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春转自博讯网
朝鲜族被纳入中国的56个少数民族至今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老一辈尤其是第一代进入中国的朝鲜族移民对朝鲜半岛仍旧保留着深厚的记忆和情感，许多人在韩国仍有在世的亲属。民族历史记忆和血缘纽带成为了80年代后期朝鲜族大规模赴韩务工最重要的文化资本。
弗吉尼亚大学的人类学教授Freeman认为，中国朝鲜族的跨国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中韩政治经济关系重构的产物。中国在后毛泽东时期对全球经济的开放，恰与工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韩国劳动力的缺乏相吻合。改革开放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得到释放，而对于东北地区来说，作为中国曾经的重工业中心，其地理政治与军事优势在改革开放来临时未能成功转化为经济优势。计划经济下“铁饭碗”的抽离，使一大波国企工人下岗，与脱离土地的农民一样成为剩余劳动力。因而在笔者看来，在国内改革开放的“推力”和韩国经济发展的“拉力”下，改革开放后朝鲜族可能是中国包括汉族在内最具流动性的族群。除了国际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增强与国内经济变革的影响，朝鲜族的跨国流动还牵涉到他们与中国主流社会的关系、对中国土地的归属感，以及朝鲜族的历史记忆。因此朝鲜族的跨国流动是探究在国家权力之下少数民族与地方脉络关系的合适案例。
在改革开放后，梅河口华原镇同样面临着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人均2亩的土地仅够年吃年用，连送孩子上学都成为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随着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梅河口地区的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积极投入第三产业，朝鲜族也开始利用自身的民族文化资源寻找机遇。最初，他们在全国各地开朝鲜族饭店、卖泡菜。80年代早期，华原镇5800个朝鲜族人中，就有超过1000人外出经营食品生意。这些小生意能为他们带来1000元左右的年利润，这也是朝鲜族最早脱离土地的尝试。
到了80年代后期，一些朝鲜族人通过假结婚的方式前往韩国打工赚钱。71岁的张明华就是当年张家村里第一批去韩国打工的人之一：1985年经同村人在韩的亲戚介绍，她认识了一名愿意与她假结婚的韩国人。在支付3万元费用后，她成功嫁去韩国，并在一周后更改了国籍。之后的十年，她都在韩国的一家化妆品工厂打工，最终赚了钱回来在镇上买了楼房。
1992年中韩建交后，朝鲜族被允许前往韩国探亲。借用探亲的名义，更多的朝鲜族人开始在韩国找工作。两年后，梅河口当地政府与中介开始代办赴韩的劳务和研修生培训。华原镇镇政府还联合吉林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选拔年轻健康、年龄在18?30岁之间的青年劳动力前往韩国打工。到2014年，韩国政策允许凡中国朝鲜族都可以申请五年多次往返签证。至此，在我进行田野考察的吉林省梅河口市华原镇，共有8个朝鲜族村，5130名朝鲜族人，其中超过4000人在外打工，人口流出地主要是韩国。在韩国打工能给他们带来每人每年约十万元人民币的净利润，朝鲜族与韩国之间的血缘纽带及天然的语言优势，是朝鲜族得以实现大规模跨国流动的重要民族文化资本。
然而，对于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半世纪之久的朝鲜族来说，跨国流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与许多中国农村留守家庭的情况相似，朝鲜族的大规模流动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引发了诸如代际矛盾、儿童关爱缺失，以及道德和价值观念上的困惑与混乱等问题。而跨国流动给朝鲜族带来的族群变迁相比起来却更加复杂：首先，朝鲜族的跨国流动须在中国被纳入全球资本流动和国际劳动力市场作用的背景下来理解。朝鲜族在中国和韩国之间充当着资本流通的媒介。其次，如前所述它同时反映了中国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即城乡断裂和农村发展困局之中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第三，朝鲜族的现状，是中国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当地生活资源，及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同时，对于朝鲜族内部来说，还是对其地方社群关系与空间想象的展现。接下来，笔者将尝试从家庭结构、留守老人的生活，和朝鲜族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入手来讨论在跨国流动下的朝鲜族的族群变迁、身份焦虑与文化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