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湘辰转自freedomhouse
主要调查结果
中国政府已扩大它的全球媒体足迹。 本研究在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观察了30个国家。 北京媒体影响力等级在其中的16个国家被定为高或非常高。 这三年间，中国政权的影响力亦在其中的18个国家有所增加。
中国共产党（中共）及其代理人亦有使用更具技巧及更隐藏的方式去塑造媒体论述和打压批判性报道。 2019年起更常采用的策略为：通过主流媒体大规模散播北京支持的内容、骚扰和恐吓发布不利中国政府新闻或意见的机构、以及使用网络欺凌、虚假社交媒体脤户和有目的性的虚假信息活动。
北京的影响力往往受到独立媒体、公民社会的活动和当地保护新闻自由的法律所限制。 在30个国家中的记者、学者和民间团体均以增加透明度、确保多样化报道和增加当地对中国的专业知识来应付北京的影响力工程。 很多民主国家都有保障信息自由和媒体持有权的法律，这些法律有助于确保透明度和使媒体生态免受中共的影响。
不足的政府应对措施会使国家处于弱势或恶化问题。 下降的新闻自由和媒体规管的漏洞会降低民主的抵御能力和增加中共未来对媒体的影响力。 在23个国家中，政治领导人对国家媒体发动攻击或利用民众对中共影响力的合理怀疑来强制监管，针对评论媒体或助长仇外情绪。
民主国家抗衡中共媒体影响的能力是惊人的不平均。 只有一半的调查国家能达到顽强的评级，而其余的一半则被评定为「脆弱」。 台湾虽面对中共最密集的影响，但其抵御能力亦是最强的，紧随其后的为美国。 而尼日利亚则被评为最容易受到北京的媒体影响工程所影响。
长久的民主复原力需要一个经过协调的应对措施。 面对中共日益迫人的影响，政府、媒体机构和科技公司都可以在加强民主复原能力方面发挥作用。 建立关于中国的独立国内专业知识，支持调查类型的新闻、增加媒体持有权和虚假信息工程的透明度，以及加强对新闻自由的基本保障，都是有效应对的必要条件。 政府应该抵制限制获取信息或违反人权的强硬行动，应与公民社会和媒体建立伙伴关系，确保所有立法和政策反应都能加强而非削弱民主体制。
WRITTEN BY
Sarah Cook
北京的全球媒体影响力：威权扩充和民主的复原力量
「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 -习近平，2016
「这可能是微妙的，其中一些技俩是为了让你对他们（与中国有关的参与者）不太强硬。 至于停止，他们是不能阻止我写作的。」
— 一名希望保持匿名的加纳记者， 2021
中国政府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正加速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工程，以影响世界各地的媒体机构和新闻消费者。 虽然他们在某方面使用传统的外交工具来达到目的，但更多是利用隐蔽的、带威胁性的，甚至乎是腐败的方式。 近年越来越多国家都能表现出相当大的抵御力，但北京的策略同时也变得更复杂、更具侵略性，而且更难被发现。
该政权的投资已达到部分成果 ─ 建立新的途径使中国媒体的内容能接触到广大受众、鼓励不利中国共产党（中共）的报道进行自我审查，并与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媒体持有者合作，协助宣传中国的论述或打压批判性报道。 北京的行动也有些长期影响，特别是当它在多数情况下获得信息建设重点部分的控制权。 这些发展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都不应被低估。
此外，台湾、美国、英国和澳洲的例子显示，由于较温和的影响力工程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它们最近转向更进激的、更具对抗成份的或较为鬼祟的策略。 这趋势预期会在未来几年扩展到更多国家。 更多国家及其研究人员、记者和政策制定者预期会通到更多外交恐吓、网络欺凌、受雇的网络红人在社交媒体上的操纵、以及旨在对 中共和它们社会造成混乱的针对性虚假信息活动。 中国政权及其代理人已表明，他们毫无疑虑以经济压力来消除和打压不利的报道。 随着越来越多政府和媒体持有者面临财政困难，来自北京隐藏的或明确的经济压力该会越来越多。 这些压力不仅会用于关于中国国内或地缘政治问题，也会用于中国与他国家的双边关系的议题上。
面对中共的影响力工程，民主国家并非是束手无策的。 许多国家记者和公民组织在确保多元报道、揭发胁迫行为和虚假信息工程以及教育新一代媒体工作者提高其警觉性和抵御能力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现。 与此同时，一些民主政府正在推行一些措施以提高透明度、改善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惩罪外国官员的胁迫行为、并在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增加的情况下剌激就有关保障措施的公开讨论。 相关措施有助解决北京的干涉行为，同时加强民主机构和独立媒体对抗其他国内和海外威胁的能力。 此举有可能涉及重大的政治意志，以及扭转许多国家当地的媒体自由最近所面对的压力。 但若容许中共的威权媒体影响力工程不断扩长，这将会付上言论自由、获得有关中国未经审查的信息以及整个民主政府的代价。
自由之家在这份报告中调查了北京在30个国家里的媒体影响力工程。 这30个国家在2019-21年间被《世界自由度报告》评定为自由或部分自由。 而在这个组别中，有18个国家面临已扩展的媒体影响力。 中共影响力在这30个国家中的16个国家被认为是高或非常高，而 10个国家则是达到值得关注的水平，只有其余4个国家被评为低。 同时，调查的30个国家至少有一次由政策制定者、新闻机构、公民团体或社交媒体用户主动反击的事件，以减少北京活动的影响。 事实上，根据现有的数据，大多数国家对中国或中国政府的民意自2018年起都有所下降。 是项研究的其中一个关键调查结果是，中共增加的投资只得到相对有限的回报，并且有可能引发更多活跃的民主应对措施。
然而，如果考虑到媒体影响策略、应对能力及包括打压独立媒体及保护新闻自由的法律保障等当地责任，许多国家的复原力似乎更为脆弱。 自由之家使用新的研究方法调查30个国家，当中只有一半国家在面对北京的媒体影响是有抵御能力的，其余一半则被视为脆弱。 即使现时中共很多的运动都已陷入困境，但是是项分析能严重警告相关的自满风险。
这份报告是至今就北京的全球媒体影响力及民主国家应对方式的最全面评估。 报告参考了媒体调查、访问、学术出版物、中国政府资料以及当地分析人员的实地研究，覆盖了从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30 个国家的发展情况。 这份报告更新及扩展了自由之家在2013年1 及20202 出版的两份研究报告，主要关注一个相对受绦实的媒体自由制度保护的民主国家，在面对影响力工程时的反应和部署，以便提供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报告最后向政府、媒体部门、技术公司和公民团体提供加强民主防御应对中共干预的建议。
北京的影响力工程的目标与论述
此研究报告在2019年1月开始时，中共领导层似乎于国内外都处于强势。 习迎平成功修改宪法取消其总统任期的限制，该党坐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内建设严格信息控制的环境，而在国外则不断増加能施加媒体影响力的机构。 但此后三年，该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一系列前所未有以及自己造成的重击：镇压香港的大规模民主抗议运动、武汉官员试图隐瞒COVID-19的疫情、中央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相关的经济萎缩和管理不善，以及频繁曝光有关当局残酷对待新疆少数族裔的可信证据。 中国的国家媒体、外交官以及其他面向海外的参与者的任务是回应这些影响声誉的言论、扩展北京的全球影响力、确保外国对中国投资开放和限制任何能对中共权力构成威胁的国际言论或行动。 他们致力用有利的论述来宣传有关中国、其政权以及其优先外交政策和试图更积极边缘化、抵毁和完全压制任何反对中共的声音、尖锐的政治评论或以负面方式介绍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报道。
为达到政权的目的，中国的外交大使和国家媒体机构投入大量资源来推动特定的论述。 目标受众为外国的新闻消费者、华侨或流散社羣，以为在中国国内的评论员。 中国在许多国家有一系列宣传国家的标准信息，展示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庆祝重要的纪念日或密切的双边关系的好处，并强调中国文化的魅力元素。 疫情期间，中国推动的主要论述为赞赏北京的医疗援助，如提供口罩、防疫设备和中国制造的疫苗。 很多此类的主题以各种不同语言来传达，并附以特定的细节来引起当地受众的共鸣。 中国国家媒体利用众多渠道和社交媒体账号制作使用地区语言如斯瓦希里语（Kiswahili），僧伽罗语（Sinhala）和罗马尼亚语（Romanian ）的内容。 在调查的30个国家中，与中共有关的参与者往往使用一种或以上的当地语言发布内容。
但此研究发现调查的国家自2019年起，传递更多有问题的中国国家媒体内容。 中国的外交官和国家媒体在每个国家公开向新闻消费者散布虚假或具误导性的内容，包括COVID-19的起源、特定疫苗的功效以及香港的民主抗争活动。 这显然是为了误导外国受众和转移批评的方向。 此外，他们还合力粉饰和否认针对新疆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的违反人权和国际法的行为。 最后，中国的国家附属机构采用了强烈的反美或反西方信息，以冷落当地对中国相关活动的忧虑，包括那些与投资项目、不透明贷款或军事扩张有关的活动，并将这些忧虑归咎于冷战思维或美国主导遏制中国的错误企图。
现在部署的全方位策略远超简单的国家宣传。 它们涉及故意隐瞒亲北京的内容来源和审查不利的观点。 与中共有联击的参与者似乎旨在至少在一些国家获得对媒体基础建设的影响、破坏选举的完整性和社会凝聚力，或输出对新闻和信息控制的专制方法。
扩展专制媒体影响力的策略
中共与其代理人采取了一系列影响媒体的策略，包括鼓动的宣传、造谣工程、审查和恐吓、控制传播内容的机构、培训媒体工作者和官员、以及收编为当地华侨服务的媒体。 本报告附上的30个国家的深入研究，分析北京在这六个类别中的个别活动，说明这些影响途径如何被世界各地与中共有关的参与者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运用：
虽然各国的组合策略都有所不同，但有几个从全球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趋势：
- 主流媒体中支持北京的内容：与主流媒体的内容共享协议和其他合作关系是中国国家媒体接触大量当地观众的最主要途径。 此举能使他们将中国国家制作的或对北京友好的材料注入印刷品、电视、广播和网络媒体，从而接触更多新闻消费者，并获得比中国国家媒体自己可达到的更大信任。 内容标签往往没有明确告知读者和观众，信息来源是中国国家机构。 来自30个国家的130个新闻机构被发现使用北京支持的植入式内容，用以接触到大量观众。 例如中国驻印度领事馆在英文报纸《Hindu》刊登社论式广告，而该报每日能接触六百万名读者。 3 除了植入式内容，12个国家中的联合制作安排涉及中方提供技术支持或协助外国的相关人士就有关中国或在中国的报道，以换取对成品相当程度的编辑管理。 在如罗马尼亚和肯尼亚的9个国家中，当地记者或评论员有因为发表亲北京的文章而得到金钱补偿或电子设备等礼物。 多个总部设于中国的机构均与中共有密切关系，从被中共严格监管的国家旗舰新闻机构新华社到省政府和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公司如华为，都积极推动有关的伙伴关系。 自2019年，30个国家中有16个国家签定或更新协议。（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 上升的隐藏策略：激进的活动如针对个别记者、网络欺凌和针对不利新闻机构的网络攻击自2019年起有所扩展，30个调查国家中有24 个国家受到不同形式的攻击。 在一半的调查国家中，中国外交官或其他政府代表就针对记者、编辑或评论员的报道进行恐吓、骚扰或施压等行为，有时还会要求他们撒回或删除不利的内容。 如果媒体机构、记者或评论员不遵从，中方就会直接或间接以损害双边关系、撤销广告、诽谤诉讼或其他法律后果等作为威胁，来达至要求。 2021年八月，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成功迫使《阿拉伯时报》在刊登与台湾外长的访问后，从其网页删除相关内容。 相关的内容被切换成大使馆本身的声明。 4 香港当局和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已加入中国官员和外交大员，在英国和法国等地方要求审查或进行法律骚扰。 在以色列，香港当局要求一家网站托管公司关闭一个支持民主的网站，并警告若拒绝要求，该公司的员工或会因香港的《国家安全法》而受被罚款或监禁。 5 17个国家中的地方官员、媒体持有人和高级管理人员主动或应中国大使馆要求打压不利北京的新闻报道。（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 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秘密行动和操纵行为：国际知名的平台如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是中国外交官和国家媒体机构就散播内容的一个越趋重要和明确的渠道。 除了拥有数千万支持者的全球账号外，是项研究亦在调查的30个国家中发现28个由外交人员或官方媒体管理的特定账号。 即使其他被中国官员或媒体机构账号多被忽视或嘲弄，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关的或会与当地用户沟通的外交官员的账号似乎比较具吸引力。 这些混杂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涉及隐藏式操纵的新兴策略，如购买虚假的支持账号。 在调查的一半国家中，出现了大批散布外交官帖子的虚假账户大军。 有关操作在不透露与中共的关系的情况下，支付或培训独立的社交媒体红人及其追随者推广亲北京的内容，此类情况均有在台湾、美国和英国出现。 在九个国家中，至少有一次具针对性的虚假活动，利用虚假账号于网上散布虚假信息或制造混乱。 这些同类型的活动不仅反映出试图操控有关中国侵犯人权或北京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的新闻和信息，更反映出令人不安的干预目标国家内政趋势。 （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北京对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华语人士所消费的内容仍持有很大影响，因为中国认为主要威胁政权安全的是全球流散羣体中的潜在政治异见人士。 在调查的30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的国营或亲北京媒体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别是通过流行的社交应用程式微信，给华语人士提供塑造过的新闻内容。 希望通过「官方账号」功能向在中国境外的华语人士发布帖子的华侨新闻机构或政治人物，均会受到与中国境内账号相同的政治审查，迫使管理员对共享的内容进行筛选。 6
一些潜在的重要影响途径至今还未被中国政府广泛利用，如购买外国新闻机构的股份和出口审查技街供外国政府使用。 然而，这两项活动确实出现在调查的样本中，而它们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常见。 此外，与中共关系密切的中国公司已在许多国家与内容传播相关的关键领域站稳阵脚，包括社交媒体和新闻聚合器（腾讯和 字节跳动）、数码电视（四达时代）以及手机设备和电信机础设施（小米和华为）。 7 虽然尚未发生以政治和社会为目的的系统性信息操纵，但在一些国家已纪录了偶发性事件和潜力的证据。 8
民主应对的优势
在本报告的三年研究期内，大量涌现民主抵御北京影响力的证据。 所有调查国家的记者、评论员、公民团体、监管人员、技术公司和政策制定者均有采取措施，减少中共活动的影响力。 在大多数国家，当地媒体和公民社会一直处于应对措施的最前线。
许多当地记者对与中国有关的项目或在他们国家的投资进行调查报道，揭发贪污、侵犯劳工权利、环境破坏或其他危害。 在30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的当地记者专门报道中共的政治和媒体影响。 例如，以色列的一项媒体调查发现，中国国家资助与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的联合制作，9 一个马来西亚新闻机构将有关香港示威者的错误信息引入当地的中文媒体生态系统，10 和一家意大利媒体发现，与中国国家电视台有内容合作关系的地方电视台对中国的COVID-19 援助进行了不合比例的报道。 11 这类型的报道往往提高了公众意识和触发一些行动，以反对中国隐藏的或腐败的影响策略。 有至少10个国家的新闻机构终止了与中国国家媒体的内容共享或其他合作。 即使有27个国家的新闻机构继续发布的官方内容，但他们同时亦出版更多关于中国国内或有关国家政策的判评或不利消息，为读者提供相对平衡和多样化的总体报道。 尽管中共对海外华人媒体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巴西、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其他信息来源在提供网上独立新闻和分析的途径的同时，亦获得华语受众的支持。
咨询本研究的分析人员和受访者发现，最常见的其中一个弱点是当地媒体有较低的中国独立专业知识，尤其是关于中国国内政治和中共的海外影响。 很多机构通过利用有效的和广泛的国际新闻来报道中国，为新闻消费者提供大量的批判性报道，以填补这一漏洞。 与此同时，公民社会的倡议正在发展一个新的记者和研究人员团体，提供有关双边关系的当地视角、监察有问题的中共影响力和分享有关中国报道的最佳做法。 这些活动包括专门报道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数码新闻平台，以及为尼日利亚、肯尼亚和突尼斯的记者提供关于如何报道中国投资项目的培训。 印尼、澳洲、英国、菠兰、阿根廷和罗马尼亚的研究中心都出现了有关中共影响力的新项目。 在许多国家中，加入他们的为当地的中国异见人士、香港人、西藏人和维吾尔流亡人士，他们致力揭发企图影响媒体的事件、微信等中国社交平台的审查制度，以及中共和大使馆人员的跨国打压行为。
致力维护新闻自由原则的组织网络和拥有坚固新闻自由传统的国家，往往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做出更有力的应对。 在调查的10个国家中，当地的新闻自由团体和更广泛的新闻组织动员谴责中国政府官员或附属公司参与恐吓或胁迫行为的事件。 在肯尼亚自愿监管新闻机构的媒体委员会斥责公共广播公司发布未经标明的中国国家宣传。 12 台湾公民社会采取了不同行动以帮助提高公众对中共在当地媒体影响的意识，例如大规模示威、法律倡议、记者培训、虚假信息调查和提供媒体专业知识课程。
私营行业在民主中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过去三年，脸书、推特和YouTube等全球流行的社交平台都提高其监察和应对能力。 在特定情况下，迅速发现并删除散布中国外交或国家媒体内容、传播被认为是中共敌人的虚假信息、或试图混淆有关COVID-19，社会紧张局势或美国和台湾等国家选举的公众言论的虚假账号。 这些平台引入了中国国家附属账号的标签，并在特定情况下向用户发出可疑内容的警告。 可是，这在实践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30个调查国家中有16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发现，中国政府附属的账号和新闻来源在主要社交平台上缺泛相关标签。
法律保障和不足的政治领导能力
随着更多媒体报道中共的影响力，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开始意识到其国家利益和民主价值的潜在风险。 然而，只有在少数情况下 ─ 通常是面临来自北京更进取的影响的情况下， 才采取对应的协调政策。 更惯常的应对方法是于现有的法律中广泛确保新闻自由或加强对外国影响活动的审查，以便在与中国有关的案子支持民主复原力。 在一些拥有薄弱的民主基础和处于压力下的国家，他们的政府官员做出带损害性的应对方式，如侵犯言论自由、政治化政策辩论或鼓励对华人的歧视。 这些案例突显民主国家需要就外国影响和投资采取明确和严格的特制准则，进行独立的监管，附调透明机制而非定罪或审查。
许多民主国家的法律和法规都透明条款，以促进侦查中共的影响力。 一些国家（包括英国、尼日利亚和秘鲁）的记者利用信息自由法，披露了中国政府的投资、贷款或向当地贪污的官员提供中国制的COVID-19疫苗的细节。 13 在30个调查国家中，有24个国家制定了规则，要求公开报道或透露媒体持有人、其收入来源及商业利益。 超过三分之二的调查国家对外国公司参与数码信息设备设有审查和复核机制。 即使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措词含糊和不一致的执行方法引起关注，但加强应用于中国国家新闻机构的相关事宜，能提高美国境内和境外主流媒体内容投放的融资透明度。 因为媒体机构试图避免发表中共的国家宣传，影响其声誉，所以是项登记法似乎能产生有效的震摄作用。 14
在30个国家中，有28个国家制定了管理外国媒体持有权的准则，特别是限制外国持有股份在广播界别的规模，或要求监察部门在出售股份前通知和认可。 相关措施有助解释中国国家机构拥有外国媒体机构的例子其实很少。然而，同样的法律和守则也可以用于破坏言论自由，尤其当它们涵括将言论定罪的条款、设置政治化的执法机制或实施全面的和定义含糊的限制。 有菲律宾和莫桑比克的政治领导人利用有关海外持有权或内容传播的法律来对付那些对政府有批评的独立新闻来源。 15 波兰政府试图以需要保护波兰媒体不受中国和俄罗斯等外国势力控制为由，发动改变美国在一家私营媒体公司的持有权。 16
印度于2020年引入针对数码媒体公司（包括新闻聚合者）的投资审查守则，要求任何在该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是雇员或顾问，都必须获得政府的安全许可，而该许可是可因「任何原因」而被撤消。 17 澳洲的《外国影响力透明度计划》被视为是揭示外国企业在该国的活动，但因为报告缺乏对海外投资的支出要求及助长当地对华人猜疑的气氛而受批评。 18
许多国家的现有法律框架缺乏强壮的新闻自由保障，或有其他弱点，使媒体生态更容易受到经济强大的威权国家影响。 在调查的30个国家中，只有少于一半的国家有实行限制跨行业持有权的法律，即是防止内容生产商和内容分销商受单一企业所操控。 同时，在塞内加尔、澳洲和英国的不完善诽谤法例增加了就中国投资或政治影响力作调查的记者、新闻机构和评论员的法律威胁。 巴西、巴拿马、秘鲁、波兰和印度等11个国家中，强势的政治和经济参与者，近年利用民事和刑事诽谤诉讼来惩罪和阻止与中国无关的批判新闻报道。 这显示，在这种设定中的记者也有可能会受到有关与中共利益报道的压制。 在30个调查国家中，只有9个国家制定了反SLAPP（对公众参与提策略性诉讼）的法律或先例以保护记者的工作。
自2019年起，30个国家中的19个国家的政府官员非但没有采取行动解决这种脆弱性和加强民主复原力，反而增加了他们对独立媒体、记者和公民社会的攻击。 在较恶劣的政治环境或身处较危险的环境中运作的媒体机构，尤其是当地政治精英倾向与北京保持密切关系的情况下，揭露和抵制中共及其代理人的影响力策略能力会较低。 加纳、马来西亚、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和科威特的当地官员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或限制法规来打压与中国有关的批判性报道或使相关的独立监管无效。 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那些发表调查报告揭露与中国有关的虚假信息活动的独立新闻机构，也因为其对当地政府的批判报道而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司法骚扰。
世界各地也不断就北京影响力带来的威胁而提高警觉。 虽然23个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当中包括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和国会议员都在自己对当地媒体的评论中重复了中共的讲话要点，但本研究中一半以上国家的其他民选代表均对在政府、媒体以及信息部门中的隐藏的、具威胁性的或腐败的中共影响力工程表示关注。 他们召集听证会或就「一带一路」的影响19 、 中国政府在学术界的影响20 、 透过社交媒体的海外干预21 ， 及官方对新疆穆斯林受迫害的回应22 等题目向官员提问。 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制定者都小心翼翼的划分中共和普通中国人。
然而，一些政治家和公众人物利用中共的干预为借口，无差别地对与中国有关的对象进行抨击，例如印度禁止流行的手机应用程序，而美国亦曾试过这样做。 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现象是，13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或知名媒体似乎扭曲了对北京影响力的合理担忧，以此来助长仇外和反华情绪。 这亦似乎促成了仇恨犯罪或在8个国家对华侨进行未经证实的间谍活动指控。
北京的媒体影响力作用评估
因为中共每年投放数以万亿资源于外国政治宣传及审查，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潜在影响力及成功度成为未来全球民主体制健康的关键。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论述及内容并没有支配大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报道。 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媒体每天持续地报道一些中共希望平息的新闻及明显让民主国家的大众高度猜疑的中共政治宣传。 但是，北京媒体影响力项目就减少在多个国家对中国的争议性报道及批评、支配中文语言的媒体和建立对未来有帮助的操作基础达到成效。 于这16个国家工作的记者及评论员在面对不言明或明言的广告削减、减少与中国或中国外交官接触、危害在中国居住的亲友安全或破坏双边关系的威胁，均有经历过自我审查或就害怕触怒中国政府而 相对小心地报道相关题目。
单是这些成效就能赋予中共很大能力，使其能够降低透明度及扭曲对重要议题的政策讨论。 多个政府就国家安全、政治自主、经济发展、公债、公共卫生及环境毁坏与中国政府或总部设在中国的公司签定协议。 相关协议该被仔细检查，包括进行公开利弊辩论，而非闭门谈判和依靠空洞的双赢说法。 在一些如尼日利亚、巴拿马及菲律宾的地方，因为媒体揭发地方官员与中国的腐败交易而引起群众猜疑和强烈反对。 但很多双边协议因为北京媒体影响力的成效，而在比较不透明的情况下签定。
压制有关中国话题的独立报道，包括对已经在竞争激烈和财务不稳定的行业中生存困难的媒体进行报复，也会阻础公众和精英对中国本身、其执政党和其全球活跃企业的了解。 新闻消费者及企业更无法对一个主要贸易伙伴的政治稳定程度做出明智的判断，无法回应中国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全球卫生及环境挑战，或无法就支持中国人民的自由及公义采取行动。 反之，中国的外交人员及公司如华为及亲北京的网络用户利用激进手段对待记者，佐以封杀及自我审查，把中国专制的现实带到外国口岸。 这在华侨及中国离散群体中特别明显，但亦在非中国借的记者及评论员中亦有上升的趋势。
或许中共的全球媒体影响工程最令人不安的结果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该政权避免对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负责，例如迫害新疆的少数民族、拆毁香港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以及针对海外异见人士的各种跨国打压行为。
当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能够犯下暴行及无视国际条约而不被惩罚时，会变相侵蚀整个全球人权系统及鼓励其他政权作出类似的侵权行为。 当然，北京在参与全球的媒体及资讯范畴方面并非一面倒负面。 事实上，如果不是为了满足真正的需求，他们根本不会取到至今的仅有成就。 中国的移动技术及电子电视服务让特别是非洲和东南亚地区的数以百万人能接触到信息和信息传递。 即使广播设备或便于使用的移动应用程序如微信有机会扭曲竞争或促进监控及审查，他们仍能增强当地媒体和侨民的能力。 任何民主国家政府所组成的、对抗中共媒体影响因素的倡议都该考虑这些因素。
结论：不断增长的投资和有限的回报
在过去的至少三十年间，中共一直试图在海外扩展其强大的宣传和审查机制。 中国政权在1989年残酷镇压民主运动后，因着该运动获得海外华人的广泛支持，而首先向海外的华语社羣进行影响力工程。 但是，自2000年初，中共官员根据其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投资数十亿美元以开展其野心工程，在世界各地以多种语言塑造媒体内容及论述。 这项任务在2019年起，因为全球观众对香港的民运人士和在新疆被拘留的维吾尔人表示同情，以及指责中国官员隐瞒最初有关COVID-19的疫情而变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在过去三年，中共一方面加大其媒体影响力，不断涌现新的策略; 而另一方面，北京与习近平在尤其是民主国家中的国际声誉明显下降。 事实上， 中国的外交官，国家媒体机构和其代理人在民主国家展开活动时都会遇到严重的障碍。 除了基本民主保护媒体自由的抵御能力外，公众也越来越了解北京的活动，政府、调查记者和公民社会的活跃人士也更积极地侦查、揭发和抵抗相关的影响力工程。
中共的行动往往破坏了它想要宣传的论述。 中国国内侵犯人权的行为和激进的外交政策削弱了中国外交官和媒体试图讲述他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持份者，和拥有即使是威权，但是是良性管治模式的正面故事。 国际和当地媒体均有报道这些发展，在调查的30个国家中，有23个国家的公众舆论对中国或中国政府的评价均有下降。
这些结果展示注视专制媒体的影响力工程所作出的正确应对方法，以及加强基本的民主复原力的重要性。 民主国家在面对全球威权主义的挑战时，最有效的方法是坚守有别于威权国家的价值观和制度，包括对独立媒体和公民社会的保护与支持。 持久地成功抵御国内和海外的压力来捍卫媒体的独立性，需要依靠更进一步的行动，包括财政和人力资本的、创意的和创新的投资。 尽管对威权模式的所谓效率有所畏惧，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提供大量证据，证明组成民主的核心元素能使自由社会免受北京的威权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