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再来谈一下反右严重扩大化的人数问题。反右开始时，毛泽东估计右派骨干不过是4000人左右，后来随着各地各阶层的纷纷起来参加斗争，上报人数也随之增加。有时上报人数过多，报告被打回来数次要求从严审查的例子也不鲜见，上面所提的福建仙游县就是这样。运动一经群众化、白热化、积极分子化、层层加码化，那就不是叫一声停就立马能够停住的。有的当年公认为被划了“右派”，最后“改正”时证明他或她当年虽然按“右派”批斗了个不亦乐乎，但其“右”，并未经过上级批准，他或她压根没有当上手续完整的“右派”，因而也不存“改正”的必要。这一类哭笑不得的事，似乎并非很个别。特别是很多地方把划右派成了任务，给了指标以后，划“右”的故事千奇百怪、难以置信。有的像是恶作剧，如一个人在关键时刻上厕所，与会的其他人便干脆“推荐”他当了“右派”。有的像儿戏，如上级叫一个单位的小头头完成划“右”任务，小头头划不下来，便不满地说，除非你划我，第二天干脆划了他。有的像掷骰子，完全不知道是怎么碰上的。有的完全是个性招致，吵架斗嘴甚至开玩笑都成了导火索，与政治毫无关系。这种群众化白热化，到了基层单位，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当时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同行们”的政治热情和激进情绪超过了政治家。对此，《束星北档案》一书的作者刘海军在查阅当年的右派束星北档案时感受特深。在束星北的档案中，揭发材料最多的还是来自他的“同行”“同类”们。这种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这也在客观上对反右扩大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人把反右扩大化的责任全推给毛泽东，又有谁知道毛泽东亲口肯定不久的：“王蒙有文才，有希望”，而且还在1957年5月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都被超额“指标”划进了右派队伍。笔者仔细阅读了1975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确实，如果全国各地都按照执行，虽不敢说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可以完全避免，但大大减轻错误的程度则是完全可能的，即使执行了最后一条都会有显著效果：“（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对待他们。”这不是“疑错从无”吗？可以说是相当慎重的吧。
叶永烈在《反右派始末》中写道：“也真是难得的巧合，经过审查，全国未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加上尚须进一步甄别的，不到五千人，恰恰与毛泽东最初估计的全国‘右派分子’数字相符！”
实事求是才是精髓
关于1957年反右的问题，各种评说还会继续下去，特别是关于反右的动机。笔者注意到了旁观者清的国外专家们的见解，比如在世界上颇具影响力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这样看待反右的：
“毛泽东相信，思想灌输已经使得知识分子达到了足够的忠诚，所以党应当相信他们，让他们进行其目的在于改进党而不是反对党的批评。那些党外人士，特别是有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党派，应该请他们来批评党并提出不同意见，以防止官僚主义僵化，麻木不仁和脱离群众。”（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264页）。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比较靠谱，但肯定有些人不同意，因为当下的一些公开评说早已偏离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有关论述。但是那些作者肯定不是中共党员，也就不必苛求。前段时间，社区开个茶话会，有位40多岁的男子开口闭口说“文化革命就是好”，我提醒他这是与党中央的决议唱反调的。他开口就把我顶回去：“我又不是党员。”我只好闭嘴了。言论自由确实不是虚的。但不管怎样，只要对“硕果累累”有了基本定位，中国的继续发展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作为执政党，如果对硕果累累的成就得到了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认可有信心，那就应该对自己的道路有充分的自信。就应该坦然面对任何程度的激烈言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世界上的大党，只会加分不会失分。
作为各界人士，特别是某些社会精英，如果认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成就是硕果累累，就应该正确对待这棵果树，就要早日抛弃其它任何“拔”树“换”树和引进新树的想法。如果政治热情饱满，那就最好提供一些培土施肥杀虫修剪的好法子，维护好这棵硕果累累的大树。
作为某些距离硕果累累观点太远的异质思维人士，持有诸如中国（指大陆）处在170多年最差的时期，蒋介石是人民大救星之类观点者，看了此文可能会引起发晕等不适症状。本文开头就把话说明白了，勿谓言之不预也。
当年的右派王蒙在谈到1957年反右时说，在他看来，当时的形势并没有形成“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潮流，但是右派言论“有自以为是自不量力的地方”。
这话今天听来仍有道理，琢磨琢磨没坏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