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春转自博讯网
与进城抚养孙辈的老人不同，留守农村的独居老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孙辈或在城里的寄宿学校上学，或在外地求学工作，因此他们既不承担代替母职的责任，同时也失去了掌管家庭财政的权力，在期盼逢年过节子女能回家探望的孤独中，他们更像是在朝鲜族跨国流动和家庭结构变革的过程中被遗留、抛弃了。
农村里的朝鲜族社群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留守老人生活孤独，且必须独自面对身体的病痛折磨乃至死亡的威胁。在笔者考察的张家村，留守的32人大多数年龄超过70岁。他们的子女基本都加入了赴韩务工的大军，其他少部分年轻人也在北京、上海等国内大城市工作，孙辈几乎都在市区上学。由于年轻一辈的缺席，家庭难以给老年人提供生活趣味，严重老龄化的社群为了满足娱乐需求和在突发状况发生时拥有保障，几乎在每个村都成立了“老年协会”，这也是东北农村朝鲜族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之一。协会成员时常一同打门球、唱民族歌曲、跳民族舞和郊游。除了组织娱乐、社交活动和健身项目，梅河口市的老年协会甚至还为会员提供免费的丧葬服务。因为大多数朝鲜族老年人很少与当地其他族群(如汉族)有密切往来，所以老年协会几乎成为朝鲜族社区维系族群关系和文化归属的唯一纽带。
在老年协会无法组织活动的严冬，老年人只得自行排解寂寞。男性聚会吃饭喝酒，女性则做家务、看韩剧、打麻将。相比起来，当地汉族的老年协会只是一个“空壳子”。由于大多数朝鲜族老人可以依靠子女从韩国的汇款生活，他们几乎都不再从事经济效益相对低下的农业生产，在移民中国初期和建国后分得的土地也基本都转让给当地汉族农民进行耕种，对韩国现代文化的追附及更加城市化的身份认同日益替代掌握精湛水稻种植技术的农民身份，成为留守老人的文化资本。而与此同时，从承接土地到掌握原先朝鲜族的种植技术，留守当地的汉族老年人却更多地投入农事劳动，忙于生计，无暇组织娱乐活动。在朝鲜族老年协会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和物质生活日益优渥的表象之下，反而更体现了朝鲜族留守老人的寂寞、无助与矛盾。在对追认民族身份的希冀，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和留守落后闭塞的中国东北农村的现实矛盾的漩涡中，朝鲜族老人的生活显得尤为空洞。当这种孤独与病痛纠缠在一起，东北农村漫长的冬天显得更加萧瑟。
在访谈中，笔者无数次听到朝鲜族老人表达对肢体病痛的恐惧及内心的无助感，心脏病、关节炎、风湿、中风等常见的老年人疾病在这里的发病率非常高。有助于朝鲜族进行跨国流动的语言优势，在留守老人这里却成为导致无法及时就医的语言障碍--除了地方领导或精英能熟练掌握汉语并流利沟通外，大部分人只能听懂一部分汉语。即便在韩国的子女会时常从韩国给他们邮寄各种保健品、药品，但这种跨国流动带来的些许支持在留守老人的实际生活中，帮助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大多数人只得默默承受家庭缺失和疾病带来的痛苦。
由于缺少子女的陪伴，老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更加被放大--受访的所有老人都觉得自己将无可避免孤独地死去，他们远在韩国的子女是无法依赖的。尽管“孝”在朝鲜族的传统文化与家庭关系中是一个核心准则，然而在这种大规模流动对传统家庭结构带来的冲击之下，处于边缘地区的朝鲜族家庭面临着比汉族更加严重的传统解构的局面。脆弱的留守老人只得彼此团结、依赖，他们是彼此的唯一保障。
除了无法从亲人身上得到慰藉之外，如前所述，这些老人传统上与土地的紧密联系也被解构了，他们并未能在中国东北农村的土地上寻得安慰和归属感，已经脱离土地的他们，成为了一群游离在土地之外的农村人口。他们放弃了水稻的耕种并将土地承包给当地汉族农民。而自朝鲜人进入中国以来，种植水稻一直是他们最主要的生存、生产方式，东北近代水田的开发也得益于朝鲜人在水稻技术和农田拓展上的贡献。而由于朝鲜族农村劳动力的极度流失，至今在笔者调查的华原镇，上万亩朝鲜族的水田已经全部转让，换来朝鲜族老人每亩每年600元的收入。
虽然如今朝鲜族与汉族承包户之间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他们选择将土地以村为单位承包给知根知底、信誉良好的汉族邻居)，但由于土地转交后得以较为集中地管理耕种，机械化耕作也逐渐代替原先的手工劳作，人工成本减少，产量也得到提高。因而“东北大米”这个曾经由朝鲜族打造出口碑的文化资本和农业知识技术资源，现在也被完全转交给了曾种植旱田作物的汉族农民。种植水稻的杰出农耕技术不再是划分朝汉边界的标识，而完全被汉族重新吸纳。水田的转让也正是朝鲜族半世纪以来在中国东北无法在地化的困境缩影，是其对自己的民族身份，以及对中国土地的归属感进行重新认知的一种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