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英玉转自博讯网
6月25日，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女研究生用万字长文倾吐心声，举报其所在学院教授对包括其自身在内的多名女学生的持续性骚扰。据这名刚刚毕业的女研究生称，她在华中科技大学读书期间，遭到59岁的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建伟性骚扰长达20个月。她说张建伟对她进行语言性骚扰、发微信、送礼物，并企图进行肢体接触，后期更以论文前途工作为诱导。
2021年6月30日
6月25日，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女研究生用万字长文倾吐心声，举报其所在学院教授对包括其自身在内的多名女学生的持续性骚扰。据这名刚刚毕业的女研究生称，她在华中科技大学读书期间，遭到59岁的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建伟性骚扰长达20个月。她说张建伟对她进行语言性骚扰、发微信、送礼物，并企图进行肢体接触，后期更以论文前途工作为诱导。
高校性骚扰丑闻事件再次被曝光，闻者皆哗然，目前该名教授已被调离教师岗位，停止教师资格。然而，受害者冲破重重障碍发出的呐喊声，何时才能真正被听见？
权力与监管失衡—性骚扰事件的温床
据非政府组织广州性别教育中心调查显示，在中国4542名在校与毕业大学生受访者中，有68.7%的受访者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女性遭受性骚扰的比例为75%。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学术性骚扰，据媒体不完全统计，从2014年至2018年，媒体公开报道的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就有十余起，其中多半查无后续。
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李佳源说“高校行政与学术独立理念同导师权力失衡现实之间的矛盾，是高校性骚扰盛行的一大原因。有导师已然成为弄权者，或宽严相济，或恩威并重，以自己的权威对相对权力弱势者施加强烈情感影响，操纵其心理。”
李佳源曾通过调查结果发现，78. 3%的研究生非常认同是由于研究生导师权力过大，垄断学术资源，学校对其缺乏相关的监督与管理，从而导致性骚扰事件频发。
与此同时，超半数的研究生认为高校研究生导师监管考核机制不健全，未将性道德纳入考核范围，也是高校性骚扰盛行的主要原因。
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陈瑞蝶说，“本科时期还好，但研究生时期，导师的权力明显过大，决定着你的项目、毕业甚至未来发展。自然很容易对导师言听计从。”，近年来频发被曝光的高校性侵事件很容易在女生之间引起共鸣，大部分女生都或多或少会有被性骚扰的经历，“但因为没有严重至性侵，很多女生也就忍耐过去。”
健全专门机构缺失—学生投诉无门
自2014年中国教育部出台相关文件后，包括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在内的40余所大学都配套制定了校内师德规范来调整高校师生关系。而很多高校虽指定了师德规范文件，但其中涉及性骚扰的条款却未明确，如天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和新疆大学等9所高校都属于此类情况。
同时，出台师德文件的高校仅设立了师德建设部门以监督师德问题，尚无高校建立处理性骚扰问题的专门机构。
一名曾遭受辅导员言语性骚扰的大三学生张某说，“不仅没有专门处理性骚扰问题的专门机构，连投诉的专门渠道也没有。”当性骚扰发生后，她曾试图举报涉事教师，却发现学校没有专门的性骚扰举报渠道，无奈之下，此事最终作罢，不了了之。
张某也直言不愿意向其他管理部门举报的原因，她说“此前也有同学发生相似情况，去找了学校管理部门后，被告知应该顾及学校荣誉。
李佳源在调查中发现，“学生面对性骚扰的应对方式中，求助学校相关管理部门的人只有26.3%，表现出求助无门的感受。同时，在反性骚扰途径中有86.1%的人认为有效制止高校性骚扰的对策之一则是设立专门处理性骚扰的机构，畅通性骚扰投诉渠道。”
“如今，教育部门指导高校探索和建立专门反性骚扰机构，当然是可喜的进步。但同时还需要建立相关的法律保障机制。” 李佳源表示，中国校园性骚扰行为处理并无特别法律规定，面对如今高校性骚扰事件频发，制定出一套侧重于高校性骚扰、可行性高、操作性强的法律条文刻不容缓。
#Metoo运动能在中国被唤醒吗
#Metoo之风始于2017年，那年10月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被曝光后，这个主题标签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用于谴责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
近几年#Metoo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在中国也已有北航、北大等几所高校学生举报老师性骚扰的事件见诸报端，但#Metoo旋风在中国好像从未见规模。
与全世界的#Metoo风潮不同，在中国，类似事件首先会遭到打压。早在2018年，中山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张鹏被举报在2011年至2017年间，持续性骚扰女学生和女教师，题目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的举报文章发表在新闻网站网易 “人间” 栏目，文章讲述了其中几位当事人被侵犯的具体过程。但文章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遭到了迅速且大面积的删除。
据一位熟悉内情的中大校友称，在该事件爆发前已有中山大学学子向学校递信，要求建立健全防性骚扰机制，但被学校拒收，且未作任何回应，同时学校禁止此事在网上传播。“因为你有煽动学生的嫌疑，是学生群体性的行为，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 这位校友说。
尽管在全世界要求性别平权的运动下，中国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进步的幅度远远不及他国。中国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这与文化、舆论环境及学校因素都有关。 “毕竟能主动举报的女生太少，而且媒体在报道时也有顾虑，” 他说。
性别平等工作者冯媛指出，由于各种打压，施加性骚扰的行为人不会停手，同时反对性骚扰的人被压制，这“也让人觉得很沮丧压抑”。
但是，“这不是完全可以阻止的住的，”冯媛说。“很多努力还是希望打破这个模式，让真的性骚扰能够变成一个比较容易讲出来，肇事者受到调查处理、受害者得到支持和公平的事情。”
#MeToo运动能否在中国广泛发展？分析人士均不太乐观。一个主要原因，是目前中国社会的性别意识不足。
讨论“性骚扰”问题，中国流行的用字是“潜规则”，不将性骚扰视为对受害者的冒犯或伤害。
女性主义者李思磐指出，这是将责任归咎受害者，假设了受害者是为了获得利益而作“交易”，忽视了骚扰者利用权力操控他人意志的行为。“教师‘失德’、‘潜规则’这些说法，把它模糊成道德问题、个人问题，没把性骚扰看成一个权利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妇女在公共领域拥有多少权利，性骚扰问题是一个指标：社会是否有好的制度，能够保障较弱势的群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