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摘要
水是生命之源泉。四、五千年来饮用水质量和安全是保障中华文明持续繁衍、发展和繁荣的根本所在。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开始显露出来，并不断地恶化。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却又面临着十分严峻的饮用水安全问题。这并非是什么历史遗留的问题，而是中共执政之后禁止人口自由迁徙和破坏生态环境的结果。2020年习近平宣布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在这个“靓丽”奇迹后面的黑幕是中共政府不断降低农村饮用水标准，以距今最近的2018年的那次更改为例来看，其标准之低，根本无法保证人们的饮水安全，特别是在水质方面，只要水中无肉眼可见杂质、无异色异味即算符合饮用水标准。就是靠着这种步步后退式的更改标准，才有2020年所谓的脱贫胜利。2021年4月23日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脱贫掺假被曝光，主要就是涉及农村贫困人口的饮用水问题。洛南县并非一个生态环境恶劣的贫困缺水地区，这里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素有“小关中”之称(关中平原被认为是天府之国)。从洛南县的变迁过程，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根源。
图1：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自什么时候开始？图片来源：网路截屏
文章目录
前言
一、陕西洛南县脱贫造假
二、陕西洛南县的自然地理环境评价
三、确保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中最基本的底线
四、中国农村饮水问题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原因是人口不能自由迁徙，生态环境破环、水利开发过度和工业污染以及完全控制水资源
五、联合国的国际饮水供应十年活动和世界银行帮助中国建设贫困农村地区供水工程
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政府才批转了第一部有关农村饮水问题的文件
七、没完没了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八、2004年中国农村饮用水的四条标准
九、2006年中国颁布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和《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质指标及限值》
十、2018年颁布的中国农村饮用水的四条标准
十一、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戳穿了中共的谎言
前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些都是几十年来中国人听惯了的歌声。2020年中国在习近平的引领下，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习近平就是中共的红太阳、毛泽东式的英明舵手。
2021年4月23日晚，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脱贫掺假在CCTV《经济半小时》被曝光，脱贫掺假主要涉及的是农村贫困人口饮用水问题。本文并不关注这个爆料是否是剑指习近平的脱贫奇迹，而是关注人们忽略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中国农村人口的饮用水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人类逐水而居。过去中国农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存，就是说依靠水资源的自然分布而满足生活用水需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物理学系教授富兰克林·H·金在《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中指出，中国乡村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这里依靠的是自然净化的环境，实施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富兰克林·H·金在1909年到访中国，1911年撰写了这本书，那时中共还没有成立。中国五亿农民依靠老天恩赐的资源，循环利用，精耕细作，造就了东方的永续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农村土地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化与城乡二元户籍制使得居民失去了迁徙的自由，加上中共推动的改造山河运动，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河流干涸和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再加上掠夺性的矿产资源开采、工业污染以及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所形成的污染等，农村人口的饮用水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步显现出来，一步一步地成为中国农村贫困的一个主要问题。遍布中国广大农村的癌症村、不断升高的癌症得病率与癌症死亡率就是最好的实证。
1980年联合国第35届大会决定：为实现“人人享有安全饮水与卫生”的全球性目标，自1981年至1990年为《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中国政府参加了这个行动，世界银行等组织提供大量贷款，外国专家给中国带来了农村给水设计规范、农村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等新知识。两年后的1983年中共政府才第一次转发了关于农村人口饮用水问题的文件，1991年解决农村人口饮用水问题的资金才纳入五年规划。参照世界银行专家带来的标准，2004年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和水利部制定农村饮用水评价标准，包括水量、水质、范围和保障程度。2006年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委员会制定《中国饮用水质量标准》，其中包括附件表4的农村饮用水质量标准，与城镇饮用水质量标准的106项检测指标相比，检测指标只有14项，而且限值标准低。可以说这是最低要求了。
201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目标：到2020年，确保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而确保饮水安全被认为是脱贫攻坚中最基本的底线。但是按照2006年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委员会制定的农村饮用水质量标准，中共的脱贫目标根本无法按期实现。为此，一个根本无权制定国家标准的中国水利学会于2018年出台了一个新的农村饮用水评价，再次降低了农村饮用水标准，特别是在水质方面，只要饮用水中无肉眼可见杂质、无异色异味即算符合标准。就这样2020年的中共如期完成了所谓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造了一个人间奇迹。
最后回到陕西洛南县，这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素有“小关中”之称。洛南县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754公里，号称森林覆盖率68.9%。在水土资源如此丰富的地区，出现缺水贫困现象，这不是老天待洛南县不公。陕西洛南县脱贫造假，只是揭开了中国脱贫黑幕的冰山一角。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发现问题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如今已经40多年过去了，中共依然没有能够解决问题。为什么大量资金投下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下去了，问题还是不能得到解决？还是需要依靠瞒报、需要数据造假、需要降低标准来粉饰。原因很简单，没有人敢于追究问题的来源。不知道问题的来源，是无法最终解决问题的。爱因斯坦说：思考是件苦差事，因此很少会有人这么去做。本文尝试着去思考这个问题。
图2：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自什么时候开始？图片来源：卢广
图3：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自什么时候开始？图片来源：卢广
图4：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自什么时候开始？图片来源：卢广
图5：癌症村居民，拿着受污染的水，请求环保团体帮助检测。翻拍自：马军简报
一、陕西洛南县脱贫造假
2021年4月23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在《经济半小时》栏目中，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脱贫掺假被曝光[1]，引起国内外媒体和民众的哗然，因为脱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可以标榜的最大成就。
根据记者的报道，洛南县脱贫掺假主要体现在农村人口的生活饮水安全问题上。这里摘录其中的几段报道[2]：
——无水可用的村镇，水利部门竟然“政绩斐然”。
——这位大姐介绍，从她住进这个院子就一直没有通水，取水设施旁，记者看见水泥池子已经废弃了，水管上的水龙头也早已不见踪影。
——程线军家真实的用水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程线军说，几年前，他咬紧牙关、东拼西凑买来了拉水用的三轮车，一次最多可以拉一吨水。夏天一罐水用十几天、二十天，去拉一回水至少得两小时，烧油就得二三十块钱。
——为了更准确地调查脱贫群众家庭用水的实际情况，记者决定跟着丁先锋一起去拉一趟水。从村里出发，行驶了半个多小时，终于从陕西省来到了河南省的一个蓄水池。丁先锋和儿子轻车熟路地做起了准备工作，把一节节水管接起来连到塑料桶里之后就开闸接水。在接水过程中，为了防止管子断开，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丁先锋一直用手抓着接口处。记者发现，水里明显能看到很多杂质。丁先锋告诉记者，在当地，像他这样有车有桶可以自己去拉水的村民其实并不多。由于大多数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现在大多数村民还要花钱请人拉水，再把拉来的水存在旱窖里，折算下来，一吨水需要花费50到60元钱。
——从取水点拉回来的水，用纱布裹住管子，就算过滤了。由于取水困难，村民们只能是省之又省。
——灵口镇三星村同样是在2019年退出了贫困村的序列。乔春娥是三星村的村民，在她的眼中，家里从来不出水的水龙头，就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摆设。她指着一个长满了青苔、直径不到两米的水池说，这就是周围十几户人家的水源。乔春娥娴熟地撇开水面上漂浮着的杂物，记者看到在水中还有蝌蚪和一些浮游生物。乔春娥告诉记者，这个水洼可是周围十几户街坊眼中的宝贝，等到天气热一点或是农忙的时候，大家伙甚至抢着来挑水。
——为了解决吃水难题，三星村的村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除了去水洼里挑水，一位村民还在房檐上铺设了管子，这样雨季来临时就可以把雨水收集到自家的旱窖里了。
——在灵口镇的走访中，记者发现，很多面临饮水难题的乡亲们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在他们家中的“明白卡”上，饮水一栏却都打上了饮水安全的标志。
（摘录完）
洛南县脱贫掺假主要涉及脱贫中确保饮水安全的四条标准：水量、水质、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证率，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民无力支付和不愿支付的高水价。
二、陕西洛南县的自然地理环境评价
首先要纠正央视报道中对洛南县区位和自然条件的评价。报道说，陕西省洛南县是个偏远的小县城，在秦岭南麓的山区里，受区位和自然条件的限制，这里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攻坚一直是当地一项重要的任务。
洛南县位于陕西省东南，秦岭东段南麓，华山之阳，洛河源头。这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史官仓颉5000多年前在洛南指掌而创文字。《河图》《洛书》为《周易》之源，其中“洛书”，俗称“神龟负书”出洛水于洛南灵口。曹植写的《洛神赋》开篇就是：“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洛神是指宓妃，她是传说中古帝宓羲之女，溺水死于洛水而为神。关中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秦始皇就是利用关中平原的经济实力统一了中国。而洛南县则有陕西小关中之称，可见当地水土资源的富裕。
图6：洛南县，图片来源：谷歌地图
图7：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史官仓颉5000多年前在洛南指掌而创文字，图片来源：如图片所示
图8：位于秦岭南麓的洛南县，图片来源：如图片所示
洛南县面积2830平方公里，2016年户籍人口46.33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64人（实际常住人口更少）。洛南县属于暖温带南缘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1.1℃，总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入选“中国避暑名县榜”，全域处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洛南县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在中国北方地区、在陕西省属于降雨多的地区。洛南县河流众多，境内长度在1公里以上大小河沟1366条，构成扇形或叶脉形的水系网络，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754公里。大的河流上有属于黄河水系的洛河和属于长江水系的丹江。水力资源较为丰富，总径流量8.449亿立方米，人均径流量1824立方米，高于陕西省人均水平。洛河正好横穿洛南县灵口镇。洛南生物资源得天独厚，种类繁多。大鲵、林麝、青羊等珍稀生物在此栖息，设立灵口大鲵自然保护区。林业用地面积248.91万亩，常见树种160多个品种，主要有柏、松、壳斗、桦树、杨树、玄参、核桃、柿子、蔷薇、漆、苦木、槭及竹亚等科，号称森林覆盖率68.9%。这里做个简单对比：德国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37人，年降雨量500至1000毫米，森林覆盖率33%。
秦岭被认为是中国的龙脉，中国风水最好的地区，也就是自然条件最好的地区。在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网密度每平方公里0.754公里、森林覆盖率68.9%、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164人的地区，出现农村贫困人口缺少安全饮用水的问题，确实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三、确保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中最基本的底线
据说中国现行的脱贫标准是一个综合性的多维指标，2020年收入达到人民币4000元左右，并且做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简单说一共是三个概念：
——年收入4000元；
——两不愁；
——三保障。
脱贫标准中并没有关于饮用水安全这一条，有人解释说，饮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这一条之中；也有人解释说，饮用水安全包括在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一条之中。
饮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这一条之中，中共政府部门在政府信息公开中是这么宣传的：提高政治站位，确立农村饮水安全首要位置。农村饮水安全是实现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总体目标中“不愁吃”的重点工作，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最基本的目标和底线性任务之一[3]。2018年水利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发布的《水利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坚决打赢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战的通知》（水农[2018]188号）指出：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饮水安全问题，是实现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总体目标中“不愁吃”的重点工作，是中央对省级党委政府扶贫开发成效考核的重要内容。[4]
饮用水安全包括在三保障的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一条之中，这个说法是来自习近平的指示。2019年4月16日习近平指示说：“还比如，‘三保障’工作不扎实，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5]
2021年3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今天，我们隆重召开大会，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习近平特别指出：“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群众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饮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
可是习近平并没有说明，贫困中的饮用水安全问题是自什么时候开始？产生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到2020年底中国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是否真正得到了解决？
四、中国农村饮水问题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原因是人口不能自由迁徙，生态环境破环、水资源过度开发和工农业污染以及中共政权对水资源的完全控制
中共党史认为，中共取得政权靠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共最为关心的问题。“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坚决支持和拥护。中国农村有土地占有不均的问题，有一些人吃不饱饭的问题，有粮食产量不高的问题，有水利灌溉设施匮乏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农村人口的饮水长期以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中国是个水资源条件相当不错的国家[6]。人类逐水而居，过去中国农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就是说依靠水资源的自然分布而满足生活用水需求。宋代词人李之仪的《卜算子》中有：“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正说明，地表河流是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此外浅层的地下水、泉水也是生活用水的来源。富兰克林·H·金教授在《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中更是明确指出，中国的乡村四千年依靠的是自然净化的环境，实施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并没有缺少饮用水的问题。笔者1969年到北大荒、黑龙江省富锦县二龙山公社龙阳大队插队落户。村子里的老乡大多数是从山东胶东半岛“闯关东”到这里来的。龙阳大队四百多口人，村子里有几口水井，满足村民的生活用水要求。
中国有不少研究毛泽东水利思想的书籍和文章，有纪录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关心水利建设的书籍和文章，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还是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没有把中国农村饮水视作是一个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7]
中国农村饮水问题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显露出来。现在官方版本经常使用的一句话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工程建设……[8]专家们用笔轻轻一带，时间就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的一些学者把中国农村贫困、农村人口缺乏饮用水安全的问题归之于老天，老天待中国不公。张春玲等在《浅析中国水资源短缺与贫困关系》一文写道，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人口多，减贫任务艰巨。多数贫困农村水资源相对短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供水安全难以保障，农业靠天吃饭现象严重。张春玲等认为，中国水资源短缺是中国农村贫困、农村供水安全难以保障的主要原因。[9]
笔者认为，中国农村饮水问题之所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显露出来，正说明农村供水安全难以保障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中国水资源的短缺和分布的不均匀，而是另有原因。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禁止人口的自由迁徙，中共用城乡户口制度将农村人口牢牢地绑在那一块土地上，哪怕是某个地区的自然社会条件发生了很大的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变化；
其次是中共提倡改天换地重整河山、大跃进、人民公社、砍伐森林、围垦河流、湖泊、湿地等等运动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
再者是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近10万座水库大坝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河流，阻碍了水的自然流动，致使河流自净能力锐减；
第四是工业和农村中小工业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污染程度可谓名列世界前茅；
第五是农村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污染范围之广，世界第一；
最后是中共对水资源的垄断，控制取水权而收取高额水费。
黄河、海河、辽河、淮河、西北诸河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已接近其可利用量，海河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已达其可利用量的133%。为了弥补地表水的不足，继而大量开采地下水乃至深层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破坏了原有的农村人口的供水设施，导致农村人口饮水问题的范围和严重程度不断扩大。
刘昌明等在《浅析水资源与人口、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一文认为：世纪之交，当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时，又面临着第二贫困——水贫困，水的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突出的重大问题。这个判断是十分中肯的。刘文以黄河流域加以说明。首先是水资源开发过度，水资源利用率太高。根据国内外有关研究，水资源利用率超过40%的极限利用水平就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黄河流域及内流区水资源总量多年平均值仅为719亿立方米，1990年黄河流域工农业及城乡生活总取用水量为478亿立方米，1990年为517亿立方米。第二是用水浪费，地下水严重超采。随着工业与城市生活用水的不断增加，西安、太原、洛阳、呼和浩特等城市，由于连年过量开采地下水，地下水位逐年降低，形成了较大范围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第三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废污水排放量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18.5亿吨增加到80年代初的21.7亿吨，到90年代初达到32.6亿吨。在90年代初，水质满足III类标准以上的河段长度已不足总河长的三分之一。水质呈明显恶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了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危机。[10]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共实行的就是计划经济，对黄河水资源的分配上也不例外，五年规划中都有黄河的分水计划。刘昌明等文章中所提到的黄河流域及内流区水资源总量多年平均值719亿立方米，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不可靠的数据。贾绍凤，张士锋在《黄河流域可供水量究竟有多少？》的文章中指出，在平水年条件下，黄河流域的可供水量只有550至560亿立方米，比原来估计的最高数低出许多。[11]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做黄河流域水量分配，出发点是那个多年平均值。但是自然河流每年的径流量并不是按照多年平均值流淌的，它总是偏离平均值。遇到枯水年，径流量达不到平均值，但是各省区还是按照中央制定的计划定量取水。这样有的省区就无法得到计划分配的水量。特别是特枯年份，径流量的差额就更大。黄河三门峡站的实测年径流量最大值为544.4亿立方米（2012年），最小值仅为267.2亿立方米（2002年）[12]。黄河干流径流量的年际变化不同，各支流径流量的年际变化更大。在这个平均值基础上做的各省区的分配水量计划，最后结果造成各省区抢水，使得原有的水资源显得更加匮乏。而沿河省市抢水的结果，导致了中央政府对黄河水量更加严格的管控：先保大城市，先保国有工业。农村人口生活用水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尽管黄河支流洛河发源于洛南县，并穿过县境，但是洛南县的百姓，并不能直接到洛河去取水，他们没有中央政府颁布的取水权。在中共推荐的电视剧《山海情》中就有具体的表现：黄河上刘家峡水库管理处不给移民点放水、移民点不支付高昂的水费，就得不到生活、生产所需要的水。[13]洛南县的另一条大河是丹江，它是汉江的支流，流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所以丹江的水就是要进京的贡水，洛南县的百姓也不能直接到丹江去取水。中共垄断了洛河、丹江的取水权，洛河、丹江流域的洛南县农民不能得到洛河、丹江的水，自然也就成为所谓的“水资源匮乏地区”。
下面一张画颇能说明农村饮水问题的发展，特别能说明海河流域、华北平原水资源缺乏的演变。
图9：三辈人的井，图片来源：网路截屏
中共取得政权以后，马上开始大规模的建造水库大坝的运动，最早是在海河流域展开的。不久海河诸河流上游都建造了大水库，控制水源，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控制洪水。在建造水库大坝的运动中出现了人民公社这样半军事化的组织。人民公社又大大推动了水库大坝的建造。党委书记一挥党旗，几十万农民上阵，推车挑泥。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海河流域甚至出现一炮炸出一个东川口水库大坝的奇迹。海河诸河流汇集到九河下梢的天津，流入渤海。为了防止渤海海水的倒灌，中共政府决定在天津建海河闸。工程于1958年7月1日开工，1958年12月28日竣工。海河闸的泄洪能力仅为每秒1200立方米。1963年8月海河流域出现大暴雨，之前建造的水库大坝没有发挥所期望的防洪效益，相反300多座水库大坝发生溃坝，也包括一炮炸出来的东川口水库大坝。一时间海河洪水的最大流量大于每秒78000立方米。受海河闸的阻挡，洪水不能像以前一样流入渤海，只能平地行洪，冀中，冀南平原及天津市南郊广大地区一片汪洋，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特别严重。大洪水过后，1963年11月17日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11月18日周恩来带着钱正英等一大批官员到达天津，部署如何根治海河。主要措施就是在山区再多建水库大坝，在平原开挖新的入海河道，如漳卫新河、子牙新河、永定新河等五条新河，扩大海河泄洪能力，以弥补建造天津海河闸后海河泄洪能力不足的问题。开挖的五条新河及渠道破坏了华北平原的水系。平日里这些新河中无水，但华北平原的地下水位随着新河的开挖迅速下降。这就必须把原有水井加深再加深，井里才能有一点水。1965年之后，海河流域出现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干旱，加上当时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修水利多产粮食，钱正英等号召在华北平原打深井、建机井。过去这里提取的是浅层地下水，可以得到降雨的及时补给；现在提取的是隔水层下面的深层地下水，重新补给需要很漫长的时间。这样华北平原上的机井越打越多，地下水位越降越低，于是又促使机井越打越深，不久便出现了地面沉降问题，出现了深层地下水的水质问题。中共政府采用污水回灌地下水，期望地下水位下降的问题得以制止，结果是导致地下水全面污染。这样，海河流域、华北平原就成为了中国水资源特别贫乏的地区。这个水资源的缺乏不是原有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而是中共人定胜天、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结果。黄万里先生在《致水利部钱正英部长的一封信》中对此事有深刻的揭露。黄万里先生还指出，沦陷（日本侵华）期间华北普遍设有手压吸水机，每机可吸深度最多8米的浅层水灌五亩地[14]。这也是当时华北平原农村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
淮河流域则是中国地表水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淮河流域第一次爆发大规模严重水污染的时间是1994年7月。当时淮河上游突降暴雨，一些水库乘机开闸泄污。洪水所经之处鱼虾尽死。沿河各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长达54天之久，百万淮河民众饮水告急。中共政府出台淮河流域治污规划，从1995年开始在淮河流域进行大规模治污行动，要实现在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的目标。经过10年时间，花费巨资集中治污以后，淮河流域严重水污染依旧。2004年7月，淮河又爆发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污染事故。据说淮河里“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如同巨大的黑蘑菇，从上游奔腾而下，横扫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团全长133公里，总量超过5亿吨，一路浩浩荡荡杀奔洪泽湖。洪泽湖上氨氮超过平时的60倍，水质全为劣五类。洪泽湖湖面约3500平方公里，蓄水总量约30亿立方米，成为完全没有水功能价值的一湖毒水[15]。2018年受“摩羯”“温比亚”台风影响，淮河流域出现大暴雨，上游水库泄洪夹带污水，造成洪泽湖湖水污染，大量鱼蟹死亡。[16]
淮河流域是中国癌症村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署名为“徐超-环保研究员”的新浪微博用户表示，中国数十“癌症村”中，64个由水污染导致，排名第一。国内网路上更是出现了《在中国，90%的癌症，是水污染引起的！》[17]的文章。2013年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中国协和大学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联合推出《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发表，图集包括淮河干、支流水环境变化、水污染频度时空变化以及淮河流域人群消化道肿瘤死亡率分布等108幅地图。图集利用现有监测数据，通过对数据进行再分析，描述淮河流域过去30年来水环境变化和当地人群死因，尤其是消化道肿瘤死亡水平变化。图集向中国民众揭示了水污染与肿瘤发病率之间的关系。根据《德国之声》报道，中国环保人士认为这是官方机构首次证实淮河两岸数十个“癌症村”的出现与水污染有直接关系。[18]最近几年，“中国癌症发病率全球第一！”“中国的癌症死亡率排名世界第一！”这样的消息在网路上广为流传。[19]由于高额的治疗费用，一个癌症病人可以摧毁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谈癌色变已经成为社会常态。图5展示的癌症村居民拿着受污染的水，请求环保团体帮助检测，希望能有科研、卫生部门和环保团体写出评估报告，具体证明癌症村居民得病与企业排放污染物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得到相应的赔偿。但是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没有一个科研、卫生部门或环保团体愿意伸出双手帮助受害的居民，也没有一个法院接受这样的案件。科学家只是提供理论性的、宏观的认识，不敢深入到具体的个案，唯恐触犯某根红线。
图10：淮河流域食道癌（男性）死亡率，图片来源：见图
唯色在《西藏的污染与中国式“气候变暖”》一文中写道：佛教大師阿底峽用优美的诗歌赞美西藏高原的水：“雪域之水，尝一口冰涼爽口，新鮮纯净，清澈又香甜；喝起來不伤脾胃又滋润水田，这就是有八种优点的藏地之水。”而如今呢？祖拉康僧人在接受記者采访时说，当年他出家时，拉薩河水可以喝，绝对不可能有什么病毒，但现在很可惜，河水已经不能再喝了。原因是河流上游地区对黄金等矿藏的野蛮开采。有的矿区甚至就沒有设置污水处理，导致含有化学药物的污水橫流，使得附近村庄不但失去飲用水，只能从遙遠而崎岖的山后连接简陋的水管來解決生活用水。不少农牧民患上难治的怪病，生活变得很艰难。[20]西藏高原地表水水质变坏的过程也折射出中原大地地表水水质变坏的过程。
五、联合国的国际饮水供应十年活动和世界银行帮助中国建设贫困农村地区供水工程
中国农村饮水问题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显露出来。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7年3月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召开的联合国水事会议上．提出了开展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活动的建议[21]。1980年联合国第35届大会决定：为实现“人人享有安全饮水与卫生”的全球性目标。自1981年至1990年定为《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以便向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提供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预计这项活动将耗资1400亿美元。[22]。
中国政府决定参加这一活动，看重的是由此可以直接获得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在这框架下，联合国所属机构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开发计划署等多项国际支援与合作项目在中国多个省份展开，加快了贫困农村地区供水与环境卫生改厕的进程。从1985年至2004年联合国机构在中国共投资约69亿美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约33亿美元，共建集中式供水系统6042处，分散式供水系统65772处，供水受益人口2437.71万人，其中自来水供水受益人口占97.15%。[23]
随着世界银行等机构资金的投入，外国专家也给中国带来了农村给水设计规范、农村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等新的知识以及规范、规程和标准等。比如世界银行投资项目规定了世行贷款项目供水工程建设的人均综合用水量和人均投资额的指导控制标准。在中国气温较高的南方，人均综合用水量的标准为每人每日80至100升。在中国气温较低的北方，人均综合用水量的标准为每人每日60至80升。人均投资额控制的标准为30美元/人以下。[24]请读者在这里注意一下当时定下的人均综合用水量的标准每人每日60至100升。
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政府才批转了第一部有关农村饮水问题的文件
配合联合国的活动，1983年国务院批转了《改水防治地方性氟中毒暂行办法》。这是中央政府批转的第一部有关农村饮水问题的文件。1984年中央政府批转了《关于加快解决农村人畜饮水问题的报告》以及《关于农村人畜饮水工作的暂行规定》。[25]
刘善建《中国的用水和供水》一文中介绍说，根据1987年的统计，中国农村人口8亿多，用水标准不一。北方农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0至25升；南方农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5至40升。中国共有牲畜2.8亿头，其中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吉林和四川等7省区占40%以上。一般大牲畜每头每日饮用水25至35升，中等牲畜每头每日8至25升。
除了上述水量标准，当时还定下一个饮用水困难的取水距离标准：
——用水距离1000米以上；
——高差在100米以上。
由此得出，中国农村需要解决饮用水困难的地区的人口1.65亿，牲畜1.07亿头[26]。这篇文章收在钱正英主编的1991年出版的《中国水利》一书中，该书份量很重，有中英文版，作者都很有来头，该书钱正英主编的最重要书籍。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解决农村饮水困难才正式纳入国家五年规划。在中国一项工程只有编入五年规划才算是受到了重视。1991年国家制定了《全国农村人畜饮水、乡镇供水10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八五”计划指1991年至1995年）。1994年把解决农村人畜饮水困难纳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进一步通过财政资金和以工代赈渠道增加投入。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中国多个省市开展了解决农村人口饮用水问题的工程，如甘肃省实施了“121雨水集流工程”，贵州省实施了“渴望工程”，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了“380饮水解困工程”等等。[27]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在国家统计局编写的《新中国五十年》一书中指出，到1998年全国农村70%以上的行政村用上了安全卫生水[28]。
《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十一五”规划指2006年至2010年）回顾历史指出，到1999年底中国累计解决了约2.16亿人的农村饮水困难问题。按照1984年发布的农村人饮困难标准统计，到2000年底，全国农村仍有4639万人饮水困难，其中2042万人属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遗留的，2597万人是由于人口增加、水源枯竭、工程老化等原因新增的。2000年，国家编制了《全国解决农村饮水困难“十五”规划》（“十五”规划指2001年至2005年），提出了分阶段解决农村饮水困难的目标，第一阶段解决《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遗留的饮水困难问题，尽快完成和实现该计划所确定的饮水解困任务和目标；第二阶段解决新出现的饮水困难问题，力争到“十五”末基本解决我国农村现存的饮水困难问题，保证群众基本的生活用水要求。2001～2004年，中央共安排国债资金597亿元，地方和群众筹资85.5亿元，解决了5618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问题。[29]
根据中共政府发表的数据，到1999年底中国累计解决了约2.16亿人的农村饮水困难问题。在2001年到2004年期间再解决5618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问题，中国农村的饮水困难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七、没完没了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到了2004年底，出来了新的数据。根据全国调查结果，截至2004年底，中国农村分散式供水人口为5.81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62%；集中式供水人口为3.62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8%（主要为200人以上或日供水能力在20立方米以上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工程）。中国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为3.2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4%。其中，饮水水质不安全人口为2.2722亿人，占饮水不安全人口的70%；水量不足、保证率低、取水不便人口为9558万人，占饮水不安全人口的30%。[30]新数据暗含中国农村人口9.4亿。
经过2001～2004年四年时间，投资682.5亿元资金，原有的有饮水困难问题的5618万农村人口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增加到3.228亿人，其中70%的人是因为饮水水质问题，而另外30%是水量不足、保证率低、取水不便，可见中国农村饮用水的水质是主要问题，而不是中共所称的水资源不足或者分布不均匀造成的水量等问题。扣除2005年《应急规划》已解决的1104万人，到2005年底，全国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为3.1176亿人。原定的目标，至2004年底中国农村存在的饮水困难问题可以基本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用水要求得到保证，全部泡汤。中共政府未解释其中的原因。
按照《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计划在“十一五”规划期间解决3.228亿人中一半即1.6亿农村人口的饮水不安全问题。以2005年为价格水平年，实施“十一五”规划全国人均需要投资403元/人，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分别为423元/人、392元/人、386元/人，共需要投资650亿元。
五年之后，出台了《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十二五”规划指2011年至2015年），文件总结道：“十一五”期间，国家累计安排投资1009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590亿元，解决了2.1亿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超额完成任务。《规划》还特别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解决农民饮水问题，不断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已累计解决了4亿多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和饮水不安全问题，其中“十一五”期间解决了2.1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这里暗含从中共执政以来至“十五”期末，解决了1.9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这个数据与《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中的到1999年底中国累计解决了约2.16亿人的农村饮水困难问题的信息是矛盾的。《规划》又提出了“十二五”时期要解决全国2.98亿农村人口（含国有农林场）的饮水安全问题和11.4万所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使全国农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提高到80%左右，供水质量和工程管理水平显著提高。[31]
据说“十一五”期间超额完成任务，解决了2.1亿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十一五”规划时，中国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是3.228亿人，解决了2.1亿农村居民的问题，应该还剩1.128亿人，但是“十二五规划”期间却要解决全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人口是2.98亿，又多出了1.148亿人。
“十二五”结束时，水利部部长陈雷宣布，“十二五”期间解决了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其中2015年一年就解决6434万农村居民和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32]又比原来饮水不安全的2.98亿人多出一些。
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张汉松总结说，2005年至2015年（即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通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共安排2817亿元，其中中央投资1825亿元，解决了5.2亿农村居民和4700多万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十三五”期间（2016年至2020年）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拟安排中央补助资金220亿元，重点用于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解决农村饮水安全情况。
2020年8月2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水利部副部长田学斌宣布，中国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已得到全面解决。“十三五”期间，中国决定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水利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巩固提升受益人口2.56亿人，其中解决了1710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全国农村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由2015年的82%和76%分别提高到2019年底的87%和82%。[33]
2021年4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将“十三五”期间的成绩做些修改：“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和巩固提升工程，累计解决2889万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饮用水量和水质全部达标，3.82亿农村人口受益；贫困地区自来水普及率从2015年的70%提高到2020年的83%。”[34]
从上述发表的数据可以得到下述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的累计数字：
到1999年底中国累计解决农村饮水困难问题的人口：约2.16亿人；
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期间（2005年至2015年）：5.2亿人；
十三五规划期间（2016年至2020年）：0.2889亿人（不包括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累计7.6489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