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浅析中共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下）
文化大革命对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有形伤害可谓不堪回首，今日但凡六旬以上的人无分阶层，包括中共党官，皆有切肤之痛。而它对这个文明与民族更大的是无形毒害，至今并谈不上系统清算。除了当局不愿再揭这个流着脓血的伤疤，从社会心理到思想界、学术界，讳病忌医和识见浅薄也是一个原因。就社会心理来讲，几个城里人没干过那些事儿：告密、跟风、鄙视乡下人、仇视阶级敌人、积极检举揭发、听任灵魂麻木、沉沦到心安理得等等，当然愿意讳病忌医，美其名曰“向前看”。就思想界、学术界而言，不去说那帮子歌德者了，写手们倾诉的几乎都是自个与家庭的不幸，罕见有深度的文章。而当“臭老九”转而吃香以后，便更少人愿意下功夫去探讨文革对民族的毒害至深了。
先谈下红卫兵，中共嗜血病毒的受害者，也是嗜血行为的践行者。
最早的红卫兵多为京城高干子弟，他们作为党文化受害者的成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革命的动机，堂皇的说法是保卫红色江山，是他们作为革命接班人的使命使然，真正的冲动源自他们要在新一轮革命中出人头地，要比父辈干得更出色。为此见血、杀人，算得了什么？之所以说对他们需要理解的成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在于他们受所谓信仰的驱使多为遁词，主要是受自以为高贵形成的极自私的权势欲驱使。
受他们影响而兴起的遍布城乡的红卫兵，才真正可以称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几乎都无显赫的家庭背景，献身运动的纯朴感情成份占了上风。他们固然被党文化彻底洗脑，但首先是渴盼建立一个至纯世界，与那些干部子弟渴盼打江山、坐江山，存在极大的不同追求。
但是他们人数众多，保守点说全国应有两千万人，作为中共嗜血病毒的受众，通过他们再把嗜血病毒扩散全社会，这就不是京城里那几万十几万高干子女力所能逮了。
因此，红卫兵作为整体，作为中共嗜血病毒向全社会扩散的中间宿主，所起到的恶劣作用是如此明显，如此后患严重。固然非他们大多数人本意，但也不可以推卸责任。进一步说，这个“老三届”群体后来被毛泽东无情抛弃，被勒令上山下乡，视自己为百分百受害者，是不通的。
事实上，就只说上山下乡，这肯定是中共制造的大悲剧，但悲剧的范围何止城市知识青年，与他们同龄的乡下男女尤其地富子女年复一年遭的罪不但比他们大，而且时间长。如果认为自己才叫深受其害，何尝不属于一种自以为城里人尊贵的掠夺气质在作祟。而几十年来，可曾见过后来走红出名的知识青年谈过此问题？不能说这就是嗜血性格，但说这是冷血性格应不为过。
再说说造反派，从中共嗜血病毒的反抗者到嗜血病毒的受众。
自“三面红旗”以来，中共党官的嗜血对象首先对准农村，酿成了不争的饿殍累累惨剧，随之又对准了城市，以致几乎家家赤贫，吃不饱，穿不暖。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并没有多少城里人认识到了国家的剥削，但对各级党官强加的压迫却也感同身受。慑于专政的铁拳，同时随着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社会怨愤便也压了下来。但怨愤并未消失，终于发泄怨愤的机会来了，便是毛泽东又钦封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号召工人阶级造走资派的反。既然有了毛主席撑腰，毛主席又分明掌握了军队，大多数城里人便当了真：毛主席真是人民的大救星。
一个兼具喜剧和闹剧的奇特景观得以出现：实际上仍是小农头脑的几个工人弄得懂北京那位皇帝心里盘算什么呢？没有了官僚阶层，皇帝怎么治理中国？但事态另有一面，造压迫者的反，清算压迫者的罪行，情理上却也说得通。“人民文革”，由此而来。事实上，造反派的过大行为当然是事实，但这样做不正是实践了党官们历来要求的立场坚定吗？主要是多数挨整的官员实在不冤枉，突出如四川的李井泉，他导致了多少人家破人亡直至全家死绝，他的冤屈何在？然而，党官们莫不深感冤屈，因为他们执行的可是党的政策。这当然是实情。他们去哪里讲理呢？造反民众里的很多人恨不得吃其肉、剥其皮，当然听不进酷吏的话。他们能向皇上叫屈吗？那只会惹怒龙颜死得更快。他们只能认倒霉，先把仇恨深埋心田，等待时机，报仇雪恨，狠狠地收拾“暴民”。于是，互相仇杀再把此种互相仇杀升级的祸根种下了。
果然官员们盼来了这一天，便是“一打三反”运动。此前，他们多数人已陆续获得“解放”，又掌权了。对那帮让他们蒙羞负耻的造反积极分子，他们怎么可能手软？与此同时，造反派或多或少也清醒过来，认识到了上了当，中了共产党的圈套，但是迟了。他们只能幻想事态变成这样是因毛主席不知情，盼求过上几年乾坤又翻转，下一次造反再也不能手下留半点情。这样的心态又怎么瞒得过官僚们的眼睛，官僚们理所当然把仇恨对象往死里整。
笔者是那个年代的见证人，但凡工人职员造反积极分子，无不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打人凶手的罪名绳之以法。可是那年代有什么法呢？掌权者就是法。具体地说，凡具县团级资格的革命委员会，几个头头开个会，在宁左勿右的军代表监督下，谁该死谁还可以活就决定了。这里，又可以见到军队“支左”人员嗜血性格的纷纷展现。本来，能够参加军管的人员必是政治觉悟高和斗争性强，只恐他们闻所未闻滥杀的概念。当然，他们的存在只是个催化剂，没有他们督阵，党官们该杀人还是杀人。例如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对张志新处置的讨论，以及监狱警察对一个疯女人超出了人性底线的虐待。其实，这样的案例多的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党官，十之八九是互动行事，已然嗜血性格的条件反射。
有必要说几句“一打三反”的背景。
我个人以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可能全因上层权力斗争。他应另有两大考量。1.整肃一番不满于他的官僚阶层，目的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改造他们使之无条件跟他走。2.他不能接受他的超人神话的破灭，要用革命的更大成绩来掩盖他在经济上的大失败，再以此为突破口，初步实现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夙愿。
孰料文革混乱的局势犹如山火蔓延，他的战略部署不灵了。他看得分明，忠心拥戴他的人和内心仇视他的人都属于少数，大多数人仍是跟风随大流。他当然要严厉镇压一切新老阶级敌人，也得给打着造反旗号的各式不良分子和大量跟风派一点颜色看。他不可能对这些人心存悲悯，但他暂且也不愿无差别捕杀太多人。玩权术这方面，中共无人比得了毛泽东。与此同时，以周恩来、林彪为首的政军系统，皆盼着文革马上结束，把绝大多数走资派解放出来，恢复文革前稳定的统治模式。目的主要是博得官僚阶层对他们感恩戴德。但是，他们无能量无胆量与毛泽东对着干。他们必须拥护“一打三反”运动，能做的是悄悄地塞点儿私货。这个私货，乃是明里暗里安抚被打倒、仍惶惶不可终日的走资派，默许和纵容又复出掌权的走资派出几口恶气，当然此恶气不能指向毛泽东。其实，无需周恩来这个老滑头的暗示与巧妙布置，又掌权的走资派凭本能就知道该怎么做。既然“一打三反”的具体运作要靠他们，他们当然要收拾那帮子羞辱过他们的角色。办法多的是，罪名很好找。于是“一打三反”演变成了对一切不满现实者的大围剿，对绝大多数造反积极分子的大报复。“一打三反”运动带来的极恶劣后续效应，一点也不亚于当年的“反右”。“反右”使知识分子明白了在中国求真求实近乎找死。“一打三反”使城市各阶层明白了官僚阶层的厉害，造走资派的反成了被人当枪使。同时，从官方到民间，皆悟出了这块土地比狠才是硬道理，道理、良心没有用。
一个良心没有用的大社会，它的荒诞、麻木、冷血、嗜血、弱智、反智等等，便是自然而然了。前面说几个城里人没干过昧良心的事，指的便是“一打三反”后的社情。此前发生过的对阶级敌人种种屠杀乃至食人事件，固然不可容忍，终属局部事件。而对邻里对同事乃至对亲朋的昧良心事件的广泛发生，则预告了文明返祖就不是局部现象，而是整个民族堕落已为时不远。
事实上，如果毛泽东再活上五到十年，或他的接班人拥有他的能量坚持他的路线，文革在中国再进行五到十年是完全可能的。很简单，不需要良心的中国社会适应了这号生活方式。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明白毛泽东死后上层权力与社会生活的平稳过渡。
那么，后来的权贵终止了文革是否功莫大焉？不是的。那不过是上层权斗引起的歪打正着。对“四人帮”发动的宫廷政变，原动力来自江青集团太过骄横跋扈，不干掉他们，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永不会有安生日子过。诚然，这伙人也认识到了，再走毛皇老路也不行了，迟早会出大乱子的，加上他们要么资历不足，要么才干有限，只能请邓小平再出山。邓小平既已再出山，当然要为自己平反、正名，恢复他和刘少奇曾经干过的那一套便顺理成章。所谓改革由此而来。
不过，改革的动机不值得恭维，不等于改革的绩效可以抹杀。此外，还应考虑到专制政治的极端丑陋，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可能一夜之间便立地成佛。因此，改革初期带来的新气象应予肯定。
新气象的一大内容便是社会良知、良心的开始复苏。就当时的国情来看，“向前看”基本正确。毕竟，今人和后人的生存要比逝去人的悲苦更重要。然而，当权者可以倡导社会生活这样做，自己却不能安心理得于现状。因为有个极重要命题不容回避，便是如何防止灾难重演。
不能说复出的中共权贵者没有想过此问题，但他们从未认真地想过此问题并采取切实对策，也非冤枉他们。这不是识见问题，而是他们从不愿也不敢拷问灵魂的问题。突出如邓小平，可以说他虽读书不多，但也智力高超。另凭本能他就知道，中共的“右”只会危及党，中共的“左”却能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为此，他也曾强调要反“右”更要反“左”，然而他能真正反“左”吗？他敢真正反“左”吗？
具体地说，中共要真正反“左”，从小处讲，首先就要对各级酷吏开刀，把他们清除出各个镇压机构，包括对张志新类似人法外加刑者的追究责任，非如此不能阻止严刑逼供行为，不能阻止新的冤假错案。把各个准特务机构唱高调者清除出去，否则落实不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从大处讲，取缔军队的政委制度，使之转型为国防军，非如此不能实行现代宪政......
可是，这等于是要邓小平的命。他本身就是一个酷吏，不论他这个酷吏是如何形成的。他这一生，杀了多少人，只一个反右整了多少无辜，他敢面对一桩桩铁的事实吗？另者，现在他要重建国家了，你要他行仁政，等于是不允许他再次用镇压开道，用杀人立威，而他不靠这两手他玩得转改革吗？事实上，83年“严打”，高举“四根棍子”，废黜胡耀邦，赵紫阳，“六四”大开杀戒，无不能窥见到此公嗜血性格所起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当见到天安门广场的人山人海，他不会不想起文革初的造反队伍，进而想起他儿子被迫跳楼的惨剧，不杀一批人怎解他心头恨。
不能不说，四十年来被改正的右派三十年来的民运人，太过纠缠于中共的制度优劣了，忽视了中共党官群体嗜血性格定型定势后的近乎本能的作用。鲜少人谈及中国社会良知良心复苏的过程被这个大屠夫一刀腰斩了。
良知良心复苏的过程既已被一刀腰斩，社会生活想不荒谬都难。从此，无论干什么缺德事儿，人只要想到“这里是中国”，便心安理得。平心而论，江、胡、习都不愿意看见这般局面，因为长此下去定会导致以毒攻毒式激烈反弹，会祸及中共统治。但是，只要中共仍掌权柄，只要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改不了了，只要各行各业皆深染冷血、嗜血病毒，现在就是改变制度都不免作用有限了，那个所谓的战斗民族崇拜强人总统就是例证。
或许有人不以为然，因为有个公认的事实摆在世人面前，中共动不动就杀人十万、百万、千万的事儿，已是过去，现今公然杀人一年不过几万人，这不是群体嗜血性格改正了的证明吗？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一年杀几万人不多呀，况且不少人确属该杀的罪犯。
与这号人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实际情况是，六四以来，中共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不是改正了，而是发展了。准确地说法是换了套路。毛皇时代，他们乐见人头落地，心理快感随人头的增加而增加。改开以来，他们发现喝人血更实惠，为脑满肠肥情妇成串带来的生理快感而笑声爽朗。为此，供血之人越多越好。他们几乎无官不贪，直至比赛贪得无厌。所贪从何而来，难道不是劳动者的血汗结晶？他们对此可曾有过起码的不忍之心？这是冷血呢还是嗜血？如果说这也叫改正，那也不过是古代奴隶主不再热心于杀俘，改正为蓄奴以榨取更多价值的现代版。
无妨说，六四及其公然复辟八旗特权制度，是中共上层党官“大彻大悟”的开端。因为事已至此，再套一件遮羞布反倒碍手碍脚。主要是有军队保驾护航，他们便彻底丢下了顾忌。现在不是良心有没有用的问题，而是不抢白不抢的问题。世间的傻子终究是极少数，在太子党、红二代纷纷霸权抢钱的示范下，聪明人便纷纷紧跟大好形势。整个江泽民时期不过十来年，官场贪腐便呈爆炸式拓展，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必然诱发人性之恶来解释已远远不够了。准确地说，它是嗜血性格全面激活了人性的贪欲之恶的结果。很简单，嗜血性格在得到强有力的保卫后，势必更加肆无忌惮，势必蔑视一应文明准则，必要时它连人类都敢反还会在乎喝一点人血吗？
各界精英的觉悟当然较之新老权贵的顿悟迟了一步，但一旦他们明白过来，其嗜血的贪婪和手段的阴险便较之一般的红二代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不乏红二代还念叨着红色江山千秋万代，因而还有点点自律。精英们却知道那不应该是他们想的事，他们该想该做的事乃是权钱占有多多益善。同时，他们拥有一般红二代不具有的优势，便是比较过硬的专业知识。此为尔后习当局决心反腐的极重要原因。而这帮子技术官僚中的贪腐之臣，无形中为反腐提供了一个合理依据。
怎奈中共红色权贵的反腐不可能反到自己头上，于是演变成了守着粪堆拍苍蝇的局面。这一来，官场商场两面人越来越多，群体嗜血性格也就进一步定型定势。事儿明摆着，凭什么太子党可以窃国，我们就不能捞点钱？
技术官僚尚且觉悟，一帮子文人墨客、专家、教授更加心里明镜似儿，谁不想分到一杯羹呢？他们的劣势 是少了做大工程项目的专业知识，优势是摇唇鼓舌能获得当局青睐。例如呼吁武统台湾，讨伐香港暴徒，怒怼境外反华势力，直至不惜鼓吹打核战等等。不过，他们的嗜血性格也由此暴露。有什么奇怪，为了名利，什么人道、人性、人权，去他妈的吧。
上面有大能耐的人尚且如此，下面无大能耐的人还有必要恪守人性底线吗？于是，医生、教师、法官、律师、警察、城管等等也就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终于，举国已无净土，精英即帮凶，于是小市民、农民工纷纷觉悟了。他们当然明白他们只不过这个社会的小虾米，但虾米并非不能吃虾米。一句话，没有机会便罢，来了机会则一定要心黑手狠。退一万步，也要拖几个垫背的。道理就这么简单：我同情你，谁来同情我？
今日中国，当然还谈不上已定型了嗜血的民族性格，但说全民冷血应是实情。冷血必然带来弱智，或叫人人大玩小精明，其他一切都是“虚”的。而这个冷血和弱智的酵母，党官的群体嗜血性格，已然到了不大面积换人便无从改正世道人心的地步。谈什么民族复兴啊。然而这时一个天大难题，况且换上的新人仍不免身携嗜血病毒。未来的中国，谁掌权都躲不开此难题。实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总之，无须太悲观，是因世界不可能接受中国成为为祸世界的渊薮，中共的变态统治已屈指可数。但也不可乐观，没有了中共的变态统治，相当时间内中国仍不免是个变态社会。中国养育了中共，便注定了要遭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