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1989年的春夏之际，曾经发生在北京的屠城事件，到如今已过去三十二年了。俗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由此可见历史沧桑的变化之快。每到六四这个特殊的日子，总会勾起人们的无限悲伤，欲思还惑，欲说还休，欲忘还念。年复一年，那个无尽哀伤的日子就这么在心底悄悄地溜走了。尽管如此，很多有良知明真相的人们还总会以各种方式表达点什么。笔者亦是同感，周末闲暇，经查阅一些相关资料，豁然有点新思考，感觉应该写出发表与海内外朋友分享。
过去的岁月，人们对“八九六四”事件的思考与研究成果已经有很多了，包括各种研讨会以及出版的诸多文集等。但笔者鲜有发现对赵紫阳和徐勤先两位关键人物的反思内容。或许这是人们尊讳而刻意回避的一个话题，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还没有看到已经发表的相关文字。不管此前有没有，借此时机就此话题与海内外朋友商榷。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史，从来没有过因为底层民众的发动而出现过一场成功的变革。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变革，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清朝的戊戌变法，红朝的改革开放等都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暴力造反则是多是由底层民众揭竿而起的，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张角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金田起义，秋收起义等。传统中国是个等级观念特别严重，而且非常封闭的社会，儒家的纲常伦理使得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很难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更何况推动社会变革了。比如，曾经的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与草根出身的当政者者胡锦涛、温家宝都难以平等对话。八九学运期间，学生临时成立高自联、工人临时成立工自联等组织，提出要求与中共高层对话，那是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的。纵使有过这样的对话，也是当权者们不得已临时放低姿态的权宜之计，缓兵之举。后来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点。
在八九学运期间，对于整个天安门事件来说，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抗议的主要意义之一就是促使了中共高层急速裂变，领导者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学生在这场民主运动中，表面上是主角，历史证明他们仍旧是配角。抗议学生和广大市民都充当了催化中共高层发生裂变的啦啦队的角色。可惜当时的学生们没有认清自己的历史角色，没有把握好抗议的步骤和策略。当然，人们也不能苛求年轻的学生有此理性十足的认识。因为广场上的学生没有做到见好就收，闹成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僵局，最后鱼死网破导致那场运动彻底失败。后来的历史证明，在那场民主运动的抗争中，真正的较量主角不是广场绝食的学生，而是中共高层的决策者们，斗争的主场不是在天安门，而是在中南海。既然如此，那么反思八九民运，或许从另一个视角可以找寻出一些被人们忽略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影响那场民主运动成败的关键人物之一是赵紫阳和徐勤先。
赵紫阳在1989年5月4日有过两次讲话，一次是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讲话，另一次是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讲话。赵紫阳的两次讲话都肯定了学生抗议的正当性，基本诉求的合理性。从表面上看，赵紫阳的讲话稿是传统的官样文章，但是仔细体会就能感觉到赵紫阳的讲话是有潜台词的。他表面上在说五四精神，实际上是在说当时的学生运动。而且他在那个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这跟“四二六社论”形成鲜明反差，因为“社论”直接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赵紫阳的“亚行讲话”则说得更直白，显然想要表达跟“四二六社论”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这样一来，中共高层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声音，似乎斗争已经公开化了。
随后，更为明显的是5月16日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在超级的敏感时刻，赵紫阳透露出“重要事情要由小平同志拍板”的信息。赵紫阳如此说话，那是什么意思？还能有什么意思？北京那帮中共老家伙们也不是傻瓜，赵紫阳话里有话的另类语调，立马就被顽固派们捕捉到了。陈云派人给邓小平捎话，建议邓仔细看看赵紫阳的“亚行讲话”。李先念也赶紧给邓打电话，说“中央出现两种声音”。从后续的事态发展来看，邓小平在赵紫阳的“亚行讲话”之后，对他的态度就有了明显变化。至此，中共高层斗争的火药味已经很浓了。
人们从赵紫阳的讲话可以猜测出，赵紫阳最迟在4月底或5月初，就已经有与邓小平等老家伙们公开斗争的意图了。否则，赵紫阳不会那样讲话，也不会透露一些制造矛盾的信息。令人费解的是，在双方的盘算都逐渐公开化的同时，赵紫阳却又没有主动采取相应的措施去赢得那场斗争。他只是在利用或诱导学生和市民把矛头转移到邓小平身上，试图通过学生的抗议去逼迫邓小平，从而间接达到逼宫的目的。这是将激进而幼稚的学生往枪口上推的阴险诡计。有过军旅生涯而未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赵紫阳，早年接受了绝对服从的军队教化，不仅使得他在政治斗争中呆板有余而灵活不足，而且暴露出了他在权力斗争中存在幼稚与软弱的致命短板。
邓小平已经有过几起几落，年岁已85岁高龄的邓小平丝毫输不起那场斗争。否则，他会一败涂地，而且难得善终的。这是邓小平和其他元老最恐惧且无法面对的一种结局。此时的赵紫阳又存煽动广场上的学生与元老派对抗的嫌疑，而且学生们开始闹绝食，已经陷入无法调和的境地。在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和温家宝去广场发表讲话来劝诫学生，只会给学生一种“中共高层已经无可奈何”的错觉，广场上的学生是不可能听劝的，他们只会更加坚守阵地。由于已经都是耄耋之年的顽固派们心存疑虑和恐惧，曾经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尚有几根老骨头在，如今一旦在改革中再次失败，则会不得善终，甚至挫骨扬灰。从而迫使所谓的中共八老团结一致铁了心要殊死一搏，不惜一切代价血洗天安门广场。哪怕事后成为历史的罪人，也要在那场斗争中成为一时的强者。因为他们深谙，不仅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还是保卫政权的不二法宝。
纵观邓小平、陈云等几个顽固派的一生，他们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坎坷。邓小平是一个软硬不吃，铁石心肠的人；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都是顽固不化的阴险小人。如果学生们不把矛头对准手握军权的邓小平，不以绝食的激进方式逼迫中共高层于死角，如果没有制造天安门屠戮的弥天血债，或许事件过后邓小平会有所缓和调整。毕竟邓小平还算是一个半新半旧的改革人物，给他一个面子，留他一个台阶，后来他很可能会主动促使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虽然，邓小平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放弃权力，隔代指定的目的就是要保证他能够寿终正寝。他之所以指定白面郎君胡锦涛，就是看准个性不强势的胡锦涛能做好一个二传手，不要在他有生之年添乱就够了。至于邓小平死后如何，哪怕洪水滔天，他就完全不去想了。正因为最终发生了屠城的恶性事件，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谁都不敢面对，也无法处理如此巨大的历史罪责。在他们的任期内，肯定思考过，评估过，但最终谁都不敢碰触它。正因为有这个死结存在，在后来的三十年中，中共一直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至于天安门母亲的诉求，或许历届中共领导者也考虑过，但如此棘手的问题，如何让他们敢受理呢？只能无可奈何，只好装聋作哑了。
如果说，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晚清的底层书生鼓动幼稚皇帝发动的一场立宪大跃进，那么同样可以认为，1989年的学运是青年学生试图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发动的一场民主大跃进。这两场失败的冒进运动，都是由没有丝毫从政经验的意气书生与缺乏驾驭能力的最高当权者的错位互动所造成的结果。书生有热情，有激情，有想法，却缺乏理性，没有经验，疏于组织策划，过度参与政治斗争，必然会适得其反而导致失败。在当代中国，曾经毛泽东也发动过一场在经济领域的生产大跃进，也是由于底层官僚和无奈民众的热情盲从与独裁者荒谬的最高指示的错位互动所造成的悲剧。
再简单分析一下徐勤先在八九学生运动中的历史责任。时任38军军长的徐勤先，在天安门事件中表现的没有谋略，而且缺乏担当。古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徐勤先在离开大本营的情况下，轻易拒绝受命，必然会遭遇立马束手就擒的后果。他在北京军区总医院（301医院）的病房向38军政委传达了命令，同时还说了“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
的话。这样的抗命是消极猥琐的，不彻底又不负责的。既然历史命运已经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那时的他干不干都已经身不由己了。抗拒军令，必然撤职消权，最后也绝不会有好结局。他那时正在北京治病，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他应该很清楚，学生的正当诉求，他应该会明白和理解。如果他有为民族谋大计的雄心，就应该接受军令而将计就计进京勤王。更为恶劣的后果是，抗命之举必然会引起中共顽固派们的异常惊恐。为了杀一儆百，一方面必须严惩徐勤先；第二方面，害怕军队哗变，必须调动更多的兵力相互牵制；第三方面，为了防止夜长梦多，必须要以更极端残忍的隐秘手段快速解决问题。如果顽固派们没有成为惊弓之鸟，就不会调集重兵围城；如果只有徐勤先的部队入城，很可能不会发生血撒街头的悲剧。
鉴于在中共历史上，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和令计划都曾经调动过中央警卫团。汪东兴调动警卫团参与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据说令计划的儿子出车祸，他调动了警卫团去进行善后处理。当时的温家宝也是中办主任，赵紫阳和温家宝是完全有能力调动警卫团来控制几个顽固派老家伙的。既然，赵紫阳在4月底或5月初就有了明显的斗争意图，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和中办主任温家宝却没有及时勇敢地采取相应的果断措施，这是最后导致八九民运失败的关键因素。赵紫阳有巧取之心，却无豪夺之勇，成为悲情懦夫。回顾历史，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毛泽东搞文革，不论最终成败，哪个都有军队的支持。更有甚者，习近平篡改宪法，武警进入人民大会堂耀武扬威，赤裸裸地威胁那些所谓的代表。戊戌变法没有得到清军的支持，导致失败。八九学运没有争取到共军的支持，同样失败。
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八九学运期间，民心已经在百姓和学生一边。况且中共一些部委机构的党员干部，工作人员也都上街示威游行支持学生了。如人民日报的编辑们，央视的主播编导们，各民主党派成员等。警察也已罢工袖手旁观，甚至北京寺庙里的和尚道士们都敢上街了。这是何等十足的民心民意啊，关键时刻就缺一个敢于挺身而出，振臂一呼的领军人物了。如果外有38军入城支援，内有中央警卫团先发制人，还有北京市民、学生、学者、教授等各阶层人士的大力支持，来个明朝于谦式的北京保卫战，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赵紫阳和徐勤先都没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丈夫气概，都没有“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舍生取义的拼搏精神。晚清时期，出现过北洋46名将领集体联名敦促清帝退位，呼吁实行”宪政共和”的历史事件。此壮举成为佳话，北洋将领名垂青史。在八九学运期间，号称人民军队的解放军却没有一个将领敢为民族命运而挺身而出公开呼吁，反而成为屠戮同胞的刽子手，堕落为民族的背叛者。单凭这点，解放军真不如北洋军。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面对抗议游行而遭误杀的学生而跪地谢罪。就凭此举，共产党政府远不如满清政府，更不如北洋政府。
历史无法假设，时间不再重来。赵紫阳的怯懦无能，徐勤先的猥琐抗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民族的为难之际，顾小命而失民族大义，畏党纪而弃国家重任，让他们俩都付出了遭受终身监禁的代价。对于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而言，这种个人代价是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最为不堪的是他们沦为了背负重大历史责任的失败者。虽然他们俩后来的遭遇博得很多人的同情，但如果因为同情而为失败者开脱甚至纪念，对于民族反思历史教训，把握未来命运而言，只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此外，胆小如鼠又沽名钓誉的温家宝同样遭受双面影帝的骂名。关键历史人物的个人失败往往就是整个民族与国家的失败。例如，康梁和谭嗣同的失败，就是满清变法的失败，也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一次挫败。
或许八九民运最值得肯定的正面意义在于，天安门的鲜血，促使了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垮台和东欧的巨变；天安门的屠戮，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看清楚了共产党政权的残暴和卑鄙，也彻底明白了社会主义的邪恶与荒诞。从赵紫阳的懦弱与失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成功地汲取了血的教训，而胡锦涛和温家宝却没有汲取到一星半点。本来胡温领导班子几乎都是出生贫苦的草根官僚，他们更容易有改革图新的意愿。历史给了他们时间和机会，因为他们的因循守旧，胆小怕事，昙花一现、似有却无的胡温新政，就那样错失了大好机会，浪费了十年光阴。可悲之处在于，中国学生的鲜血，曾经唤醒了世界，却至今仍旧没能唤醒自己的同胞。
八九六四学运的全过程，以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索，四二六社论为爆破点，赵紫阳讲话扇风点火在先，徐勤先抗命引起惊恐在后，邓小平以开枪屠城作终结，最终学生和市民成为了中共高层权斗的棋子，沦为了最无辜的牺牲品。当时的学生已经流了不该流的血，中华民族也付出了不该付出的惨痛代价。在三十二年的历史片段里，已经过去两三代人了。中共极力掩盖真相、精心篡改历史，造成了这两三代人的集体遗忘，由于他们缺乏历史真相的认知以及历史教训的涤荡，他们的幼稚与无知对未来中国可能造成的伤害或许远比曾经的历史代价还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