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国强转自博讯网
月14日至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血制品受害人、江苏苏州第五人民医院的陆晓忠被当地警方抢走手机和身份证后，被24小时非法看管在病房内，期间他设法向外界发出求救信息。
2021年6月29日
6月14日至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血制品受害人、江苏苏州第五人民医院的陆晓忠被当地警方抢走手机和身份证后，被24小时非法看管在病房内，期间他设法向外界发出求救信息。
据知情人透露，看管人员每天就给他送一次吃的，同时每天都会给陆晓忠拍照拍视频，传给上面的领导，这让他感到备受侮辱，夜里不停地拍照让他几乎无法入睡，他告诉朋友，“我现在想死的心都有，抑郁症越来越严重了。”
这并不是陆晓忠第一次被非法看管，他是河南血浆经济的受害者之一，曾因维权被多次威胁、暴打。此外，同他一样的许多血艾受害者同样遭到打压和胁迫。这场灾难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难道从始至终没有清醒之人预测到“血浆经济”的利害关系吗？
血艾受害者陆晓忠遭非法看管
陆晓忠是血友病人，因为凝血功能障碍，曾长期使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凝血第八因子”。后来因为血浆经济、卖血产业带来的血源污染，不少血友病患者因此感染艾滋病毒、丙肝病毒，陆晓忠就是受害者之一，他于2004年被确诊感染艾滋，感染后免疫力低下出现各种并发症，由于长期服用抗HIV（抗艾滋病毒）药物，导致其肢体残疾不断加重，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变形，股骨头置换，2010年已是三级残疾，并不断加重。
多年来，陆晓忠多次去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中国医药集团、省市区等地上访维权，按法律程序起诉肇事企业，要求法院开门受理此案，但法院均拒绝回应。2016年4月5日，他在上访期间被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打手殴打，腰、背多处损伤，有全套的伤检报告，却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说法。被打后，陆晓忠放弃了上访的念头，专心看病，但维稳的铁拳仍未放过他，当局一次次加强对陆晓忠的管控，每逢官方重大节日，陆晓忠就会被控制，以防上访。
他曾对外透露，2010年世博会期间他在上海维权时听上海的公安说，上生所一次性给了江苏几千万，但没法证实。他质疑，“肇事企业每年给省、市、区（红会）多少钱？算不算行贿？地方政府那么卖力帮肇事企业打压维权受害者，是不是和上生所给的钱有关？这里水太深。如果以捐款的名义红会应该公开账目的，也必须公开！”
2018年，陆晓忠开始呼吁要求苏州红十字会公开对其救助的账目，却被回复“该信息不得公开”。后来他在网上发帖，“每日一喊，直到苏州红十字会公开账目为止”，但是2020年10月1日，陆晓忠发推文表示，“大家都懂的原因，此号暂时弃用。”
对于本次被非法看管的原因，陆晓忠猜测与他转发苏州红十字会公布捐款款项的内容有关。目前陆晓忠仍未恢复自由，多方记者尝试联系医院、当地派出所等相关工作人员核实此事，均被告知“涉及隐私，不方便透露”。陆晓忠的遭遇警示了血艾受害者，胁迫未止、迫害加剧，万望诸位注意保护人身安全！
那么陆晓忠的遭遇、血艾受害者的冤屈究竟源自于何？
中共恶意对待吹哨人的后果
1992年，河南政府为了借助卫生系统创收，号召全省各地农民卖血“脱贫致富”，大力发展“血浆经济”，在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以及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的推动下，卖血成为一种风潮，政府的宣传语是“要想奔小康，赶紧卖血浆”，民间流传着“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的口号，河南睢县电视台更是在广告中宣称“不卖血就是不爱国”。
但此时期兴建的大量血站并未经过合格审查，他们在采血前不做艾滋病毒检测，还让多人共用针头，甚至为了加快采血速度，采血站将前一位供血者分离出血直接输给下一位供血者，这大大增加了艾滋病、乙肝等血液传播疾病的感染概率，最后直接导致当地艾滋病严重泛滥。
长期关注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曾将此描述为，“河南血祸”的灾难性全球绝无仅有，“在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像河南艾滋病问题爆发的这种模式。它以几何级数增长，在一到两年内，因为政府部门搞的某种产业，把人当作牲口一样地利用其所谓的‘血液资源’，造成了这场血祸”。
然而血祸初期竟无人发觉吗？当然不是。1991年，河南人大代表高耀洁了解到农村因卖血而肝病流行，同年河南南部许久未见的疟疾重新开始流行。1993年，河南周口主管血库的王淑平医生发现部分献血者肝化验数据异常，丙肝流行，并上报卫生厅。1995年，王淑平再次发现当地很多卖过血的村民出现了艾滋病症状，于是她同年把首份河南农村献血人员的艾滋病报告上报国家卫生部。
一份份报告打上去，一声声警告喊出来，真正的灾难“吹哨人”得到了什么呢？为了避免东窗事发，河南当局对王淑平采取了严酷打压，试图迫使她噤声。几年之后，王淑平被迫流亡美国，但她在海外持续就中国艾滋病问题发声，直至去世。
后来“血祸”以河南为中心逐渐向周围扩散，河北、山东、山西、安徽、四川、贵州等地疫情都较为严重，当局终于意识到这将是一顶灭门之灾。后来各地开始整顿并关闭不合格的血站，但是被迫害的吹哨人和血祸受害者却一再受到警告和打压，政府从未尝试拯救他们，而是试图采用噤声和等死的方式让这件事销声匿迹。
“血祸”下的受害者投诉无门
中国卫生部前卫生教育处处长陈秉中从2010年起，就反复写公开信向中共中央总书记举报河南艾滋病流行的主要责任人。他在信中多次检举中央和地方官员，包括大力鼓动河南兴办血站的原河南卫生厅长刘全喜、原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郭庚茂等人。
陈秉中直言，这些官员当中的一些人直接推动了“血浆经济”，另一些人为了升迁，对政府重要责任人进行包庇或对上访者进行打压。同时他还称，“首先我要悼念王淑平，她是英雄、也是功臣，如果当局听取了她的举报，这场灾难就不会发生了，可是中共当局却打压举报者，由于他们没有接受王淑平的举报而任艾滋病泛滥成灾，有三、五十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至少十万人死亡”。
此外，陈秉中还列举了“河南血祸”上访者的悲惨遭遇。如农妇杨春芳因在河南新蔡县医院输了从“血贩子”那里买来的血而感染了艾滋病毒，后来的十几年间，她多次上访屡屡被打压，同时遭受了强烈的社会歧视，最终她选择了上吊自杀，而被她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丈夫，七个月后也离开了人世。
维权人士胡佳描述，往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到北京上访的河南艾滋病患者多达近百人，这些受害者及其家属和众多其他的上访者一样，被当局看作是“不稳定因素”，长期受到压迫。
目前仍无任何一位“河南血祸”受害者通过司法途径找到了公道，也没有任何一位政府官员为此负责，但是受害者被非法监视、打压、拘禁的消息却不断流出。或许会有受害者在这过程中被迫以死明志，但他们绝对不会在压迫中投降，仍会有数不清的人们走在这条艰难的维权之路上。
陈秉中曾在公开信的最后强调，他永远不会停止调查“河南血祸”真相，他在文中这样描述了自己的终极目标：“将制造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的罪魁祸首推上审判台，并追究包庇者的责任，让忍辱负重20年的河南血祸受害者获得公平正义和国家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