层人民就业困难。“但北京高层不愿意自我检讨，反而把目标指向了在疫情期间财富增加的商界新贵，” 他说。 他认为，北京本可以通过对中小企业和国营企业增加补贴来减缓贫富差距。
这位居住在北京的学者认为，中共在今年年初宣布实现脱贫，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意识到贫富分化在过去一年半的疫情中加速扩大，而以课外培训教育为代表的新兴行业在疫情中获利，其市场的扩充几乎与贫富差距扩大是同步的，遭遇监管重手。
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非常艰难的处境。一方面由于中国出现反全球化倾向，另一方面是中国金融存在不少家庭债务，许多家庭包括农村家庭利用金融宽松政策进行贷款，或举债炒房，同时参与了许多影子银行的投资活动。
“这导致许多家庭面临破产的风险，意味着许多贫穷人口会重新返贫，甚至中产阶级也面临返贫的风险。”夏明说。
对于如何减缓贫富差距，近日的高层会议透露，中国将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 然而，具体措施依然模糊。一些分析认为，有迹象显示当局将加大力度监管大型私人企业，防止这些企业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这部分解释了上个月滴滴出行在赴美上市后遭遇网络安全审查，随后中国网信办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拟要求拥有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商在赴国外上市时，必须向相关机构申报有关网络安全的审查。
不过，这些做法也存在风险。夏明教授说，“如果企业家投资乏力，企业扩张缓慢，不再继续创造就业，也不再扩展财富创造，那么从长远来看，目前所谓的共同富裕政策就会变成杀鸡取卵，我觉得是很危险的。”
“三次分配”还是胁迫慈善？
对于如何达致共同富裕，习近平在会议上提出“三次分配”的说法，外界担心中共将以“胁迫”慈善的手段减缓贫富差距。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经济制度中的分配是指将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国民收入，按一定方式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分配，形成流量的收入分配格局和存量的财产分配格局。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曾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的“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重支出等进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
“三次分配”的说法并非第一次在中央政策中出现。在2019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明确了“第三次分配”为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确立慈善等公益事业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分析认为，“第三次分配”本来意味着个人和企业受到道德感召而把一部分可支配收入捐赠出去，但在中国的体制下，企业将在政策的驱使下被迫做慈善。
前述独立学者指出， 中国慈善的意义与美国19世纪出现的慈善有所不同。西方强调财富是福音，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避免因贫富差距扩大造成的阶级矛盾加剧；而中国的新兴阶层没有道德负担，他们所面临的压力来自国家对于贫富差距带来社会动荡的担忧。
“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强，经济控制的迹象和趋势越来越强，”他说。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在中国底层民众对贫富扩大的不满，中美关系紧张，以及全球化在中国受到不信任的情况下，“成为替罪羊”。
他还说，鉴于中国公民社会在过去几年受到严重打压，完全独立运作的NGO几乎已经不存在，预计大型企业捐赠的对象大部分是政府扶持的基金会和NGO.
夏明教授认为，与西方国家对待企业做慈善的方式不同，中国最终会抑制企业在社会发挥灵活作用，避免他们凝聚成一股公民社会力量。
该中共会议结束后仅仅一天，腾讯就开始响应高层的指示。8月18日，腾讯宣布再次增加500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称将结合自身的数字和科技能力，在诸如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民生领域提供持续助力。
▲德国之声（DW）8月20日援引德语媒体：中国的财富再分配可能是招险棋
四十多年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令中国经济得以迅猛发展，但也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官方新近发出的“财富再分配”倡议，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吗？
（德国之声中文网）《商报》发表评论写道，中国共产党总是喜欢强调，党领导人民摆脱了贫困。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造成出了世界上最多的亿万富翁。这篇题为《中国财富再分配是招险棋》的评论写道：
“中共高层的北戴河休假结束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首次亮相就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这足以显示出，目前席卷全国的整改狂潮并不仅局限于高科技行业。
过去几个月来，在中国的政治讨论中，‘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相比，‘共同富裕’变得越来越重要。习近平强调，贫富悬殊不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甚至会威胁到党的执政合法性。因为它会打破统治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默契，即以政治上的顺从换取经济上的富裕。
尽管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过去几年在中国有所降低，但中国的指标仍远远高于德国，甚至也高于制度宿敌美国。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要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得多。中国有1058名亿万富翁，但同时却有六亿人口的月收入不足一千。“
评论写道，有关限制过高收入的倡议，在政治层面上很有欢迎，但在一个缺乏法治监督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很容易就会演变成强取豪夺的场面。那些收入“过高”，政治上又不听话的人，很有可能会率先受到惩治。评论最后写道：
“这场整改浪潮，对于中国繁荣的私营经济来说，充满了危险，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企业的盈利不断缩水。目前的核心问题是，习近平开启的新路线，是要整治私营经济中的乱象呢，还是会将私营经济斩尽杀绝，从而为中国迄今为止的发展模式划上句号。”
中国官方同塔利班的互动日益频繁，官媒对塔利班的评价也越来越“正面和积极”。国际问题专家们普遍认为，在阿富汗问题上，北京会继续推行其“务实外交路线”。《法兰克福汇报》写道：
“同许多西方国家不同，北京宣布中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将保持运作。也就是说，中国会继续履行其基于现实政治考量的外交路线，即无论对方的意识形态以及人权记录如何，只要符合中国的利益，就会同其当权者开展合作。
不过，中国官方的亲塔利班路线也引起了公众舆论的不解。官方媒体试图淡化塔利班激进思想和暴力行为的报道在社交媒体引发强烈批评后，当局不得不删除了相关报道。此前人民日报曾报道称，塔利班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得益于贫苦民众的支持。对塔利班示好引发不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即便是阅读古兰经、斋戒以及去麦加朝圣这类普通的宗教行为，都会被当局归为极端主义的范畴。“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德国之声（DW）8月20日报道：“三次分配”助中国减少贫富差距？
日前习近平主持的一次中共中央财经委会议，在“共同富裕”的议题下提出“三次分配”的规划，引起舆论的关注。什么是“三次分配”，它能减少收入和财富的巨大差距吗？
（德国之声中文网）习近平8月17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会议指出应“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其中“三次分配”的提法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关注和议论。根据中国媒体的引述，这一概念出自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和公平原则，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这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苏京春本周在新浪财经专栏撰文解释，“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个人和企业出于自愿，在习惯、道德以及机制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主要内容是慈善捐赠，形式可以呈现出社会所需的多样化，但最终结果是通过收入阶层中的富裕人群资金流向相对贫困人群而实现社会收入转移，以此来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补充。”
文章指出，中国初次收入分配导致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再分配虽然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力度还很不够，亟需以企业和个人为参与主体的第三次分配来帮助实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
“象征性政策”
中国经济研究学者、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教授费多丽（Doris Fischer）说，就她所知“第三次分配”是一个仅在中国论著中出现的说法。她对德国之声表示，分配不公在中国并非新问题，而新冠疫情甚至加剧了这一现象。这一不公与中共的意识形态基础是矛盾的。“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建立社会保障系统，即所谓的二次分配来缓解这一矛盾，并用人人都可以实现社会进阶的‘中国梦’来予以粉饰。但现在看来，习近平认为这些还不够。”
数十年来，中国企业和富豪对社会的慈善捐助并非乏善可陈。不过近期一些企业似乎还是感到了“三次分配”的压力。本周中央会议的新闻刚发布，腾讯就宣布再次增加500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在诸如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民生领域提供持续帮助。在四个月内，腾讯已规划投入1000亿元资金。
费多丽认为，如果对共同富裕的呼吁仅满足于一些超级富豪和成功企业参与捐助或慈善项目，那这不过是象征性的政策，也不会让富人真的受到实质性冲击。不过看来官方所谓的“三次分配”将成为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财政专家苏京春在文章中列出了中国在“三次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一，慈善机构筹款能力仍有提升空间，第三次分配力度还有待提升；第二，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主体仍然以企业为主，个人积极性仍有调动空间；第三，第三次分配关注的领域较为传统，对“大慈善”领域的关注仍不足；第四，尚未开征遗产和赠与税，第三次分配开展缺乏持续资金基础。
致富还光荣吗？
费多丽则指出另一个值得注意之处：三次分配的运作机制不同于二次分配，捐助和善款的出资方一般对款项的使用目的是拥有发言权的。“通过社会保障和税收来实施的福利项目，基于普遍适用的规则，理论上所有适用范围内的人均可获益。因此，企业和富豪更很愿意以参与‘三次分配’来表明自己承担了社会责任，而不是缴纳更高的税赋，因为在前者，他们可以对资金的使用施加影响。”
当然，“三次分配”只是中国政府为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准备的杠杆之一，政府能更直接调控的仍是包括税收、社保的“再分配”环节。中央财经委的会议指出，政府的目标是“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有关领导层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费多丽还提到另一个问题：什么是一个社会可以普遍接受的收入、资产和财富？“在中国是否会引发一场有关讨论，是个有意思的问题。”费多丽说，迄今为止，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将拥有财富视为一种应该批判的现象，“但如果‘致富’被一概至于怀疑之下，不再是政府所希望的，那将对中国经济、对企业承担经营风险的积极性产生深远的影响。”
▲美国之音（VOA）8月23日时事大家谈：习近平刮起“共同富裕”风暴，“三次分配”最令私企心惊？
华盛顿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式推出酝酿已久的“共同富裕”规划，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习近平要求，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
观察人士分析，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对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的重大修正，也是中共经济改革和财富分配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向。
共同富裕会不会最终回归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三次分配的制度性安排是不是杀富济贫式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已成惊弓之鸟的中国民营资本还有多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此次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仍强调，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但是区别对待公有制和私有制，优待前者、歧视后者的制度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观察人士注意到，在不断约谈具有垄断苗头的大型私有企业，私企大到一定程度就必须倒的同时，大型国有企业鞍山钢铁公司和本溪钢铁公司强强联合，创立了全球第三大粗钢生产联合集团。
托列多大学荣休经济学教授张欣认为，优待国企、歧视私企的经济发展计划必然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
他说：“如果一方面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做大做强国企，合作化是方向，党管企业，就是朝毛的方向去走。还是说我们要搞现代企业制度，国企要改革成混合所有制，要遵循市场规律，企业要由企业家来管等等。这里就反映出两个方向。从领导人个人的讲话来讲，因为那时候就不单单是一个集体的综合的报道了，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大部分是前面的思路，李克强、刘鹤谈的是比较后面的说法。讲到国企和计划经济，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我们都看到了，这个非常简单，国有化和计划经济是失败的体制。我们记得在毛的时候，民不聊生。城市居民靠粮票布票勒紧肚子过日子。农村三年两头闹饥荒，国民经济是崩溃的。那是个均平的时代。国企现在的问题还是这样，基本上是亏本的。有个研究，国企如果去除所有的补贴和银行贷款，整体亏损严重更厉害。最近我们知道中石化、中石油本来就依靠垄断和国家减免资源税和银行优惠贷款等各项补贴，它们还要去亏，和其它国家的炼油成本比，它们要差很多。而盈利的那些非国有企业，比如阿里巴巴等等，它们现在要被强行地参与，党来管理。这个确实反应了对私企的歧视。这必然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
共同富裕的规划中，最别出心裁、最令人狐疑的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所谓“三次分配”方案，这也是最令民营资本胆战心惊之处。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指个人或企业出于自愿，把自己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用于慈善，而中国目前的做法一定会把自愿捐献变成强制性摊派，私企将面临慈善勒索。
他说：“‘三次分配’的说法最早应该是来自于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三次分配’这个概念。第一次、第二次大家都很熟悉，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指个人或企业出于自愿，把自己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用于慈善。从而使收入比较高的人的资金流向收入比较低的人，来减缓贫富差距。按说通过捐款的方式缓和贫富差距在民主国家也是一个常见的事情。比如美国就有长期民间慈善捐款的传统。在美国也有政策法律鼓励民间捐款，比如捐款可以抵税等等。但是中国提出来就把它当成一个制度，这就变得很有些不一样了。因为捐款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自愿而不是强制的。捐不捐在你，捐多少也在你，这跟税不一样。税是你必须要交的，交多少是有规定的。捐款最大特点就是自愿性。可是现在按照中国的搞法，我们可以想象到一定会把它变成一个强制性的东西。轻的时候可以造舆论，让不捐款的人很难堪、很丢脸；重的时候可以找名目给你按上个罪名，说你的收入是非法收入，让你倾家荡产。我们看到习近平话音未落，那边腾讯就捐出了500亿，几乎是它全年总利润。你说哪有捐款这么捐的？要出于自愿，没人会这么做的。捐这么多显然是非自愿的。它是破财免灾，它知道如果不捐这么多款会有更大的麻烦。有个笑话讲，募捐的秘诀，第一面带笑容，第二腰间别把枪。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这种情况，所谓苛捐杂税。什么叫苛捐杂税呢？就是在明文规定的那些税之外还巧立名目找很多税。另外‘捐’明明是要自愿的，结果变成强制性的摊派。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点。”
有人把中共的第三次分配的所谓制度性安排被许多观察人士看作是中共杀富济贫之举。托列多大学荣休经济学教授张欣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达到共同富裕。
他说：“问题不在共同富裕的口号，问题是如何达到共同富裕。用当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路线还是走欧洲富裕国家的道路。我想关键看怎么对待所有制，和什么是最终目标？是强调公有制为主，还是强调私有制、民营企业为主？最终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还是由市场经济建设资本主义体制？这是毛路线和西方福利社会根本区别。”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近平推出“共同富裕”的方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民营经济。
他说：“我想习近平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两条。一个是他打压民营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是对付眼前的一些经济困难。因为现在天灾人祸还有疫情造成问题，所以中国经济遇到困难。穷人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很多刚刚爬上贫困线的又掉下去了。所以政府急需一大笔钱来补贴穷人。可是政府又不肯花自己的私房钱，所以看准了民营经济，在志自愿捐献的名义下迫使民营企业多交钱。短期看对一些穷人是有利的，但是因为严重挫伤了民营企业家的生产积极性，所以长期看来对他们反而是不利的。”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自由亚洲电台（RFA）粤语组8月24日发表任甄评论：三次分配可由权贵做起吗？
8月17日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开会，提出了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体策略中最触目的则是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初次分配所指就是个人的收入分配，机制是市场；二次分配则由政府主持，机制是公共政策，例如取得税收后投放于社会福利等用途，这两种分配都已有现行的制度，上述会议最触目的，是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是指个人把收入捐献于慈善等社会公益用途，经济学家厉以宁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解释指，那是「基于道德信念进行的收入分配」，可以出于个人自我认定的使命，可以出于人道的考虑，也可以出于宗教信仰的驱使等等。在中国，慈善或捐献具有深远历史，而即使在社会主义政体里，慈善事业也没有完全废弃，两份《中国慈善事业指导纲要》就曾于2006及2011年颁布。
第三次分配既属道德，前提是出于自愿，捐献也不应为了利益。多年来也的确有一些基金，给予教育、福利及紧急援助等相当的无私捐献，善行早已得到社会肯定。可惜的是，善款遭到挪用的事件屡屡发生，对慈善事业也不无打击。至于商号或富豪为了谋取更大利益而讨好公权力，例如更容易承办政府工程或服务以赚取公帑等，则捐款只能算是生意成本，其交易本质难以称为第三次分配。
这次财经委员会的会后公报没有具体说明所谓「基础性制度」是甚么，如果只属一些鼓励的、提供诱因的政策，例如对捐献作出税务寛减，则还算有理有节。可是，对公权力缺乏制衡的党国体制，以及「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专权政治而言，越演越烈几乎是常见的施政轨迹，遏抑以致惩罚的政策，也并不罕见。腾讯在中央的会议后宣布捐出五百亿，但人们还是会怀疑，那究竟是真正的由道德驱使的第三次分配，还是只因为威迫当前、无可奈何的选择？
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等等，其实不过是表面漂亮的政治修辞。要促进真正的第三次分配，关键在于自由结社的慈善团体与宗教组织。可是，中国政权接受不了真正自主的工会、教会等，连中国红十字会也得由政府领导，管治更受党组书记过问。这样一来，即使捐献属于自愿，但分配难免受到政权左右，这是否变相的第二次分配？
贫富悬殊的确是中国政府急须面对的问题。问题是，第三次分配是否当前现实最适切的策略？自改革开放以来，私有财富有飞跃的增长，但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提（Thomas Piketty）指出，国有资本仍占全国资本约三成。人们不禁要问，可供政府使用的资源如此巨大时，为甚么要打第三次分配的主意？「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云云，是否只是把人民的视线转移到资本家身上的举措？
再追问下去的是，在富可敌国的资本家相继崛起的同时，中共权贵之中有坐拥多少隐密财富？多年来国外媒体、巴拿马文件等披露的，是接近实况还是冰山一角？中共中央的财经委员在开会就第三次分配大发议论时，有没有想过大可由自己的亲属率先捐献呢？说不定，一呼百应，上行下效，第三次分配终会成真，只是，如此一来，便又给党带来尴尬问题：权贵及其亲属的财富，是怎样得来的呢？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德国之声（DW）8月25日沈凌客座评论：中国如何实现共富，而不是共穷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需求还相当迫切。经济学家沈凌认为，中国的共同富裕政策应该是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的共同富裕，否则很容易就成为“共同贫穷”，重复改革开放前的沉痛历史。
（德国之声中文网）从2013年起，中国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2013年及以后数据来源于此项调查。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6467元，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9430元，是城镇居民的35.6%.到了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66%，达到43834元，而农村增长得更快，超过80%，达到了17131元，因此，农村人均收入占城镇的比例增加了3.5个百分点，达到39.1%，显示出了城乡差距逐步缩小的良好趋势。
收入分配两极化加速
在2013年前的数据中，因为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指标口径有所不同，不能直接比较，但大致上，我们可以在类似的数据中看到不一样的趋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十年间，中国经济整体获得了高速增长，但是农村人均纯收入占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却是在逐步下降的。因此可以说，以此为代表的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是越来越体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在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政策设计者就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今天，执政者没有忘记当初的承诺，在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之后，注意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需求，把政策重心做了重要的调整。
当然，这个共同富裕的目标还需要很多具体政策配套措施加以细化，否则就容易南辕北辙。因为中国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获得了GDP总量全球第二的经济地位，但是从人均来讲，仅仅突破了一万美元的大关，还没有能够成为高收入国家。和OECD国家的人均水平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德国日本都有四万多美元的人均水平，而美国更加高，超过了六万美元。所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需求还相当迫切。中国的共同富裕政策应该是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的共同富裕，否则很容易就成为“共同贫穷”，重复改革开放前的沉痛历史。
从“先富”到“共富”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收入分配逐步缩小呢？
从一次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地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越来越高，而越来越重要。相较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实物资本的重要性在下降。因此，只要持续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给与国民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可及的教育供给，那么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并不是不能兼得的鱼和熊掌。从这个角度讲，虽然最近一个阶段，中国政府推出了很多整治互联网企业的措施，但是它并非想抑制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相反，通过反垄断，会创造出一个更加富有竞争性的市场环境，给更多的初创企业以机会。这对整体的高科技行业发展是有利的。
从二次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政府更加注重民生，主要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再强调盈利性，而是从保障基本社会需求的角度加大投入。比如，医疗体制改革，不再把公立医院简单地自负盈亏，推给社会，乃至于私有化；而是加大医保覆盖，推动药品集中采购，理顺医疗服务的价格体系。而教育改革则更加注重公平性，不把基础教育产业化，杜绝资本市场介入基础教育。这些改革措施和改革开放早期的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当时的措施都是为了减少财政负担，而现在的措施因为从社会福利角度出发，实际上都增加了财政负担。财政重心的转移，财政负担的加大，都在宏观上推动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减小。
这次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到了三次分配，算是比较新鲜的政策导向。它涵盖的社会捐助和慈善行为，在成熟的经济体中都有一个稳固的制度配套，在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的过程中起了一个补充和多元化的作用。它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自我管理的原则。各种名目繁多的公益基金和NGO组织，不光是拉低了收入两极分化，更多的是提供了多元化的社会管理。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是不是准备好了接受这样一种社会管理制度，还是仅仅出于单纯的均贫富的目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沈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自由亚洲电台（RFA）8月25日发表陈光诚评论：无论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是全民共同富裕，关键在“允许”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21年8月17日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宣告：“中国将从过去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为促进全民共同富裕，这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他甚至直接提出了“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甚至第三次分配”的制度，以及“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和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很明显，中共沦陷区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已经大到了引发社会变革的临界点，中共不得不关注的程度。
习近平的“全民共同富裕”是结果上的“共同富裕”还是要打破原来社会资源配置的错位，重新构建社会分配机制，努力形成以机会平等为基础、消除特权，使过去四十多年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百姓有机会参与公平竞争，从而富裕起来，尚且不得而知。若是前者，毫无疑问，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若是后者，仍需观望。
习近平要是想通过对权贵家族靠官商勾结、违法经营获得巨额不当得利的硕鼠们进行财产再分配也算是盗亦有道，不过，对于有限的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靠改造创新提升旧产业获得巨额回报，付税后仍然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企业家们的个人合法财产，通过任何方法、用任何借口进行所谓的“再分配”都无异于入室抢劫，没有任何合法性和正当性可言。
例如，河北的孙大武案件。当年邓小平在全国人民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六年后的1985年，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说法，彻底打破、否定了毛泽东的计划经济。而且为了反击顽固势力对改革开放的质疑，避免继续改革开放的步伐受阻，他还提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进一步确认 “衡量改革开放是否正确的评判标准” —— “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使得中共党内反对改革开放者无法辩驳，就此而言，可以说他为解除部分共产党捆绑在人民身上的枷锁发挥了个人的历史性作用。
很可惜，他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理论，没有根据不同个体的创造力不同这一客观事实，把所创造出价值的税后所得作为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应得的劳动成果，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性确认，避免被后来的弄权者随意剥夺。
其实，无论是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是习近平的“全民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允许”二字。只要党仍然握有想“允许”哪些人富裕，哪些人就能富裕；想要哪些人贫穷，哪些人就会贫穷的权力，这本质上仍然是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另一种形式的计划经济。只要不按照优胜劣汰、供需规则等公认的商业规则，让市场按照其自身规律自行调节，中共沦陷区就永远无法实现市场经济，人民的命运就仍然握在共产党的手里。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只有建立起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公平、公正且能有效监督执行的社会制度，社会在这样的制度下良好运行，人民的权利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保护。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美国之音（VOA）8月26日报道：“共同富裕”推力过猛 中共高官急忙出面安抚舆论
面对中共急推从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的政策所引发的巨大社会震动，中共高官出面澄清，明确表示“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要“杀富济贫”。
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韩文秀周四（8月26日）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个基础上，“要继续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办好”，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消所分配差距，缩小两极分化。
这位主持中央财委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说：“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8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在会上，身兼该机构主任的习近平提出，中国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会议还提出通过国民收入三次分配等措施来落实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一次分配是工资，二次分配是税收，三次分配是社会捐赠。社会捐赠与前两种分配方式性质完全不同，它不在法律约束之下，而纯粹是个人自愿行为，属于道德范畴。观察人士表示，中共这次高调把社会捐赠列为国家财富重新分配的一种手段，似乎暗示中共将会通过道德胁迫向富人施加压力，以达到“均贫富”的目标。
“共同富裕”口号的提出被广泛认为是对邓小平确立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开政策作出的重大修正，在中国内外引起了相当的震动。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结合中共近期对中国大型民企展开的一连串大刀阔斧的整肃行动，中共如此高调地宣传“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可能意味着一个“劫富济贫”、政策取向更为保守时代的到来。
韩文秀在记者会上称，中国监管部门对网络企业垄断行为进行整顿“一视同仁”，“绝不是针对民营和外资企业，这一点十分明确”。
针对外界担心的第三次分配将通过“道德胁迫”的担忧，韩文秀表示，“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适当激励，通过慈善捐款等方式，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 .
韩文秀保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不搞“杀富济贫”。
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通过经济改革使得市场经济的潜力得到了巨大的释放，个人财富也得到了巨大的增加，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涌现了一大批富豪，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美国之音（VOA）8月27日报道：亲中势力在港力推“共同富裕” 港商担忧变成“共同贫穷”
华盛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概念后，在香港的亲中势力随即展开舆论攻势，指出香港不应回避，也应落实有关政策。不过，有知名地产界人士引述香港商界担心，今后港商在内地营商更加艰难；资深传媒人亦劝吁不应以“收保护费”为目标。
中共中央于8月17日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身兼该机构主任的习近平提出，中国要促进“共同富裕”。会议还提出通过国民收入三次分配等措施来落实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正当中国民众仍有待消化这个崭新概念的具体细节时，香港的一些学者、传媒与智库已经准备好于翌日开始宣传习近平的新举措，直指香港也应推行“共同富裕”。
香港01首先发文指“共同富裕” 应包括香港
首先刊文的是被外界归类为建制派的网上媒体 – 香港01.该网站于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一天后的8月18日，便刊登了“促进共同富裕启程 香港尚要落后多少 ？”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共同富裕” 新政策理应包括香港，无奈特区政府高官至今还是继续轻视收入分配工作。
香港01的文章批评，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抗拒透过税改处理贫富悬殊；劳福局局长罗致光则忽视基层工人未能分享经济成果。文章续称，任由抱持这种态度的人掌握决策，香港无法实现“脱贫攻坚”，更枉论“共同富裕”。
“香港思考”网站刊文指香港财团必须为“共富”尽一份力
紧随香港01接力发文的是另一智库网站“香港思考”。声称作者不代表网站立场的该网站，于23日也刊登了一篇发自作者名为李伯达的“共富登场 防港现财阀”的文章。文中呼应了“共同富裕”新政策同样适用于“新时代”的香港，除了如香港01同调，指责特区政府多年来的不作为外，也将矛头不点名地直指香港几大地产商，认为他们加剧港人住房困难，加深贫富悬殊，为2019年社会上的反修例‘风暴’提供了土壤。
李伯达写道，“中央不容本地财团任性，不容发展成为财阀，不容他们左右大局，并要求他们在房屋等民生问题方面必须多回报社会。”他特别指出，香港的财团必须为香港的“共富”尽一分力，尤其是在房屋问题方面必须配合，不要再企图暗中阻扰。
学者阮纪宏：中央引导私营企业作出贡献，也适用于香港
被外界视为亲建制，现任北京师范大学 – 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副教授阮纪宏也加入笔战。阮纪宏于24日在明报发表 “一国要搞共同富裕 香港执行不分两制”文章，指出在共同富裕问题上，香港政府渎职失责刊。他写道，香港有21%的人口仍生活在贫穷线下，是香港的耻辱；香港有捐献可以扣税的政策，以及认可慈善机构众多，唯香港企业仍缺善心，难辞其咎。
阮纪宏提到中央制定“共同富裕”政策时引导私营企业为有关目标作出贡献，这个要求也适用于香港，而关键问题是特首是否有魄力和执行力，既要做到维持良好的营商环境，又要说服企业家肩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