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云龙转自DW
春节前夕，中国河北省爆发一波疫情。虽然局势很快得到控制，但有关“宗教活动导致病毒扩散”的说法却造成持久影响。德国汉学家吕恒君（Hangkun Strian）认为，这一现象体现出民粹与民族主义思潮之下，左翼主导的中国社会舆论对于宗教信仰、特别是西方基督信仰的排斥与对抗心理。
中国在第二波疫情的影响下迎来了牛年春节。政府一方面号召民众就地过年，控制春运往返与节日聚餐人数；一方面以国务院发布的“六不准”条文，禁止地方政府在返乡防疫工作中实施“层层加码”、“一刀切”等粗暴方式。因疫情爆发而封锁34天的石家庄火车站也终在春节前夕迎来了重新开放。
但日趋宽松和缓、总体平稳的节日气氛似乎并未惠及宗教界。在全国范围内，宗教领域仍然实行“双暂停”防疫方式：即宗教活动场所全部暂停对外开放，集体宗教活动全部暂停。“双暂停”各地具体时段虽然不等，但大致说来，从1月9日北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实施；其至少涵盖至2月26日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广东）或至3月中旬（重庆），部分地区尚无解禁明示。
“双暂停”属于当前较为独特的抗疫现象，折射了中国社会复杂的宗教现状。其导火线，首先在于与抗疫叙事相交织的、民间舆论与官方治理之间的张力。
自一月初河北省爆发第二波疫情以来，互联网上广泛传播“欧美神父在石家庄藁城区小果庄传教而带来欧洲病毒”的虚假信息。石家庄天主教爱国会与教区随即严正声明，该区“并非天主教村”、“欧美神父来中国现在几乎不可能”且需隔离检疫等，但《健康时报》仍于1月7日通过“感染者参加活动”这一官方线索，追踪报道出“除了婚宴与百岁宴，藁城区小果庄有一些信教的村民每周三、周五、周日会聚集在一个家庭里进行宗教活动”。在民粹主义渲染之下，本是位列“婚宴”、“百岁宴”等平常聚会之后的“宗教活动”，顿时成为互联网众矢之的，迎来一场舆论界的暴风雨。
次日，北京在疫情防控工作新闻会上声明，全市155个宗教活动场所及840名教职人员并未出现一例感染或疑似病例，但“根据疫情防控暂停北京所有宗教活动”，并承诺“对农村地区非法宗教活动开展专项排查”、“坚决遏制违法违规宗教活动”及“坚决防止聚集性疫情风险”。
9日，石家庄疫情发布会再次声明，“小果庄村信教村民都是基督徒”，“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疫情源头和宗教聚集有直接关系”。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随后的河北省考察之中（1月15日至18日）虽也要求“暂停宗教场所、聚会点聚集性宗教活动”，但同时亦说明“这次疫情传播源头调查尚未取得突破”、要强化相关部门的合作。
与官方上述较为客观审慎的表述形成鲜明对比，互联网上针对西方基督宗教的批评热潮汹涌不断，内容不乏捕风捉影、重复拼凑。中国左派民间机构昆仑策研究院、左派民间网站乌有之乡等先后发文登载《石家庄病例参加活动迷局：宗教何以席卷农村》、《精准扶贫的成果，正被外来宗教收割》等文章，引起网络广泛阅读传播。这些文章大多以农村地区基督宗教的传播为重点，直斥其为“精神鸦片”、“向农村渗透”，以及“农村被天主教和基督教侵蚀”、“宗教势力卷土重来”等，甚至指责基督教徒“危害社会主义制度”。
虽然天主教会及宗教神学网站均进行辟谣，但因受众局限于教内人士，并未形成有效影响力。部分宗教学者及观察者发表《石家庄疫情下的“农村非法宗教”》等文章，解读小果村聚会应属福音新教正常堂点，属于规范有序的正常集会；并指出基督宗教弥补基层组织及社区意识的缺失、对农民工等社会底层提供精神抚慰与社会扶助等作用。《疫情、教堂、义和团》等文，则直斥民粹主义的排外、盲动与暴戾之气。而隶属于地下教会的一些网站，则指责这一切乃是源自共产党内部的一场策划，目的在于打击或清洗地下教会。
随着各地宗教界“双暂停”的陆续实施与传统春节民俗气氛的上扬，这一切纷争仿佛也被按下了一道无声无息的暂停键。与官方一遇疫情，随即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紧急疫苗接种、以及鼓励安抚民众就地过年等强力防疫措施相比，宗教界面对“双暂停”方式纵有微议，似乎也成为主流叙事之外可自动忽略的声音。并且，由于在官方无神论意识形态国家，宗教事宜隶属于“统一战线”，尚未完全突破其依附性地位，在面对集体主义威权决策时，亦无从进行多角度抗辩，并自动在“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中被期望服从于“大局”。
但“双暂停”从本质上来说，仍属于特殊疫情之下暂时搁置争辩的一种应急方式。其中种种扑簌不明的暧昧或胶着状态，难掩当下宗教界及舆论界一些乱象及急需解决的问题。随着传统春节假期的结束及疫情的日趋正常化，此类问题引发的社会纷争必将再次引起关注。
民粹与民族主义vs.基督宗教
首先，这场纷争凸显民粹与民族主义思潮之下，左翼主导的社会舆论对于宗教信仰、特别是西方基督信仰的排斥与对抗心理。
自80年代以来，中国宗教活动总体说来呈现持续有序的发展趋势，其中基督宗教的发展甚至被外界称为“复兴的奇迹”。据中国政府2018年发布的宗教白皮书，中国有登记在册的天主教教区98个、教堂及活动堂点6000余处，天主教徒约600万人及教职人员约0.8万人；基督教则有教堂和聚会点约6万处，基督教徒3800多万人与教职人员约5.7万人。由于在官方数字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处于“灰色地带”的“家庭教会”（基督教）与“地下教会”（天主教），2020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引用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数据指出：“中国实际基督教徒应比官方数字多出2200万左右。加上约1000万-1200万的天主教徒总数，中国的基督宗教信徒人数已超过法国（3800万）与德国（4300万）。”
面对基督宗教的迅速发展，此次批判文章中大多充斥着“西方宗教于（农村）各宗教信仰中一枝独秀，而传统道教、佛教总体状况萎靡，民间秘闻等等也不如以前兴盛”等表述，其心理失衡心态可见一斑。
而在其最终引发的“双暂停”政策中，庙会等民俗活动由于结合传统春节节日，在大部分地区并未全面禁止，这使得民间信仰得到相对宽松的活动空间。在中国，民间信仰因信众较多却又难以界定、且亦承载着广泛的社会功能，因此也与正统宗教一并纳入宗教白皮书。但其无论是在理论体系、神职人员还是组织管理等方面，均缺乏系统性与透明性，因此较易结合民间迷信、滋长民众迷信心理。
以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及梵蒂冈均引起注意的某种邪教为例，其常在传单中迎合民间迷信崇拜心态，以“政府领导人士为上帝之子”等表述开首，结合似是而非的基督教理，以蒙蔽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层信众。并且，其甚至于官方教堂或信众之中散发传单，与正统基督宗教争夺教徒乃至牧者。在“双暂停”的空窗期，由于广大信徒对宗教活动倍生渴慕心理，或许较易为正邪难分、有意模糊教理边界的邪教组织提供一定可乘之机。
并且，由于民间信仰在传统上常与宗族势力、地方自治力量等相结合，民众动员阈值较低，因此历史上常与正常的基层治理与基层基督宗教组织形成张力，也多次形成“打洋教”等教案的导火索。民间信仰与民粹民族主义相结合，无疑较易进一步形成针对“西方宗教”的霸凌话语，并滋长民众仇外或对立心态。
抗疫叙事与宗教无知
以这次舆论风波为例：由于中国官方仍旧采用常见的言论管理方式，即对于左派民间舆论或民族主义舆论相对宽容，这使得民粹性言论在疫情叙事之下迅速发酵，并广泛传播仇恨情绪。而这场舆论的根本性试图，仍在于以意识形态或“民族至上”等狭隘理念，否定或打击宗教背后的民众认同感。而中国天主信徒因在教义方面无法割舍与梵蒂冈的关系，且多分布在民间基层，掌握的话语权相对弱势，因此而成为众矢之的。
另一方面，这场纷争也凸显出当前中国社会关于宗教常识的普遍性混乱与缺失。这种常识性困乏持续至今，已使合法教会及正常宗教工作陷入被动局面。以这次互联网纷争为例，几乎所有的民间舆论均无法区分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基本区别，更不了解其基本组织运作，以致把正常的基督教“以堂带点”查经聚会污名化为“非法集会”。在政府针对“欧美神父带来病毒”的传闻进行避谣之后，民粹主义舆论却随即以“未成年人参加弥撒违背宗教法规”为由，转为攻击小果庄北部天主教堂的正常宗教活动，从而罔顾天主教徒家庭洗礼婴儿、通过家庭血缘代际相传的古老传统。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此次舆情还直接剑指宗教官员与合法教会。从初始阶段“石家庄市领导大意了”的指责，到中途要求宗教事务局局长辞职（因其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未能阻止“宗教发展”），舆论最后立足于指责合法教会“没有承担起道义原则”、“没有积极向外布道而转化非法教会”。当这一切落幕于“双暂停”的实施，反而使得严格依照宗教政策法规行事的合法教会最终沦落为替罪羊。面对此种局面，官方神职人员大多保持缄默，或以“一言难尽”表达感受。
自中国与梵蒂冈于2018年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以来，已有六名地下主教转化为合法主教，部分主教在祝圣时公开表示将继续“维护教会独立性”。并且，各天主教会已普遍使用“普世教会”作为身份认知；北京、上海等天主教官方网络也开辟“普世教会”、“圣座消息”、“教宗方济各”等专题。但由于中国宗教政策总体说来强调与国情特点相融合、与党的领导相适应, 合法教会仍然受到大学生群体、城市精英群体的质疑或不信任。
除却服从于体制的微妙因素，部分地方宗教官员“宁左勿右”、争抢风头的盲目“唯上”心理，也导致出现一些违背宗教教义的笑话乃至误解(如在教堂内组织唱红歌等）。并且，虽然官方神职人员普遍接受过十年左右的系统神学教育（包括与其他宗教的理解与“共融”等），近年来亦在人权文化建设、社会公平和谐等方面努力作出典范，但因严格的宗教政策法规，仍然无法向“登记地点”之外的公共社会传授正确教理知识。这种宗教界内外互不相通的局面，无法克服或消除公众社会的各种混乱性认知。
而当宗教问题出现纷争时，政府通常的做法是颁发法令或条文进行禁止而非疏通讨论。以部分地区大学禁止圣诞活动为例，其主要是基于《宗教事务条例》关于教育与宗教的分离原则（第41、44条），针对大学里近年来较为活跃的“非官方传教活动”。但由于执行过程缺乏透明性阐释，也缺乏社会讨论环节，反而导致民粹主义的升级。譬如去年某大学宿舍管理员于感恩节以巧克力慰问学生，反而遭受到学生关于“过洋节”的举报，并且这一举报甚至得到学校肯定。此类过犹不及的民粹主义行为，进一步造成人们对正常宗教活动乃至宗教政策的误会。
综上所述，当前“双暂停”政策及其背景纷争充分显示：中国的基督宗教信仰已面临80年代持续发展而来的一个转折性节点，其面临着民间舆论认知、国家宗教政策以及政府治理能力之间的张力。如何突破这一困境、妥善处理民粹民族主义与普世宗教的关系，无论对中梵关系的进一步正常化而言，抑或对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探索而言，均是一个值得重视、探讨与持续性观察的复杂问题。同时，这一问题无疑也塑造着公民社会关于“现代性”的气质与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