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博讯网
户口制度带来的福利保障欠缺，除了方便企业压低农民工工资和拖欠工资以外，还使得农民常常无法获得安全卫生的工作生活环境，甚至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罗谷解释说：“户口制度把农民工置于脆弱的境地，让他们很难和雇主协商，特别是在工资和工作环境方面，而有着当地户口的城里人就没有这种困难。另一方面就是农民工的本质，他们到处流动。很多情况下，他们和雇主间没有完整的合同，或者完全没有合同，又或者是通过第三方签了合同。这些都让他们更加脆弱。”
另一方面，户口制度也引发了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导致“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书中主人公之一莫路波后来在东莞创业，尽管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但是他和妻子依然要面对女儿上学难的问题。在农业户口的限制下，他们的女儿不能就读东莞的公立学校，而私立学校的学费高达每学期1万5千元。最后，莫路波只好把女儿送回了炳华村上学。
罗谷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道主义危机，近亿的农村儿童在缺失父母的环境下长大，因为他们没法到城里的公立学校上学。”
农民工子女没有资格在城市里接受公共教育资源，私立学校的高昂费用又难以负担，结果是数百万乃至千万农村儿童长期远离父母，心理健康和教育程度都受到严重损害，更加难以改变命运或者实现阶级跨越。农民工的子女往往不得不延续父母的工作性质和人生，成为永远的二等公民。
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有1500多万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 - 事实与数据》则显示，中国有1亿名儿童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
中国从2014年起开始进行户籍制度改革，2019年的新政策要求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人口300-500万的城市开放落户条件，但是中国最发达的十几个城市并不在这个名单之上。
总部设在香港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宣传总监郭展睿(Geoffrey Crothall)则表示：“中国农民工面临的困境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薪酬低下、缺乏福利保障等问题也依然没有改变。尽管在一些小型内陆城市，农民工融入社会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农名工依然是’二等公民’。”
在具体实施方面，许多城市依然规定了“须有合法稳定住所“或者“合法稳定工作”等条件；此外，新落户的农村居民是否享有城市本地居民同样的福利，也似乎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导；最后，农民一旦在城市落户，就会失去对农村宅基地房屋翻修翻建以及交易的权利，最终在房屋倒塌后，宅基地使用权就会被收归“集体”。种种障碍显示，中国农村人口要彻底摆脱户口制度的限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