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其次应特别强调，毛的倒行逆施严重违宪，极大地损害了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我国公民的天赋人权。
如所周知，当年50多万右派除极个别者外，都是因言获罪的。其背景为响应毛本人的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毛出尔反尔，整风中途悍然决定发动反右，非但抛弃信誓旦旦的‘言者无罪’的承诺，更完全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规定，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粗暴践踏。由于他历来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自诩，以致形成一种惯性，似乎他拥有特权，可以随意违法而不受追究，于是往往对此的批判很不够，故应将毛的违宪作为重点加以痛斥，以肃其流毒，推动法治的建立。
试以所谓三大右派言论为例,即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分别在5月21日`22日和6月1日的座谈会上发表,那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出席的座谈会，应邀者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地位尊崇。首次在5月8日，才开了5次，刚过了一星期，即5月15日毛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通知党内高干准备反击。而座谈会则继续举行，但毛‘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9）可见，远较三大右派言论温和的意见都已犯忌，毛恩赐的言论自由范围何其窄也。
再说，章罗储三人的主张果真那么出格吗？下面是当年《人民日报》所载发言的原文：
章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罗说：‘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方面人氏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曲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
储说：‘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储又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正如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的评论，章上述‘这段话，不论是从头至尾，或者是从尾至头，反反复复地捉摸，也看不出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叶又评论称，‘历史证明了罗隆基关于“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完全正确。’‘看来，罗隆基的“错误”，只是超越了时代！’（10）
章罗的代表性言论既属正理，储的‘党天下’就干犯了天条了吗？诚然，它一针见血地触及了中共一党专政的本质，但储此举只是在应邀出席的座谈会上，‘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其发言题目）。光明磊落，温文尔雅。其内容于宪法法律岂有半点不合？即使说得不中听，作为东道主的当局也不应该翻脸，毛打压诤言之恶劣行径，与叶公好龙有何两样？
应该指出，毛身为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家主席，又是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委员会主任，十分清楚宪法的功能，了解其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他说：‘一个团体要有个章程，国家也要有章程，宪法是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但毛知法犯法，胡作非为，罗织构陷，以言入罪。是可忍，孰不可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