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在德国的留学生报纸上展开简化字问题讨论的时候，笔者叙述了有人因对汉字简化和拼音化提出不同意见而打成右派的历史情况。一些青年留学生表示质疑，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想，这一段历史必须原原本本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实际上汉字简化完全不是全民讨论、民主决策的结果，而是一部分共产党的文字改革派“拼音派”为主导，通过政权力量强行贯彻推行的运动。吴玉章、瞿秋白等人曾在苏俄远东地区的华工文盲中实行过拼音试验，红军在延安等根据地尝试过拼音新文字扫盲。1949年以后，成立了文字改革会，1955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举行文字改革会议，文件上报中共中央，仅仅三个月，1956年2月1日就在全国开始推行第一批简化汉字，在各地报刊使用，在各级学校开始教学简化汉字。大概在推行一年多的时间之后，正是需要给改革提出意见，总结正反两面经验的时刻，1957年三月开始了所谓的向党提意见的整风运动。运动涉及党政军各个领域，其中难免也涉及到汉字简化的问题。国民党推行简化字，遇到那么大的阻力，同样是面对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竟然几乎没有什么抵制的声音呢？原因就是发生了从整风突然转化而来的反右派运动。
为了“引蛇出洞”，毛泽东信誓旦旦保证决不秋后算账，言者无罪。北京和各地的党委都召集知识分子“大鸣大放”。许多知识分子信以为真，说出了想说的话。
以下节录《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刊登的北京民主党派座谈会谈话记录，许多文字改革的批评言论都有反映。但是口气还是相当温和的。
（5月21日）第一个发言的是章伯钧。他说，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的。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他举出引起了很多讨论的学校中党委治校问题为例，他说就他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
章伯钧还提出，现在是中上层人物发表意见，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他说，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他提到过去一些工作中的失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章伯钧说完，邵力子立刻起来同他辩论。他说，我是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伯钧先生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这样说是太冤枉了。事实上，每个方案提出时，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征求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全国政协也讨论过两三次，伯钧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提出这样的意见就相当严重了。
罗隆基接着发言。他针对邵力子的发言补充说明了一些情况。他说，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讲话的。
章伯钧接着说，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以前有些人说我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顺。但是，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
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邵力子反问说，既然你有意见，当时为什么不讲？现在事情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太冤枉了。章伯钧回答说，今天就讲了嘛。（以上仅为节录，非全文）
大约二十多天以后，形势陡变，所有向党提过意见的知识分子全部都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两人被栽上莫须有的章罗反党联盟的罪名，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大右派。他们被打成右派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对文字改革提出过不同意见，还有更加重大的罪名，例如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等等，但是反对文字改革也是诸罪并罚中的一罪。打成右派以后，他俩被革除（交通部和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居家赋闲，实际上终身被剥夺了政治权利。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上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有这么几句话：“在整风运动初期，一些右派分子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说汉字简化搞糟了，群众都反对，要国务院收回成命，把“汉字简化方案”撤回。右派分子的攻击文字改革，自然是别有用心，他们是要借此向党和政府进攻，但是另外他们确实也是反对文字改革。汉字简化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自然要反对。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周恩来的说法刚好跟事实相反。恰恰是一些知识分子对汉字简化的方向和必要性提出了质疑，结果竟被无中生有地认为是政治问题，被打成了右派分子。1958年2月3日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文字改革的报告时，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地说：“一些右派分子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简化汉字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自然要反对……”谈到汉字拼音化问题时，吴玉章直接点名说“右派分子章伯钧”的鸣放讲话“自然是别有用心的污蔑”。（原载《人民日报》 1958年2月4日） 把不同意见说成是恶毒攻击，说“简化汉字符合人民利益”，有不同意见，就不符合人民利益？这是什么逻辑？有不同意见就是“别有用心”，就是“污蔑”，完全是强词夺理。吴玉章是共产党内年龄最老的知识干部之一。1948年5月13日任解放区华北大学校长时，提倡“主要应学习毛泽东主义”的校训，并故意将此意见发给毛泽东本人，被毛泽东拒绝，（斯大林尚还健在，毛深知妄称主义是十分危险的）。吴玉章当时已经年届古稀，绝非年少热情冲动，他不会不知道就在一年前，中共七大已经由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形成七大决议；吴玉章的这种言行除了拍马奉迎恐怕很难有其他解释。根据史学家李新的回忆文章透露，李新和吴玉章在反右运动初期已经获知毛泽东党中央将从鸣放言论中抓右派分子的内部消息，李新求助之后，吴玉章设计让李新安然过关，传为佳话。另外，吴玉章也曾对女青年大右派林希翎有所照顾，仿佛良心未泯。但是在对待斗胆直接非议他所主管之文改会的罗、章两氏，吴则完全老于政治世故，毫无恻隐之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另一位因汉字简化问题被打成右派的名人就是新月派诗人、考古研究所文字学研究员陈梦家。他的右派罪名是提了“文字改革要慎重”的意见。他的具体意见是说：“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混淆。”（转引自《南方都市报》2006年3月20日文章《简化字改革五十年》）你敢要求党“慎重”？然而反右斗争的逻辑是：你提出要慎重？你的意思就是说党不够慎重？那不是反党是什么？文革中陈梦家作为右派分子不堪折磨自杀身死，夫人翻译家赵萝蕤精神失常。今天回看他当年所提的混淆问题，可以说正好击中了简化汉字的要害之一。真不愧为文字学专家。另外当时的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干部李涛也因对文字改革中过左的做法发表了不同意见，被打成右派。（《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后记》）；上海青年国画艺术家萧小尘，因为他写过大字报，批评“汉字简化是粗暴的行政干预，摧残了祖国文化”，打成右派后送新疆劳改，从此人间蒸发，杳无音讯。（香港《开放杂志》2006年6月号第95页）。其余各地基层的中小学教师、大学讲师、教授、机关干部到底有多少人因此（或多罪并罚之一）被打成右派今天已无法统计。因为他们不是知名人士，所以对于他们的处分，远比章罗两位严酷得多。有的人被判刑劳改，劳教，有的人被送往边疆劳改营，冻死饿死，从此再没有回来。
反右运动研究者（受害者）朱正指出，反右以后，所有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都遭到如此的下场，于是不再发表意见。然后，大跃进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降临了。（《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汉字简化也是如此。反右荼毒猛烈异常，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凡“右派言论”例如批评党天下、肃反、向苏联一边倒、统购统销等等，绝对都要打成右派，如此明正典刑，谁不刻骨铭心？1958年2月4日，全国各地报刊刊登了吴玉章在人大关于文字改革的报告，（人民日报的主要新闻，各地报纸务必转载），吴玉章直接点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等于明确宣示，凡是对文字改革提出不同意见的，就是右派分子。面对右派分子的可悲下场，谁还会对文字改革提什么不同意见？于是中国大陆的简化运动从此就再也没有遇到任何比较重大的阻碍，一路畅行二十年。人民没有任何选择地接受简化汉字，到了文革时期的1973年，光明日报甚至宣布，反对汉字简化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直到1977年，毛泽东、周恩来都已去世，中国党政当局再次未经讨论推出简化字第二表，人民终于感到再简化下去实在太荒谬、太混乱了，开始埋怨和抵制，终于令中共中央于九年之后取消了“二简”。
历史的诡谲常常给当事人带来痛苦的折磨，有时却又留给后人廓清真相的见证。章罗两人曾经合作，但常有不同的意见，根本没有联盟的可能，然而在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他们无意中互相声援，留下了中国共产党文字改革没有广泛征求意见、没有发扬民主的铁证。今天我们应该感谢这两位被打成右派的民主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