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间被描述为“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 《简史》也承认，在这段期间，中国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是，党史没有告诉中国国民的是，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数不清的中国家庭家破人亡，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因此丢掉了性命。
在这27年间，中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不一而足。在每一次血雨腥风中，总有一个阶层沦为新的“阶级敌人”，遭到迫害和杀戮和彻底推翻。最先是中国的地主阶层、后到资产阶级、再到知识分子、到农民，最后整个中华民族遭殃。
“土改”“镇反”，地主阶级的消亡
中共建政后不久，就将在早前在中共统治下的所谓“老解放区”（东北和华北）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土改）推广到中国的其他地方。1950年冬季到1952年底，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所谓的广大“新解放区”广泛展开。
一人向群众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一人向群众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新版的《中共简史》对“土改”的介绍完全是正面的和肯定的。《简史》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全国约三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 “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至此彻底消失了，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简史》只字未提的是，不仅“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彻底消失，而且数以百万计的“地主”的肉体在土改的血腥暴政中也彻底消失了。
中国民主人士章乃器曾在1950年5月到8月之间担任中国全国政协组织的一个西南土改工作团的团长，前往川东地区见证当地的土改活动。他的儿子，历史学者章立凡曾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中谈到父亲的日记对川东土改的记录。
他说：“（父亲）8月10号的日记说，某某村吊打，打死了女地主何静休；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何云桥和儿子媳妇两人被吊打，一人被扎（绑），大儿媳第二天上吊自杀；另一地主何聿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就死了；三村吊打八人，得粮两担，死两人……”
土改一共杀了多少地主？有人保守估计有两百万左右。有人认为被杀地主人数在100万到400万之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退教授、历史学者宋永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做出的推算显示，从1950至1954四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0万。宋永毅主编过《中国当代政治史资料库》，内录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包括“文革”、“反右”、“大饥荒”以及“土改”时期的档案文件。
中共党史没有告诉民众的是，土地改革是可以和平进行的。在东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推行过和平的土地改革。中华民国政府退到台湾后，政府购买地主的土地，再把土地以极其低廉的地价卖给贫苦农民，最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中共的血腥暴力“土改”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中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不过，那个时候叫做“土地革命”。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中共暴力实施土改的目的就是要将农民与共产党的命运绑在一起。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实际上，土改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手上都沾上鲜血，不但所有农民要通过暴力方式沾血，而且这些知识分子也要在这场暴力革命中沾血，以便绑架他们，让他们不得不跟着共产党走。”
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56年9月在政治报告中也解释了这样做的目的。“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分析人士指出，“土改”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不是土地的归属权，而是在农村人口中划分的阶级成分。“土改”后，农村人口被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对象。从此，地主和富农成为中国永远的下等阶级。这样的阶级成分论影响着地主和富农中几代人的命运，甚至性命。一些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在后来的“文革”中惨遭杀戮。
历史学者宋永毅告诉美国之音，土改中划分阶级成分的尝试成为中共后来历次用政治运动治国的理论基础。
他说：“土改的理论基础旨在煽动仇恨，制造敌人，挑动一部分民众去迫害和杀戮另一部分民众，成为中共后来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治国的理论基础。” 他说，中共后来的一系列运动，总是会划出一个新的“阶级成分”，制造出新的“阶级敌人”，比如“反右”运动中的“右派分子”和“文革”中的“走资派”等。
中共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1950年10月到1951年10月间，还在中国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
中共《简史》也是用肯定的口吻描述“镇反”运动的必要性和正义性。“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社会秩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的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
史学者宋永毅说，在一些地区，“镇反”为“土改”服务。 “凡是农民不肯斗地主，或是工作队打不开局面，就先杀人制造红色恐怖来发动群众。这样的手法极为普遍”。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70年》一书中指出，“镇反”对农村“会道门”等的清理实际上打击了地主、富农的权力机构，方便了“土地改革”在农村的推行。
“镇反”运动造成的死亡者数字不太明确，但是，根据中国公安部党组1958年9月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自开国以来到1958年5月，全国共逮捕了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611万8千246名，杀了其中罪大恶极的86万2千236名，管制了194万2千125名，基本上完成了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历史任务。”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间接承认这次运动存在滥杀现象。书中说：“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不够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过错捕、错杀等偏差，中央及时发现并做了纠正。”
党史没有说明的是，中共高层以及毛泽东本人制定了“镇反”运动中的杀人指标。据称，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镇反”运动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设定数字，按比例杀人是毛泽东一贯以来的做法，这个做法在后来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运动中再次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