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权益观察：生育“三难”如拦路虎 “三孩”政策难实施

中国政府5月31日对计划生育做出重大调整，出台了放开“三孩”政策。中共1949年建政后曾经历50至60年代初，60年代至70年代初两次生育高峰，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急需的人口红利。但是，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难以维系人口过度增长的需要，中国政府逐渐收紧生育政策，19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代把计划生育正式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

但是，在强制实施40多年“一胎化”政策出现了各种问题，尤其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之后，中国政府在2016年开始全面放开二孩。这一次，它在研议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放开“三孩”，希望通过“双管齐下”的策略，既放慢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又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出生人口数量显著下降的事实，从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得到验证。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60岁以上人口从10年前的13.3%增至18.7%，65岁以上的占比13.5%。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比2019年的1465万减少265万，降幅约18%，连续第4年下降。

有分析指出，如果按照中国政府的理论设想，放开“三孩”政策后，中国未来出生人口将从去年的1200万，逐年增加到至少2400万，即从去年的总和生育率（平均生育率）1.3，增至 2.6（仍低于大约3的总和生育率），并且如果能保持这个生育率，则老龄化和劳动力问题都迎刃而解。

1.3的总和生育率被认为生育水平较低。总和生育率1.5被认为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下降到1.5以下预示着可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才能保证下一代人口总数不增不减。

不是提升而是防止过度下降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放宽计划生育政策，解决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是一种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想法。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论著《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说，“三孩”政策放开后，可能会新增二十几万的“三孩”。但是，中国2019年初婚人数比2013年减少987万（2386-1399），2019年20-24岁结婚数比2011年锐减588万（953-365），这就意味着，今后几年中国一孩、二孩的出生率会显著地下降。

他说：“中国生育不是如何提升的问题，而是如何防止其过度下降的问题。三孩本身可能会增加二十几万，但一孩和二孩每年要几百万地下降。”

易富贤表示，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离婚率不断升高。他说，中国的离婚率是千分之三点四，日本是一点七，台湾和韩国是二点三。面对结婚减少，离婚增加的情况，中国出生率只能会不断下降，而不是增加。

但是，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三孩”政策，跟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急剧下滑逼近6%有一定的关系。中国改革初期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效益减弱，新的三驾马车（医疗、教育和养老）备受争议，必须要另辟蹊径，找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分析说，如果育龄妇女都能生三个孩子，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对相关行业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

拉动效应有限负担加重必然

苏宁金融研究院根据公开数据整理出中国抚养孩子成本（从怀孕、生育、抚养到18岁的各种支出），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10个成本最高城市在内的中位数是，每年每个孩子的成本10万元，减少265万新生儿人口对应地要减少近2700亿的各种消费。（根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2020年出生人口比2019年减少了265万。）如果中国人口生育率从目前的1.3增加一倍到2.6，即再增加1200万，按中位数10万元计算，则每年带动的各种消费超过1.2万亿元。中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01.6万亿元。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说，虽然多出生的人口必然会加大对相关行业的需求，如婴幼教育和医疗等。但与其说多生孩子会拉动经济，不如说会加重家庭，包括祖父母家庭的负担，孩子生的越多，负担越重。

他说：“这些不是经济增长点，不能带动经济，只是增加这些人的负担。如果要花更多的钱去养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上补习班的话，在其他方面的开支就会减少。”

中国国家卫健委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中国将统筹规划，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同时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家庭教育开支，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

观察人士指出，即使几年前放开“二孩”后，很多年轻人也不考虑生“二孩”，尤其是生活在经济发展较快，住房、教育等生活成本较高的大中城市里的年轻人，除了承担住房、幼托、医保、生活开支以及巨额房贷等各方面的压力，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还要照顾四个老人，抚养一个孩子已经令他们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在体力、精力上不堪重负。再加码生二孩、三孩，等于在他们脖子上套上一圈又一圈的“锁链”，在他们的头上压上一座又一座的“大山”。

“三难”犹如沉重的三座大山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易富贤说，中共的极权体制最擅长通过所谓法律和行政手段推行强制性计划生育，但鼓励生育恰恰是它最不擅长的，因为这要拿出巨额的财政支出去扶植，而且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难题。

他说：“第一个是养不起；第二是不愿意生；第三个是生不了。”

针对“养不起”的问题，易富贤建议提高年轻人，尤其是男性青年的就业率，因为稳定的收入是他们结婚生子的保障。此外，降低医疗、教育、托幼补贴等费用，提高工作收入在GDP中的比例。对于“不愿生”的问题，易富贤提出，除了提倡和弘扬中国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之外，还要改革中国的社保制度，主张以家庭为单位，夫妻一方交税，让双方都可以享受社保退休金。在“生不了”的问题上，易富贤建议改革教育体制，缩短大中小学学制，降低因结婚过晚，年龄太大所导致的怀孕和生育难的问题。

易富贤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强制性计划生育，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而且中国整个经济、社会格局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父母带一个孩子）进行规划的，即使计划生育政策停止了，这种格局很难改变。

他说：“整个生育下降是个全球性的危机。即便不实行计划生育，生育也会下降。生育下降，就像石头在山上，本来就会慢慢地滚下来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我们一脚把石头从山上踢下来了。我们生育下降是全世界最快的，未富先老。石头滚下山非常容易，一脚就踢下去。但是，要把巨大的石头从悬崖上举上去，那是很难的，难度非常大。”

活动人士指责政府是“子宫警察”

资料照：美国女性权益组织“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洁女士（Reggie Littlejohn）在美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展示被指中国强制堕胎的照片。（2011年1月18日）

美国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瑞洁（ Reggie Littlejohn ）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似乎是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但实际上中国当局仍在控制着妇女的怀孕和生育权。

她说：“归根结底，中共仍在掌控着妇女的生命，充当着‘子宫警察’。如果妇女在政策外怀孕，就会被强行堕胎。另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未婚先孕，仍然会被强制堕胎。中国需要废除所有强制堕胎和绝育。”

瑞洁说，无论是以前的“一胎化”政策，还是现在的“三孩”政策，都侵犯了公民的基本人权。她说，中共将其意志强加于夫妻最亲密和隐私的决定之上，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是夫妻之间要做出的决定，而不是中共的决定。瑞洁呼吁中国全面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让夫妻根据他们的意愿和条件生育孩子。政府要做的是从教育、医疗等方面出台措施，鼓励夫妻多生孩子。

易富贤说，中国的计划生育制度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水桶，只补其中一块短板是不够的。他说：“中国几十年计划生育，导致人口结构千疮百孔，要靠一副中药就能治好，那肯定是骗子呀。几十年的慢性病，要一副中药治好，那是不现实的。”

易富贤表示，中国目前的人口问题是过去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种下的恶果，要解决各个难题，提高生育率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中国政府在不侵犯人权的条件下，能够探索出一些鼓励生育的方法，对整个世界也是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