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海转自《财经》杂志
由于“一把手”在组织人事方面事实上具备一言九鼎式的最终决定权，且几乎不可能遭遇真正有效的事前监督和权力制衡，官位供给自然成为“一把手”的禁脔，非其他官员所能染指 。
韩桂芝、赵洪彦到马德、李刚在不同层次官位市场上的充分开拓，也充分说明黑龙江在官位的市场化供给上已经初成气候。 同时，再结合市长、“二把手”王慎义案还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即“一把手”可以从事最高形式的腐败——“卖官”，“二把手”以下则从事第二层次的腐败—— 资源配置权腐败——“卖工程”。
恰恰由于“一把手”具有真正的卖官权，于是才会出现“二把手”为进一步晋升为“一把手”不惜重金买官的“合理现象”。 比如，张忠义花钱从副处级晋升处级仅花费3万元，而李刚从同为正处级的“二把手”县长提升为“一把手”县委书记愿意花32万元和2万美元， 马德从相同级别的绥化市长提升市委书记出价80万元。 原因就在于“一把手”才具备卖官权，而卖官在黑龙江官场意味着垄断收益。
当然，卖官是腐败的极端形式，仅仅具备个案意义；而“一把手”在组织人事上的垄断权却具备一般性的典型意义。 从此层面看，有理由认为，卖官的潜在供给转化为现实供给需要三大条件：
一是通常的竞争性官员晋升机制失灵，官员标准发生质变。 政绩和“官声”不再是选拔的条件，而出价高低是首要因素；
二是官员监督机制形同虚设。 从马德案并非因买官者出问题而暴露可以说明，没有机构对买官者的所谓“德能勤”进行监控，而事实可以证明，买官者的重大失职乃至违法、犯罪行为，并非 罕见；
三是机会成本相对较低。 对卖官者而言，其他非卖官性腐败行为收益是卖官的机会成本。 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发达地区官员往往更热衷于土地转让、政府采购、国有企业转制等领域的腐败交易；这些领域腐败收益越高，卖官腐败机会成本越高。 这是因为卖官意味着把上述腐败收益一揽子出让给买官者，这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官员所不愿意做的。 因此，卖官在欠发达地区出现概率较高，并不说明发达地区官员具有更低的腐败倾向；两者的差别，恰如当前的房地产投资者所面临的“出租”还是“转售”的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