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关于毛泽东的很多神话都已经破灭，但是，有一个神话人们却一直很少去深究，这就是关于所谓“战略部署”的神话。李慎之说：“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正如陈毅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诗里所说‘从来能兵观远略，于今筹划赖雄才’，他就是这样一位罕见的善于筹划远略的雄才。”文革时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度被渲染得神乎其神，成了一种神秘主义的政治巫术，各派“群众组织”一个个似占星术士一般，竞相以参悟、领会毛的“战略部署”为能事。如果“战略部署”指的只是暂时不便公开或不便由毛本人亲自公开的整人阴谋，毛泽东确实一向不缺，但如果是指一套系统完整的、既定不变的、高瞻远瞩的政治行动总方案，谋定而后动，按部以就班，那么，将这个词组用在毛泽东身上恐怕就有些言过其实了。毛泽东何曾有过这样一套高深莫测的“战略部署”？如果有的话，难道饿死四千万人也在大跃进的“战略部署”之内？难道庐山会议的临时变卦、接班人的十年三变、林彪叛逃、邓小平翻案、华国锋逮江青也都在他的既定“战略部署”之内？如果这些都在其内，他的“战略部署”未免太离谱，如果都不在其内，那他的“战略部署”又岂不是太弱智、太短视？
具体到反右运动，欲解开“两个毛泽东”之谜，恐怕也得先破除“战略部署”的迷信。以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信息，很难认定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在整风、鸣放之前已经有一套明确、既定的“战略部署”。
第一，麦克法夸尔所说的“自由化”、“民主化”显然不是毛泽东的长远规划。说“显然不是”，是因为这与毛、与中共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完全不搭界。以毛而言，他确实在40年代曾赞赏过西方式民主，但终其一生，他从未想过要把西方式民主理念“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长期浸淫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组织与政治氛围中，加之中国专制王朝的政治传统已沁骨入髓，在他心里，即使偶尔冒出一丝“自由化”的思想火花，也注定只会昙花一现。早在江西苏区时毛就主持过骇人听闻的“反AB团”，延安整风时又曾马不停蹄地“抓特务”、“审干”、“抢救运动”、杀王实味，而就在提出“双百方针”前不到一年的时候，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亲自操刀，发起了党内肃反和“反胡风运动”。无论如何，毛身上的朱元璋+斯大林基因绝对压倒李世民+“自由化”基因。
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毛泽东在1956至1957年初的那一段时间确实有过一些另类的“自由化”设想。因为斯大林主义的声名狼藉使毛不得不丢弃“中国的斯大林”这一顶桂冠，同时，他认识到在英国、美国、法国的制度下不会出现斯大林那样的错误，这也就使他有了改弦更张、走出苏联模式、超越苏联经验的冲动。毛泽东急于向中国、向社会主义阵营、向全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毛泽东绝不是另一个斯大林，他与斯大林完全不同，他比斯大林开明、宽厚、仁慈、民主得多！因此，与其象麦克法夸尔那样将毛在反右前的一系列开明表现视为一种“自由化”的政治取向，不如将其视为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一种应变反应。这种反应是暂时的和缺乏根基的，与毛的一贯言行和中共的政治传统是不大协调的。当然，它们与“战略部署”的关系不大，而政治机会主义的成分要更多一些。
第二，“引蛇出洞”的阴谋或“阳谋”也不是毛泽东既定不变的“战略部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毛刚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他不会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如前所述，此时的毛泽东乃是以自我区别于斯大林为第一要务。可以想见，那一年里毛泽东备感压抑，苏共二十大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大反个人崇拜，中共党内“反冒进”，中共八大党章删除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被迫接受退居二线的方案，这些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到了波匈事变之后，毛泽东这才大舒了一口气。因为东欧的事态迫使苏联出兵镇压，迫使赫鲁晓夫终止“解冻”，在毛泽东看来，这就证明苏联和赫鲁晓夫错了，也证明国内那些反个人崇拜、反冒进、反毛泽东思想的人通通错了。所以，波匈事件“是好事”（毛泽东此后多达数十次说到波匈事件“是好事”），它们的发生给毛泽东提供了整风的理由和契机（关于波匈事件的原因，毛、周与刘、彭的看法确实是有明显分歧的，毛、周认为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使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刘、彭认为是帝国主义的渗透和挑拨所致）。而所谓“整风”，了解延安整风的人都知道，整风就是统一思想、驯化组织、突出领袖、震慑群众，就是为了确立一个唯一“一贯正确”的思想、路线和领袖（而其他所有的人都有错误），说穿了，整风运动就是个人崇拜运动。整“三风”也好，除“三害”也罢，不过是整风的由头和借口。此时，毛的真正动机应该是出一出苏共二十大以来憋在心头的那一口恶气，恢复被秘密报告所中断的个人崇拜势头。以此推断，他的整风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那些反个人崇拜和反冒进的势力（如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刘少奇、彭德怀、彭真等人和积极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前者为主，后者为次），是当权派，而不是有职无权的民主党派和无职无权的知识分子。毛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这里说的很清楚，“蚂蚁出洞”主要是指那些跟在赫鲁晓夫后面大反个人崇拜的“党内的动摇分子”，指的是当权派，而党内外的右派知识分子似乎尚不值得毛泽东大费周张。
然而，整风演变成了反右，“引蚂蚁出洞”变成了“引蛇出洞”。这是“战略部署”的调整还是政治机会主义的随机应变呢？后者的可能性大概要更大一些。毛泽东确实错估了形势，他既错估了党内形势，也错估了党外形势。首先，党内的压力之大超过了毛的预料，尽管延安整风的经验被吹上了天，但党内其实人人皆知，整风必整人，最糟糕的是，整风的方式很奇特，它需要人人过关、个个挨整，唯有那位“一贯正确”的人可以例外。所以，大家虽然嘴上不敢说反对整风，但实际上整风在党内高层和基层普遍不受欢迎。其次，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鸣放方向也完全不对毛的胃口，当年的知识阶层大体上还是以“旧知识分子”为主，他们与文革时期的大中学生截然不同，他们更喜欢赫鲁晓夫远胜过喜欢斯大林，指望由他们来帮助毛扭转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来的党内形势，毛泽东无疑选错了对象。这样一来，毛不得不有所改变：将官僚系统对整风的怒火烧向帮助整风的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的群体苦难去安抚在整风中受到了惊吓的中共官僚系统，这就成了毛泽东收拾局面的不二选择。当然，不论整风的结果如何，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也注定是在劫难逃的——整风整得好，他们将会成为陪葬品，整得不好，他们就成了孤独的牺牲品。延安整风时这一幕就已经上演过，当时，毛泽东也大张旗鼓动员普通的知识分子党员帮助高级干部整风，最后，却让说了实话的王实味送了命，更“暴露”出来一大批的“托派”和遍地的“特务”。在毛泽东的整风运动和一切其他的毛式政治运动中，为了削弱一个当权派，总是要牺牲掉千万个小权派和无权派。延安整风、反右、文革莫不如此，因为这正是毛式“群众运动”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
那么，如果说“自由化”和“引蛇出洞”都不是毛发动鸣放、整风和反右的既定“战略部署”，他是否还有其他深谋远虑的“战略部署”呢？要说有，也勉强有的，比如，他想当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领袖，想让“马恩列斯毛”的排列顺序成为公认的社会主义正宗“道统”。而要当得成这世界领袖，就必须有一套比赫鲁晓夫更高明的理论、更英明的政策，必须创造出比苏联模式更优越的体制、更伟大的成就或更高的发展速度，于是，他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全新理论，要实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全新实践，要创造“大跃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间奇迹。但是，当世界领袖算得上是一个“战略部署”吗？任何一个乞丐都难免会有当百万富翁的梦想，却未必所有的乞丐也都是战略家吧。
纵观毛的一生，除了对权力的痴迷终生不改之外，他其实是多变且善变的。他的权谋很多，但战略很少。权谋以变化为特征，而战略则以稳定为特征。
如果我们抛弃“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神话，毛泽东在反右期间前后矛盾的表现将会更容易得到解释。1956年初，毛泽东本来是兴高采烈、志得意满的，因为大多数人预计要十到十五年才能完成的农村合作化和城市国有化迅猛展开、大局已定，“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形势有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的胜利已经有了很大的把握”。而在这个过程中，毛个人的冒进倾向是提前发生这些“根本变化”的关键原因。在毛泽东看来，大展宏图的时候已经到了，他个人获得更大的权威、更高的尊荣的时候已经到了。不难想象，在这种时候冒出来一份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其后中共的反个人崇拜、反冒进和八大的“反毛泽东思想”，这让毛有多么反感、多么压抑。他不得不适应这一“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当波匈事件发生之后，自以为有机可乘的毛产生了改变气候的强烈愿望。毛的整风动机是企图扭转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党内局面应属无疑。而那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不大可能是毛的心腹大患，因为他一向就不大瞧得起文人学士，认为他们是一个没有独立性的寄生阶层，如今他们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又已经被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是翻不起大浪来的。早在苏共二十大之前的1955年下半年，当“社会主义改造”大局已定不可逆转的时候，毛泽东大概就已经认定失去了独立经济基础的“旧知识分子”已不足为虑了（这是1956年1月提出新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原因）。而毛泽东之选定知识分子为鸣放整风的主体则是阴差阳错的结果。
毛擅长打平反牌，擅长联合弱势攻击强势，他或许以为，一直受思想改造之苦的知识分子忽蒙重用，必将会对他感激涕零、甘为前驱。毛泽东的惯用手法是政治局里搞不定就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高层有事搞不定就发动中下层来解决，党内有事搞不定就发动群众搞运动，1957年他试图利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他出气，自然也符合他的权力斗争惯例。当然，对于整风的进程、鸣放的后果，毛泽东并不明确。对于整风整到什么程度、鸣放放到什么地步，他也未曾有过确切的规划。一切只能以是否有利于毛的权威与尊荣为依据。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发现“两个毛泽东”是相互交叉和重叠的，毛有时正说两句，有时又反说两句，在党内一个说法，在党外又一个说法。这些，无非是为他可能的“战略变化”留下伏笔，也恰恰说明他并没有形成一套既定的“战略部署”。
关于反右期间“两个毛泽东”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毛泽东只有一个，但他是一个多变的、善变的毛泽东，是一个奉行政治机会主义、擅长权谋的毛泽东，是一个习惯于制造乱局并乱中取胜的毛泽东。 (博讯记者：蔡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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