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企腐败观察员魏佳佳收集、整理、编辑
刚工作就贪腐，且涉案金额巨大，年轻干部腐败如何整治?
2021.07.18
http://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7/18/c_1127666667.htm
原标题：一些年轻干部利用数字技术收受好处、挪用巨额公款网络打赏
莫用贪腐赌未来
近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的一场司法拍卖中，一张起拍价80元的游戏卡牌被炒至8700余万元。虽然这场天价拍卖因“拍品与实际竞价严重不符，可能存在恶意炒作与竞价行为”被叫停，但游戏卡牌的原主人“95后”干部张雨杰，却因此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据查，其在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交易管理科工作期间，通过伪造收款事实等方式侵吞公款近7000万元，用于消费挥霍和支付买房费用。
张雨杰案并非个例。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已有多名“90后”干部被查，其中不少人刚踏上工作岗位就贪腐堕落，且涉案金额巨大。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高度关注年轻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年轻干部腐败案件呈现哪些特点？他们滑向腐败的原因何在？记者采访了相关办案人员，探寻应如何督促年轻干部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1 买游戏装备、玩网络赌博，沉迷享乐让一些年轻干部越陷越深
“因为我的贪得无厌、挥霍无度，直接造成单位近800万元的亏空，间接造成1300余万元的销售损失，这是不允许，也是不应该的……”这是中国铁路物资华东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原业务员罗垲峰的忏悔。
“在案发前几天，罗垲峰还在托人代购奢侈品。”据办案人员介绍，这位年轻的国企干部虚荣心很强，追求极致的个人享受——沉迷手机游戏，花费40余万元充值和雇代练，只为达到所谓的顶级层次，在虚拟世界里威风一把；喜爱奢侈品，是当地顶级购物中心的常客，出手阔绰，花费不下七八十万元。
无底洞般的物欲，靠什么来填？经查明，罗垲峰利用职务便利，变卖铁路建设物资钢材和水泥，并将货款占为己有。迷失于享乐主义的他，一边拼命掩盖受贿事实，想着能瞒一天是一天；一边又拼命挥霍，唯恐案发后再也享受不到奢靡的快乐。贪污717万元，受贿12.5万元，职务侵占52万元……最终，罗垲峰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
通过违纪违法获得巨额收益，以此满足个人的奢侈生活，罗垲峰的案例具有典型性。年轻干部出生成长在物质相对富足的年代，面对的诱惑也更纷繁复杂。从网络游戏到名品大牌，如果失去理想信念，在物欲中迷失自我，就容易被消费主义裹挟，陷入虚荣攀比的怪圈。
“我纯粹为了消磨时间，几十块钱不算什么。”下注金额从一两元，到三五千甚至上万元，河北省南宫市水务局财务股“90后”原干部李晓飞在网络赌博的世界里越陷越深。2018年4月，面对催债消息，李晓飞盯上了单位的公款，他趁着股长不在、副股长请产假在家的机会，从单位账户里挪出20余万元。随后短短8个月时间里，他共挪用、贪污公款1921.88万元。
“不少人幻想着，只要赢回来就可以补上挪用的窟窿。殊不知，一旦动了公款就已经涉嫌犯罪，而且赌博是件十赌九输的事。最后，他们往往会从挪用演变成贪污。”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6年内购买50部手机，这是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工商业联合会原报账员万振的疯狂举动。他爱好电子产品到了痴迷的程度，只要最新款手机、平板电脑一上市，就会想方设法买到手。工资收入无法承担高额开销，万振开始了网络贷款。2014年2月至2020年3月间，万振先后使用20余种网络平台相互转贷，贷款记录达2000余次。为了偿还网贷，他又利用职务便利，采取伪造会计凭证、重复报账、虚列支出等手段，分31次套取、骗取公款共计40余万元。第一次涂改票据虚增报销金额时，其入职该单位仅5个月。
“很多年轻干部的腐败问题，有传统腐败与新型腐败相互交织的特点。”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认为，现在年轻干部能熟练运用科技产品、智能工具等，因沉迷网游、网络打赏、网络赌博而导致腐败的案例时有发生。
2 利用数字支付、电子理财等方式，贪腐行为更隐秘
“半年时间内，贪污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费60多万元，涉及27家单位178人……”5月18日，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中心召开警示教育会，通报了该中心原干部穆玉龙制作“李鬼”二维码的违纪违法案例。
2016年8月，26岁的穆玉龙进入华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从农村家庭走出来的穆玉龙不愿过艰苦生活，在虚荣心理作祟下，把黑手伸向了该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补缴的养老保险费。2019年12月，他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将个人支付宝二维码页面名称篡改为“中国社会保险华龙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中心”，并将此二维码出示给前来缴费的人员。
如此一来，本应打入公共账户的养老保险费，便进入了穆玉龙个人的腰包。此后，他陆续通过个人支付宝、微信账户及现金方式，违规收取辖区机关事业人员补缴的养老保险费60多万元。穆玉龙仅将8000余元上缴到区社保中心财务室入账，其余全部用于个人消费。
“微信钱包、支付宝付款等支付方式及数字货币的出现，使得贪腐行为更加便捷，也更加隐蔽。由此还延伸出通过电脑伪造银行存单和报销单、挪用公款购买网上理财产品等新型犯罪方式。”福建省福州市纪委监委审理室副主任范兆城告诉记者。
伪造二维码只是新型腐败套路之一，还有人利用公款私存、延迟进账的方法，玩起了“腾挪戏法”。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义蓬街道春园村原报账员朱锐锋，曾负责村里与农户之间的资金收缴和支付等工作，经常接触到大量现金。2014年1月，这名“85后”年轻干部把赚钱的目光瞄准了代收代缴的村民农医保款。朱锐锋把34万元村民农医保款转进个人余额宝赚利息，待一个多月后农医保款上缴时，已赚得1000多元的“外快”。
尝到甜头后的朱锐锋一发不可收拾，不按规定将农医保款、征地养老保险金等资金缴纳到村对公账户中，而是先后多次通过延迟入账等手段，利用手机软件将资金转账到其个人银行账户中。此后，他又沉迷炒股，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公款越挪越多，时间越延越久，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2020年3月，朱锐锋因犯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技进步，“围猎”的手段、方式也日趋多样，不少年轻干部在微信红包、代付消费金等新型行贿方式面前失守。
3 精神空虚、缺少监管、随波逐流，年轻干部贪腐成因多元
梳理近年来多地通报的年轻干部违纪违法案例，从“80后”到“90后”甚至“95后”，案情触目惊心。学历高、能力强、潜力大，这些原本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为何自毁前程、堕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事业无追求，生活无压力，导致李晓飞缺乏奋斗的动力，没有明确的精神寄托，更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这是办案人员对李晓飞违纪违法原因的分析，也折射出部分因生活优渥而丧失斗志的年轻干部存在的问题。
年轻干部腐败的原因有多方面，最根本的是理想信念缺失。二三十岁的党员干部，正值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一旦精神世界空虚、党性教育缺失，就容易受到不良习气的侵扰。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差百尺千丈。贪欲的遮羞布一旦被撕开，就容易在违纪违法甚至职务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被查处的年轻干部，大多集中在“管钱、管项目、管审批”等资金密集、权力集中的工作岗位。他们虽然没有多高的级别，却因身处一线岗位，拥有着直接办理具体事项的便利。其中一部分年轻干部便利用监管漏洞，将本不属于自己的钱财据为己有，小错逐渐累积成大错。
浙江省余姚市房地产管理中心财务科原科员毛凯，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开具现金支票从银行取现。他先后37次从余姚市房地产管理中心经济适用房专户挪用公款266.45万元，并将其中的236.42万元用于网络赌博非法活动。
5个月，37次挪用，毛凯频频得手的原因何在？“管理经济适用房专户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专户的会计和出纳都是我，而且专户的现金支票、财务章、密码器都由我保管，所以挪用起来比较方便。”按照规定程序，盖完财务专用章后，支票还需由毛凯的同事检查核对，盖上单位的法人章。“都是一个科室的同事，她比较相信我，所以会直接把法人章给我让我自己盖。有时她不在，我也会自己拿法人章来盖，甚至一次性盖好几张支票。”
而更易让年轻干部丧失抵抗力的，是单位不正之风的长期浸染。个别领导干部带头违纪违法，一些新入职的年轻干部缺乏经验，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一旦接受不良环境的影响，错误的行为规范在心中根深蒂固后，就难以矫正。
“正是内心的贪婪和‘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的想法，才导致了今天的结局。”回忆起受贿的经过，四川省广安鑫鸿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宋小林表示，是500元甜头撬开了自己思想防线的第一道缝隙。
被调到广安市前锋区住建局工作没多久，单位负责的一个项目即将完工，宋小林和其他同事来到施工现场准备验收。临结束时，施工方老板悄悄递给他一个装着500元现金的红包。正准备拒绝时，宋小林发现同事都非常自然地收下了相同的红包。“近在眼前的真金白银不拿不占，实在可惜。而且如果其他同事都拿了红包，我却不要，就会显得格格不入。”此后的几年间，宋小林怀着“大家都收，我也跟着收”的念头，凡是参与工程验收，对于主动送上的礼金来者不拒，甚至期待通过工程项目从老板那里获得更多好处。曾经违纪违法的同事都受到了组织的严肃处理，宋小林也不例外。2020年9月，因涉嫌受贿犯罪，宋小林被“双开”，并被移送司法机关。
4 教育监督管理要贯穿干部培养全过程，帮助年轻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他们能否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未来。除了把政治标准作为选拔任用首要条件，严把政治关、廉洁关和素质能力关外，还应发挥警示教育的作用，使年轻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山东省烟台市纪委监委针对近年来查办的年轻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进行深入分析研判，厘清深层原因。“相关单位管理有漏洞，教育引导不到位，是导致年轻干部尤其是身处关键岗位年轻干部违纪违法的重要诱因。”据此，烟台市纪委监委督促各级各部门在健全完善规章制度上下功夫，深入开展以案促教工作，同时编印《违纪违法典型案件警示录》、制播警示教育片《迷失的心》，教育引导年轻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惩治腐败没有年龄之分，一旦触碰纪法“红线”，无论年龄大小，都要被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在监督对象范围上，要克服腐败分子都是位高权重领导干部的错误认识，不能因为年轻干部入职时间短，思想相对单纯，就放松了对年轻干部及其行使权力的监督。”天津市蓟州区纪委监委联合区委组织部等部门，及时完善干部谈心谈话制度，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年轻干部的严管与厚爱，定期开展谈心谈话，准确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工作情况和“八小时外”的生活情况，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教育、纠正。
穿越百年的精神力量，更能给年轻干部以启迪和激励。“这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课，也是廉政教育的第一课。王荷波烈士在革命活动中永不叛党的忠诚和敢于牺牲的气节，激励我在日后的工作中坚定理想信念，忠诚履职担当。”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纪委监委组织新入职干部赴王荷波烈士革命旧址——潮江楼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以入职第一课的形式激励年轻干部在工作岗位上开好头、起好步。（记者 沈东方）
【责任编辑:成岚 】
“中共百年暴行与谎言”系列之八
【百年透视】中共的经济谎言
程晓农
更新 2021-07-02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7/1/n13061625.htm
【大纪元2021年07月02日讯】（编者按：中共借百年党庆企图通过歪曲历史、掩盖真相再次操控媒体与舆论，吹捧其“伟、光、正”，搞全民洗脑。本系列文章通过不同角度回顾中共的百年暴行、谎言及反人类历史。）
中共在经济方面靠一系列谎言左右了许多国人对时局的认知。究竟中共的改革结果是什么，中国的经济前景如何，本文从几个最大的谎言入手，为读者们剖析其中的真相。
一、为谁发展谁受益？发展不是硬道理
过去几十年直到今天，中共最大的经济政策谎言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只是个过程，它本身不是目的。但在中国这却颠倒过来了：过程成了一切，目的却变得微不足道。这是中国过去60年来经济政策话语中的一个绝大错误。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经济高增长吗？当然不是，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发展的目的是增强国力吗？衡量发展成功与否的尺度是城市建设的豪华程度，或者建造航空母舰的能力吗？那是政府的目的，却不是这个国家民众的目的。所以，发展只有以民众的利益为中心，才是正当的。
谈到经济发展，首先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的政治伦理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是否符合社会公正？如果经济发展只能满足各级政府和统治集团的需要，而大多数民众受益相对很少，这样的发展就背离了社会公正；而如此的经济发展越快，社会的贫富差距就越大，对多数民众来说，就是一种不利于他们的发展。
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是老生常谈了。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学界为了批判华国锋、李先念的那套“大干快上”的经济路线（邓小平当时也是赞成派），曾开展过“什么是生产目的”之讨论。那时就明确提出，生产的真正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经济指标（如钢产量、石油产量）。当时的批判有鲜明的政治背景，服从于陈云等人夺回经济决策权的需要。等到华国锋、李先念让位，这场讨论就悄然中止了。
发展有各种模式，自然也良莠不齐。若走上了畸形的发展道路，则走得越快、越久，损害就越大。这本来是常识性的道理。可自从邓小平讲了“发展是硬道理”之后，全中国上下就基本上陷入了关于发展的认识误区。发展成了掩盖错失的“金字招牌” ，不管什么样的工程、付出什么样的环境代价，只要戴上了“发展”这顶桂冠，就变得堂而皇之、无可质疑了。
中国之所以会陷入关于发展的认识误区，首先是因为中共误导国民。中国习惯于在词语系统里混用政府和国家，一百多年前皇上称“朕即国家”，现在则经常讲“党和国家”。两种说法殊途同归，都把国家机器（the state）与由国民组成的社会（country）混为一谈，由此又进一步混淆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与国民利益之别。这样的混淆引导着国民把统治者的目的当成了国民的目的，把本应为国民而存在的国家机器，变成了国民献身的对象。上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因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导致连续三年的全国性严重饥馑，但毛泽东宁可听任数千万农民饿死，也不愿停止耗资巨大的原子弹、导弹研制；为了“两弹”所需，政府耗用了大量外汇，出口了大量农产品，代价是更多农民饿死。这样的发展过程，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是“国力增强”；若站在当时濒临死亡的农民的角度，结论正好相反。
如果跳出上述观念误区，以国民为国家（country）之本（这种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理解与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民为贵”、“以民为本”完全是两回事），把国民的需要视为国家的终极需要，那么，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只有一个唯一的目的，那便是能真正服务于它的大多数国民。大多数国民如何从发展中获得最大收益，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优劣正误的唯一标准。
二、贪官为何层出不穷？
中共的第二个经济方面的谎言是，贪官只是个人行为，中共的制度总是好的。事实上，中共改革中出现的腐败，是从高层亲属到各级机构全面腐烂的必然结果。如果只看被抓的贪官，而看不到整个中共制度的腐败糜烂，就看不到腐败的真正温床。
共产党建立政权是为了得到现实利益，为了各级官员们有不受挑战的权力和特权享受。改革之前，官员们的以权谋私主要表现为按级别分配特权，从三年大饥荒时食品的分级别特供，到住房的按级别无偿供给，医疗的按级别服务，再到私生活上以权谋性、淫乱不究，都受到共产党制度的保障。毛泽东等中共高官的淫乱已多少为人所知，其实，各级官员也同样效仿。我在安徽插队期间1973年到巢县开会，就偶然看见巢湖军分区政委把招待所的年轻女孩抱坐在自己腿上，权力让他肆无忌惮到连房门都不关。民众对制度型腐败往往只从贪官的个案去认识，而制度化的腐败不但改革前如此，改革后更是渗透到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中。
改革中，从中央政府到县级政府，过去行使集权式管理的庞大的党政部门和政府机构的组织架构依旧运转，其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彻底取消或否定过，各级党政机构和官员个人的行为目标在改革中表现为“创收”或“捞钱第一”。他们一方面代表政府执行公务，同时利用执行公务的权力获取额外经济利益；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公务员，但他们每个机构和多数个人又同时像商人一样，在执行公务时算计如何借此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其结果是，一方面，党政机关为了谋利，不但制造机会，增加对日常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还会把这种干预变得更没有规则、更随机；而在这种出于官员私利的干预背后，以权谋财就成了常态，少数正派一些的官员若置身事外，反而会成为其他官员发财途中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以北京的干部子弟带头，倒卖计划分配物资指标，把低价的计划内分配的物资高价出卖，从中赚差价，或倒卖汽车或家用电器进口指标，这些非法、欺诈型的做法往往被称为“捞第一桶金”，极少受惩处。90年代初期，通过贿赂批地盖房，再倒手发财，一度在海南蔚然成风。接下来，通过为外国金融企业做代理，不少高官子女成了巨富。本世纪开始，官场上的受贿卖官更是给大批官员带来了坐地发横财的良机，郭伯雄、徐才厚只是两个后来被揪出来的例子之一。
三、“只有一部分人能富起来”
中共改革以后的第三个政策谎言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已四十余年，富起来的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其中，除了中共官僚集团和依靠他们做大生意的商人以及少数文化精英之外，还有一部分家有父辈单位分配住房的人，因房地产价格暴涨而获利。当然，后一种与前一种相比，只不过是小富而已，而前者则是迅速暴富。
中国社会中占人口主要部分的社会群体是农村居民。上世纪毛时代的制度第一次把他们整体变成了下等国民。改革30年后他们的活动自由增大了，但社会经济地位仍未改变，无论是在社会福利分配、还是在子女的社会经济权利方面，农村居民时时处处都体验着“下等国民”的苦楚。他们为了改善经济处境，一代又一代进城打工。中共统治之前，农民进城没有户籍限制，务工时与城市务工者也没有户籍差异，租一个住处，就成了城市居民，其子女可以进学校念书，一两代之后他们就自然成为城市人口了。但中共治下直到今天，农村居民仅仅因为中共的歧视性户籍限制，在城里如果不能买房，就永远是“农民工”，没有长久的医保、社保，子女无法与城市居民的孩子一起就学、高考。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和工厂流水线上辛苦半辈子，最后仍然得回到农村养老。
虽然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曾经比较快，经济果实的“饼”也足够大了，但其中的大部分都被一小部分权贵占有，收入差距快速拉大，一小部分人富得进入世界前列，而大部分农村居民却依然相对贫困。若没有那一亿多苦干苦熬、省吃俭用的农民工对家乡亲族的贡献，近6亿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就更加可怜了。2019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15,163元，人均日消费是41元（相当于6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贫困标准是每天生活费5.5美元。也就是说，中国数亿农村居民经过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然在贫困线上下。很显然，这个事实表明，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政策谎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体现为“只有一部分人能富起来”，而农村居民及其二代、三代则几乎永远没有提升经济社会地位的可能。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长期以来推动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背离了社会公正。农民并非唯一未能从改革开放中翻身的群体，在城市中还有上亿城市贫民，同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其中的主体是90年代的下岗工人。
如此庞大的低收入人口的存在充分显示，中国的经济高增长不是带来社会的相对均富，相反却造就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相对贫困的社会；与此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仅占人口极少数但家庭财富规模大大超过西方国家中上阶层平均水平的权贵阶层。
四、国企“改制”就是肥官害民
中共的第四个政策谎言是国企“改制”。1997年中共开始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中共至今仍然掩耳盗铃，拒不承认它二十多年前已完成了私有化。当局用来掩盖私有化的用语是模糊不清的国企“改制”，至于改为谁所有，则故意避而不谈。
时任总理朱镕基之所以强制推行中小国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国企的部分私有化（经理持股和上市），原因是中共的企业公有制完全失败了，国企成了政府的沉重经济负担，导致银行系统濒临崩溃。90年代初四大国有银行20%以上的国企贷款属于坏帐；1996年银行系统的国企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已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为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1997年下半年中共全面推行了国企私有化，把几十万家国有工商企业里的大多数作为“包袱”甩掉。
由于中共掩盖真相，所以至今许多从未在国企工作过的人仍然不了解何谓国企“改制”。所谓的“改制”，就是让国企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就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国企的厂长经理身上，而政府则置身事外。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也不会白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私有化的关键是谁来购买国有企业，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平均月薪只有几百元，他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收购企业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产；而外资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国企厂长经理们能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为这重重黑幕，所以中共一直不许国内研究私有化过程，媒体也基本上不报导国企私有化的真相。
我曾分析了29个省市130个国企的私有化案例，发现中共的国企私有化方法主要是，一方面让近百万国企管理者用企业的名义担保，从银行借款，“购买”国有财产，并准许这些管理精英把他们管理的企业注册在本人或家族成员名下，然后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动用企业公款，归还他们私人购买企业的银行贷款；另一方面，由国企管理者逼迫员工出资购买企业的部分股份，职工为了保住饭碗，只能拿出家庭储蓄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但普通职工拥有股份后，企业管理层并不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经营和资产转让，所以等于是逼迫职工出资帮企业管理层获取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当局纵容红色权贵家庭的妻子儿女利用关系网，帮助大国有企业获准上市，以此无偿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后通过抬高股价大获其利。
1996年全国工业国企为11万家，到2008年底只剩9,700家，其中还包括已实行部分私有化的大型国企。根据世界银行等机构资助的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大约50%到60%的企业都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企业的买主来自企业外部，属于国内其它行业的投资者，其中外资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一成。这种国企“改制”几乎就是企业管理层伙同其上级（地方政府官员）和红二代们对全民所有制资产的公开瓜分和掠夺。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过去所谓的“全民所有制”也是个巨大的谎言。
从1998年到2003年，当红色精英通过私有化大范围侵吞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资产时，当局特地关闭了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这私有化高潮的关键6年里制造了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红色精英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私有化期间，从1997年到2005年，全国到处都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根源都是厂长、经理通过私有化侵吞公有资产，而各级政府站在厂长、经理一边，因为官员从中也可以得到好处。原来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福利体系垮了，许多企业给工人很少一点钱，把他们赶走，就死活不问。当时中共宣传，国企工人下岗是为改革做出必要的牺牲，但政府却不愿意为下岗职工建立统一的失业救济，而把这项支出甩给私有化之后的红色老板，如果企业的新老板不想付，政府也不管。结果，几千万原国企职工就这样沦落到城市贫民的状态，生存艰难，再也没有翻身之日。中共的私有化不但冷酷无情，而且是道地的肥官害民。
五、中国模式真相：寅吃卯粮，国债民偿
中共现在大肆吹嘘其经济将超越美国，这是本文要讲的第五个谎言。不知就里的民众很容易被城市建设和高铁等基础设施的表面繁华所迷惑，以为那是中共的成就，其实，那是中国经济寅吃卯粮的结果，后患无穷。中共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后将留下什么？那就是巨额的债务和越来越严重的内在困境。
由于中共的经济发展只让少部分人大大获益，这种模式已经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此困境的根源就是长期收入分配严重不公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大部分人的消费十分拮据，整个经济就必得另外寻找一个拉动力来支撑。从本世纪初到现在，中共从一度依赖国际市场，到完全依靠房地产和公共工程来拉动经济。房地产的过度膨胀已经产生了极为危险的泡沫经济，令银行系统命悬一线。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依靠卖地收入维持地方财政，这条路现在也走到头了。
在依赖向国际市场出口的情况下，中共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美国及其它发达国家国民的过度借贷；换言之，西方人越肯花钱，中国的经济才能维持下去。这就是今天中共在中美关系方面仍然期待美国能取消进口关税，让中共再搭上出口“快车”的原因。但是，这条路走不通了，因为美国不愿意为了中共的生存而牺牲自己的未来。
出口“快车”没有了，房地产泡沫又越来越危险，中共正不断用高利息借外债，来进口维持经济所必须的粮食、石油、铁矿石和芯片。这就是在国际金融方面寅吃卯粮的的表现。在国内，中共财政部不久前承认，“2020年末全国政府债务累计46.6万亿元，占GDP的46%”。这还没包括地方发现的许多城建债券和中央政策性银行发债的数量。可以说，各级财政的寅吃卯粮也快到了背不动的时候了。
本来，地方政府大手笔发行债券，大兴土木搞基础设施投资，是指望用卖地收入偿还，现在这种国内寅吃卯粮的途径又因中央和地方争夺财源而被切断了。今年7月1日起，中央财政宣布，今后地方卖地收入转归中央，先在沪、浙、冀、内蒙、皖、滇等省市施行，明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如此办理。这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个致命打击，地方政府为基础建设和开发房地产所发行的巨额债券将无法偿还。为了活下去，地方财政将会加快开征房产税，由此便击破房地产泡沫，有房族将掏出大笔资金来为当局的寅吃卯粮还债。
现在中国的房市、财政、银行纷纷陷入吃紧状态，不但经济繁荣再难重现，而且高失业率和低工资体现出来的经济困难日复一日地加剧，中国经济上的“好日子”就这样终结了。现在部分年轻人开始流行的“平躺”生活模式（即不求职、不求偶、不结婚、靠父母的退休金过最低档次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正好反映出他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悲观情绪。
（作者程晓农是中国经济学家、旅美学者，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1989年起先后到德国经济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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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义
国际行贿 国开行高管自杀、入狱及被查
2021-07-31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7/30/n13127993.htm
【大纪元2021年07月31日讯】（香港大纪元记者张宛综合报导）有中共小财政部之称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简称国开行），近年来高管频频出事。2021年7月28日，湖北分行行长林放被宣布调查；7月16日，海南分行前行长徐伟华被调查；今年年初，原国开行董事长胡怀邦被判处无期徒刑；2020年8月，山西分行前行长王雪峰被调查；2019年8月，国开行山东分行行长钟小龙在家中自杀。从中共官方报导看，这些人或案件都与放出大额贷款成为烂账有关。
仅以年初胡怀邦获罪的一个重要案由，及近期被宣布调查的徐伟华为例，二者都与中国民营能源巨头华信集团有关，前者与华信集团的信贷有关，后者则与华新集团套取国开行资金进行海外收购有关。
据公开资料，中国华信集团是一家民营石油企业，当年是收购了轰动一时的赖昌星远华案的资产——厦门华航之后，获取了石油贸易牌照。据宣传，为避免与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央企和地方国企竞争，华信将自己定位在拓展海外油气资源。2013年，华信集团成为世界500强公司，2015年营业额高达2631亿元人民币（约406亿美元）。
到华信集团董事长叶简明于2018年传出被当局调查后，据中国媒体披露，华信集团负债已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约200亿美元）。
在华信集团获得的信贷中，国开行是最大支持者。据财新网报导，对华信的巨额信贷，主要是由胡怀邦在任内推动的，华信集团从国开行获得了近千亿元（约154亿美元）的贷款支持。
据华信旗下子公司上海华信发债文件披露，截至2017年9月末，上海华信共获得了616亿元（约95亿美元）的授信额度，其中最大的授信银行就是国开行，提供了其中的420亿元（约65亿美元）。
华信集团为何能够获得国开行如此大的信贷支持？表面是由于国开行官员腐败受贿放贷，更深层原因还与国开行政策性银行的性质，以及中共的“一带一路”大战略都有密切关系。
政策性银行
国开行成立于1994年，是中国三家政策性银行之一。政策性银行的职责就是配合中共政府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主要对大型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提供信贷支持。而华信集团紧随近年来中共当局最大的“一带一路” 开发战略，在沿线国家进行油气资源收购的做法，正好符合国开行战略性放贷的要求。
“一带一路” 项目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9月发起的跨国经济合作项目，同年11月，该项目被升级为国家战略项目。
相关宣传称，华信集团的战略是，通过控股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在欧洲布局油气终端产业，其目标包括3至5年内在多个欧洲国家收购超过1万座加油站和配套油库，同时对欧洲重点炼厂、油库、管道进行战略并购。此外，收购的重点还包括获取中亚、中东、非洲地区的上游油气资源。
“一带一路” 腐败带路
不过，华信在非洲的收购曝出贿赂丑闻。2017年11月，华信集团旗下的中华能源基金会秘书长何志平被美国司法部指控以200万美元贿赂乍得总统德比（Idriss Déby），以换取乍得政府授予石油开采权益。同时，何志平还被控行贿乌干达高官以换取商业合作项目。
何志平被捕后不久，2018年3月，中国媒体报导说，习近平亲自下令逮捕华信董事长叶简明，之后就不断有涉案高官被牵出，其中就包括已获刑的胡怀邦和新近被宣布调查的徐伟华。
实际上，这种以贿赂高官获取项目的方式已成“一带一路”的特色。据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在2019年4月发布的报告说，过去几年，“一带一路”的很多项目都出现了腐败的案例。
报告举例说，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中国通信建设公司曾被指控在马来西亚、菲律宾、赤道几内亚以及斯里兰卡等国向高官及家属行贿。在马来西亚，一些项目在合同中标价很高，以便于掩盖高官们挪用的资金。在孟加拉国，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因行贿官员而被禁止参与该国的任何建设项目。还有，作为中共“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的巴基斯坦，也因为担心腐败问题停止了“一带一路”的项目。
报告批评说，中共这种贿赂高官推进项目的做法，腐蚀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也违背国家公共利益。
经济上不可持续致投资难收回
“一带一路”项目之所以选择贿赂开道、而不是正常竞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共设置“一带一路”的目的，并非要与投资国共同经济繁荣，而是要输出中国的过剩产能以及获取战略资源。这就导致其项目通常都与所在国的经济情况相脱节，因而缺乏可持续性，有些项目根本不能产生收入。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Hambanthota Harbour），这个花费了十几亿美元建造的港口，建成后却门可罗雀。
2017年，该港口据披露仅有175艘货船抵港。据拥有该港口70%股权的中国招商局控股港口有限公司的报告，2018年，汉班托塔港的杂货物吞吐量仅18万吨，2019年50万吨。对比之下，同在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港，2019年的货物吞吐量高达6.26亿吨。
由于无力偿付债务，斯里兰卡在2017年12月被迫签署一份99年租约，将汉班托塔港的资产和经营权交给中国招商局集团。
中共“一带一路”项目“单方面利己”目的和模式，以及腐败开道的策略，给相关投资带来巨大风险，最终贷款无法收回也就很难避免。
而作为政策性银行，国开行对于“一带一路”的融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根据国开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国开行累计为600个“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了超过1900亿美元的天量融资。这其中也包括了牵涉到徐伟华和胡怀邦的华信集团获得的融资。
中国媒体报导说，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国开行这些年放出的贷款收不回来的情况难以统计，而利益输送的对象往往是与中共权贵有关系的各种平台，“这已经是心照不宣的秘密”。比如华信的贷款就是如此。
报导还说，胡怀邦曾向朋友坦言，“（国开行）这活不好干，很多款放的时候就知道可能收不回来。”这多少透露了胡面对更大的权贵和国家战略的无奈。
但是，退休还不到一年，胡怀邦就被当局调查，锒铛入狱，因为积极退赃，最后获判无期徒刑。而他的妻子薛迎娟虽然被放回家中，却在2020年5月跳楼自杀身亡，一家人最终落得家破人亡。
上述CNAS的报告说，吉布提、吉尔吉斯斯坦、老挝、马尔代夫、蒙古、黑山、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偿还对华贷款方面面临严峻挑战，部分国家欠北京的债务超过了其外债总额的一半。
一些国家，包括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和孟加拉国，出于经济原因取消或缩减了昂贵的“一带一路”项目。在已完成的项目中，许多都无法产生足够的收入来证明初始投资的合理性，相反，却导致受援国财政恶化。
2020年1月，拥有一千七百余家会员公司的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报告指出，在欧洲的 “一带一路”项目中，中国国有企业几乎包揽从融资、原材料供应到建筑工程服务的所有业务，加上中企获得廉价融资以及政策支持等形式的国家补贴，让欧洲企业处于不平等竞争中。
调查显示，在132家受访欧洲企业中，只有20个参与了“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其中只有两家是通过公开信息找到参与机会的。
责任编辑：连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