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谭天荣在他当年的大作《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开篇引用了黑格尔的话“一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
反右派运动难道不是合理的吗？它的是与非，岂能离开实际，更不能不顾立场，不是有一个叫“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命题吗？1957年的当时，是毛泽东一言九鼎的人治体制，阶级斗争理念支配的意识形态，从当政者巩固这样的政权来说，反右派天然是合理和必要的了。一经被疑为冒犯政权，或者不利于政权的言论，一律可以划为敌我矛盾，给予专政，立即让他们享受到“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待遇，同时立即适用于另一条定理：“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纵然有多么的冤枉，你也只好忍着，忍着。北大物理系当时还不到18岁的学生博绳武仅仅因为参加了“百花学社”，在成立大会上签了一个名字，这个“百花学社”不久被打成了“反动组织”，他就理所当然地被划上了右派。上海交大船电56级学生赵长根（党员），因为他在反右领导小组里不同意许某同学的被划右（许说了农村生活苦），支部决定拔掉这个反右运动的“绊脚石”，而首先把他划上了右派分子，赵僵头倔脑，据理申辩，加重处分送到安徽劳动教养去了。也是上海交大的金切54级的支部书记范文，被动员帮助党整风在支部会上提意见（浙江农村生活苦的状况）而划上右派，58年6月送上海农村劳动察看，他想不通有所非议，后来被送到公安局，据说又被公安局送到了上海精神病院，最终成了被失踪者。……
对反右派运动持否定态度的是幸存的受害者以及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他们所持的理念依据是事实、正义、宪政、民主和法制。很显然，这跟当政者的自说自话、人治和专权而言，是有莫大差距的。
3） 分歧的实质是什么？
首先，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政权制造的。广大知识分子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提了许多意见（包括比较尖锐的意见），毛坐不住了，他本人和他的政权认定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加以“反击”，并实行专政，网罗入右人数达到55万多。
尽管，毛认定“右派猖狂进攻”是十足的意淫，但是许多人士的意见，并不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理念所容，这是客观事实，这才需要反击，才需要把可能会影响共产党统治的那些言论、思想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可以这样说，从党的立场、从党的理念来看，反右派是非常必要的。至于谋略上的阴谋也好阳谋也好，逻辑上的多么不讲理，手段上的如何下三烂，都不是实质所在，它比之于无法无天的把国家主席和千万群众整得死去活来的文革，反右仅仅是毛政权的小试牛刀而已。
另一方面，对于被整肃的右派来说，他们叫苦不迭，暗喊冤枉，何以为据，那就是他们的立场和他们的理念：民主、宪政的理念之下，他们是无罪的。
简言之：对待反右派运动的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分歧的实质在于立场和理念的差别。是党的立场、人治的体制、专制的理念，还是受害对象的立场、民主宪政的理念？即使到了反右过去五十多年的今天，这个分歧依然存在，实质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