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星转自新京报网
数字可以给言辞以相当大的力量──改变政策进而改变世界的力量。
——联合国《1970-1990年世界妇女状况》
9月22日，国新办发布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介绍了20年来中国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更多新闻，请关注新京报微信号：bjnews_xjb)
白皮书的一些数据描述出一幅美好图景：大学里女生多于男生，互联网创业女性多于男性，2013年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录用公务员女性近半，女性在企业高管人员中占一定比例。
但在肯定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女性仍然面临着的很多难题：在独生子女政策下，选择性堕胎等行为导致了115.88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每出生百名女婴相对的出生男婴数);大学招生中一些专业严格限制招收女生，或者干脆不招;超过72%的女性明显觉得“因为性别而得不到聘用或提拔”……
1.2008年1092名女婴“失踪”
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年初公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即每100名出生女婴对应115.88名出生男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1982年为108.47，1990年为111.14，2000年为116.86，2004年达到121.18。而从2008年至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依次分别为120.56、119.45、117.94、117.78、117.70、117.60、115.88。
《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对发展非常重要》中关于女性“失踪”的数据揭示了我国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报告称，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女童和女性死亡的原因不同。那些在出生时消失的女孩子反映了家庭中明确的性别歧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儿子有强烈的偏好，同是也是由于生育率下降，而现代技术使父母可以在孩子出生前就知道其性别。这在中国尤其突出。
虽然婴幼儿时期女童的死亡不能仅由人们对儿子的偏好来解释，不过对女孩的歧视可能加剧了这一问题。与其说这一时期的死亡是歧视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不良的制度迫使家庭没有更好的选择。
2.七成以上文盲是女性
根据白皮书，2014年，初中和高中在校生中的女生比例分别为46.7%和50%;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和硕士研究生在校生中的女生比例分别为52.1%和51.6%，博士研究生在校生中的女生比例增至36.9%。白皮书指出，我国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性别差距缩小。
但从2010年15岁以上文盲人口性别构成来看，全国范围内女性占73.84%，远高于男性的26.16%。
3.24.7%女大学生求职中遭遇过不平等
据《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2013年，全国女性就业人数为34640万，占就业总数的45%，男性占55%，两者从比例来说差距不明显，但若以数字来体现，在总数76977万的就业人口中，男性就业数为42338万，比女性就业人数多约7698万。
而据2012《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显示，2010年女性就业人口3.51亿，占就业人口的45.9%，男性就业人口有4.13亿，占54.1%，女性比男性少6200万人。与白皮书的数据对照不难发现，2013年男性就业人口比例相比2010年上涨了0.9%，在以亿计的就业人口基数下，这一增幅的背后是上千万的数字。
此外，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女性在就业方面遭遇过性别歧视的占10.0%，男性仅为4.5%;在有求职经历的女大学生中，24.7%曾经遭遇过不平等对待。
4.高收入组女性仅占三成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显示，近年来中国在业女性的经济收入有了较大增长，但与男性相比收入差距明显，具体表现在：女性在业者的劳动收入多集中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组。
2010年，在城乡低收入组中，女性分别占59.8%和65.7%，比男性高19.6和31.4个百分点;在城乡高收入组中，女性仅占30.9%和24.4%，均明显低于男性。
5.无地女性比男性多9.1%
土地是农村妇女重要的生产资源和基本生活保障。2010年，没有土地的农村妇女占21.0%，比男性高9.1个百分点，比2000年增加了11.8个百分点。
其中，因婚姻变动而失去土地的占27.7%，男性仅为3.7%;因征用流转等原因失去土地的占27.9%(其中，获得了补偿等收益的占87.9%，未能获得的占12.1%，比男性高1.9个百分点)。调查显示了在城市化、现代化和承包土地分配、流转的过程中，农村妇女的失地和土地收益问题突出。
6.“家务负担重”是女领导少的主要原因
女性在各级领导岗位上任职的比例偏低，担任正职的女性更少。即便是在社会组织中，女性担任高层和中层的比例也低于男性。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高层人才所在单位，一把手是男性的占80.5%，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中没有女性的占20.4%。
对各级领导岗位上女性数量相对较少的主要原因，排在第一位的是“女性家务负担重”，其次是“对女性培养、选拔不力”和“社会对女性有偏见”。充分揭示出传统性别分工、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社会文化偏见对妇女参政的深刻影响。
7.全国人大女性代表不足三成
人民代表大会是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最重要的领域。国际上，通常把女议员的人数和比例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上男女平等进程的重要考核指标。
白皮书显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女代表比例为23.4%，比20年前提高2.4个百分点;2013年村委会成员中的女性比例为22.7%，比2000年提高7个百分点;居委会成员中的女性比例达到48.4%。
但从总体来看，中国妇女参政程度仍然较低。一方面，女官员正职少、副职多，且多在教科文卫部门;另一方面，女干部在基层的比例也不是很高，妇女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也不强，这与广大妇女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不不协调。
8.女性是自己的最大敌人
值得“警惕”的是，对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和性别不平等观念的认同程度有所回升。2010年，有54.8%的女性和61.6%的男性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观点，与2000年相比，分别高了7.7和4.4个百分点。对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有44.4%的人表示认同，男女两性对此认同的比例分别回升了10.5和10.7个百分点。
中国民主党中国女权问题观察员 宋晓星
2020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