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对反右派运动，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虽然态度坚决，但一开始就界定为“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从和解来讲，反右派运动不仅允许和解，而且必须和解，要不然就不符合毛泽东所提出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针：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思想教育的方法，达到和解团结的目的。正因为和解团结是目的，反右派运动当时就有“摘帽”的环节设计，中共中央并在1959年9月发布《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的专门文件。史料显示，到1959年12月底，全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有28165人。
中共后来更为反右派运动进行了近乎颠覆性的大摘帽，1978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专门文件，为55万余右派分子平反，仅96人不予改正，包括储安平在内的中央级右派仅保留5人。之所以保留一些定案，原因应该在于中共仍然认为反右派运动原则上并没有错，用中共中央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话讲，“完全正确和必要”；用邓小平的话讲，“错误在于扩大化”。“党天下”：事实胜于雄辩
但中共与右派至今也没有实现和解，这充分表现在中共与知识界关系的紧张上，这也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上折射出来。原因就在于深层次的矛盾远没有解决，甚至还没有触及，这不是别的，而就是思想理论上的分歧。就拿“党天下”来讲，这是时任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兼《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响应中共中央的整风号召于1957年6月在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中提到的，据称毛泽东看后好几天没睡好，一周后反右派运动即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同，储安平迅即被作为典型打倒。
平心而论，至少就“党天下”发言讲，储安平尽管有“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的说法，但也明确表达了“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总体上并没有否定中共领导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事实胜于雄辩，“党天下”的确就是中共一党执政的现实。中共在全国建政后，一方面吸取之前国民党的教训与经验，一方面也因为自己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批判“以党治国”，并不认为自己搞的是一党制，有所谓“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也在中共领导之下，还是一个执政党，本质还是一元化领导。事实上，八大参政党派也是历史形成的，并非中共许可成立，至今也无迹象显示中共允许成立新的政治党派。这不明摆着“党天下”吗？如非“党天下”，中共为什么只允许自己一党执政甚至连成立新的政治党派也不许可呢？毛泽东为什么感觉“党天下”理亏
可毛泽东为什么对“党天下”激烈反应呢？原因可能在于他感觉一党执政不占理。首先是一党执政不符合世界潮流，时代潮流是政党竞争，两党制或多党制，一党制几乎就是一党专制的代名词。毛泽东原本不乏“党天下”的自信，后来甚至放言“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但由于世界潮流浩荡，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声称“党天下”，骨子里还是缺乏对一党执政的深度自信。
其次也因为中共先声在前，不仅明确反对一党制，而且承诺过美式民主，毛泽东本人就在1944年对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明确表示：“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可中共如今却是“党天下”的现实，岂不背信弃义？应该主要因为这两点，毛泽东可能觉得“党天下”理亏且失信，不得不讳莫如深，而储安平的发言正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一党制的理：产权清晰
但实际上，“党天下”一点也不理亏，在政党政治下，国家首先必须归属于一个党。道理极其简单，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产权（责任）清晰，像财产、企业、知识一样，国家整体利益也必须“所有者到位”，能够追溯到单一产权主体，要不然就是“所有者缺位”，国家整体利益就会被亵渎甚至虚化；结合老百姓的话讲，一个国家需要且只需要一个老板，没有老板是产权不清，老板多了也是产权不清，在现代政党政治下，即一个国家必须首先归结到一个党的领导。中共通常会说自己的一元化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殊不知，更重要的是背后的“逻辑的选择”，是逻辑的选择造就了历史的选择——此中之逻辑，没有千头万绪，即产权清晰！
不只是国家，整个天下也必须产权清晰。今日世界全球性危机日益深重，但人类社会对错误极其明显的军备竞赛却不能有力制止，对后果极其严重的气候变化也不能有力应对，根本原因正在于天下无主，天下不是某一个谁的天下，人类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整体，没有谁真正以天下为“己”任，产权不清，遂致人类整体利益无人代表并看护，进而被亵渎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