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鑫转自UHRP
从我记事起，强迫劳动就一直是中国打击维吾尔人运动的核心部分。我是在一个劳改营出生的，当时中国恶名远扬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我父亲被关在另一个强制劳动营里。我从小就目睹了中国当局强迫维吾尔村民修建灌溉系统、摘棉花。
不幸的是，几十年后，劳改营和强迫劳动仍是蹂躏着东突厥斯坦（中国称之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语系穆斯林的可怕现实。这些强制劳动营虽然被冠以“职业培训中心”的委婉名称，但它们远不是为了职业培训，里面的人也从来都不是自愿进去的。被拘禁者遭受酷刑、强奸、强迫绝育和堕胎、没完没了的政治灌输，甚至死亡。当局还强迫数万名被拘禁者在维吾尔地区和中国其他地方工作。
结果是，使用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产品——包括假发、口罩、服装和电子产品——进入了美国，违反了美国的法律法规。作为回应措施，众议院在两党支持下于2020年9月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禁止进口新疆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对使用强迫劳动的外国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并要求公司披露与新疆相关的信息。
但是，如果美国公司不采取有意义且非同寻常的行动的话，使用了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产品将继续进入美国家庭。为了在产品中不使用维吾尔人强迫劳动，企业必须做出创造性的、主动的响应，解决它们在供应链透明度方面遇到的长期挑战。
去年，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ASPI）都各自发现，数十家中国和国际公司——包括标志性的美国品牌如戴尔(Dell)、耐克(Nike)和亨氏(Heinz)——直接雇用了维吾尔人强制劳工、或从使用维吾尔人强制劳工的企业采购。由于强迫劳动在维吾尔人地区普遍存在，美国公司可能在供应链中非常广泛地面临这种暴行。
与此同时，来自维吾尔人地区对美国的出口持续增长，引发了人们对这个问题日益严重的担忧。从2019年4月至2020年4月，美国是维吾尔人地区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增幅超过250%，涉及服装、头发、金属和塑料等诸多行业。
包括耐克和可口可乐在内的几家美国大型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承诺通过进行第三方审计来根除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这是令人鼓舞的努力。但单靠审计并不能找到供应链中滥用劳工的可靠和充分的信息。由于维吾尔人地区的高压政策环境，当局一直不让审计人员在没有不当干预的情况下开展工作。此外，接受审计人员询问的被拘禁者，由于担心遭到报复，不能如实说明他们的工作条件。
一个例子是，耐克声称，审计证实了其在青岛的一家工厂2019年没有雇佣维吾尔人工人。然而，ASPI引用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说，截至2019年底，仍有约800名维吾尔人在这家工厂工作，该厂每年为耐克生产700多万双鞋。
现有的措施可能不足以解决维吾尔人地区和来自维吾尔人地区的强迫劳动问题，但美国公司绝不能对此满不在乎。包括强迫劳动在内的奴役，如果是基于种族和宗教针对个体的广泛且系统性打击的一部分时，则是一种潜在的反人类罪行。中国的强迫劳动符合这种模式，那些有意或无意地帮助和怂恿了这些潜在犯罪行为的企业可能会被追究责任，就像“二战”后在纽伦堡审判中被起诉的某些德国实业家一样。
与其说依赖传统的第三方审计，美国公司必须积极、独立地寻找供应链中强迫劳动的潜在迹象，包括：商品来源地缺乏透明度；厂址在新疆的供应商有高额收入，但只有很少的员工缴纳社保；使用“教育培训中心”或“法律教育中心”等拘禁营术语；有政府为“扶贫”和“对口项目”等提供的补贴；工人是通过政府招聘人员雇来的；以及可能表明强迫劳动的厂址。
如果发现供应商使用强迫劳动生产商品，企业必须切断与供应商的联系，转移供应链。已经有一些令人鼓舞的例子：2019年，总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獾牌运动服公司(Badger Sportswear)宣布，将不再从新疆和田泰达服装公司采购产品。去年，几家美国美发产品公司取消了和田浩林发饰品的订单，并与管理其供应链的代理商断绝了关系。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在去年5月禁止了进口和田浩林产品。
跨行业的合作能提高杠杆效力和影响力，美国公司可以联名向中国政府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表明公司将认真对待他们的企业责任，认真对待人权问题，不愿成为维吾尔人地区残暴罪行的同谋，并准备在必要时与中国的供应链切断关系。
此外，鉴于中国政府最近已采取反制措施，迫使许多美国企业在遵守美国规定与遵守中国规定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公司应该做出道德上正确的选择，认真考虑公司供应链多元化和转移供应链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企业也应该投资和使用新的创新技术，以便更有效地追踪供应链中的产品来源。
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非常措施，来抵制维吾尔人地区的强迫劳动，而且，拜登政府也表示有兴趣解决中国的经济行为，包括强迫劳动的问题。在一个种族—宗教团体面临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最系统性的迫害的关键时刻，美国企业必须有所作为，采取超出尽职调查的措施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Nury Turkel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专员。作为一名人权倡导者、律师，他长期将时间和精力投入促进维吾尔人权方面的事物，包括在美国代理大量维吾尔人的难民庇护申请案件。2020年9月，他被《时代》杂志命名为全世界最具影响力100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