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敏转自voa
2020年9月18日 06:56
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一份最新报告说，中国对国际人权体系的影响（ 损害）已经超越了中国国界，中国正在试图一步步攻击和侵蚀国际人权体系。
在联合国阻止对中共侵犯人权行为进行独立调查和封堵批评之声
虽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欧中峰会上表态，同意让欧盟成员国驻华外交人员就人权议题访问新疆，但是，他同时又表示，欧盟自身存在人权问题，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反对搞“双重标准”。
欧盟人员能否有独立权限访问新疆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指责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甚至操控联合国现有程序阻止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独立调查，封堵批评的声音，却是中共的一贯做法，也是中共在联合国的一项重要目标。
到目前为止，中国成功地阻止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其他成员国提出的对新疆问题进行独立调查的要求。
2020年2月27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再次呼吁让联合国先遣小组依照惯例“自由访问”，以便预先安排她本人访华行程，对中国人权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中国虽发出邀请，但没有独立访问权限。人权理事会尚未采取任何正式行动解决新疆人权侵犯问题。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苏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在9月14日发表的题为《中国对全球人权体系的影响》的最新报告中指出，通常情况下，就新疆人权被侵犯的严重程度而言，这样的案例早就应该进入问责程序，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到目前为止，持续了三年之久的新疆人权问题至今在联合国依然进展甚微。
2019年 7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1届会议上，包括德国和瑞士在内的25个人权理事会成员联名写信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联合敦促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允许独立观察员进入新疆调查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是，在中国的运作下，不久之后，包括俄罗斯和古巴在内的37国联名写信，赞扬中国在人权领域的“显著成就”。
同年10月底，联合国大会负责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事务的第三委员会向会员国汇报例行工作并审议人权问题。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卡伦·皮尔斯在委员会上代表23个国家宣读了有关新疆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国再次联合54个国家进行反驳。
在香港问题上，中国的处理方法也是如出一辙。2020年6月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英国代表27国发言，称中国在香港设立国家安全法破坏“一国两制”，“明显影响人权”，在当天的会议上，古巴代表53个国家作共同发言，支持香港国安法。
人权观察的《2020世界人权报告》说，中国对联合国的施压已经达到最高层--联合国秘书长。报告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不愿公开要求北京停止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留，反而对北京的经济实力和“一带一路“倡议赞誉有加” 。
除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封堵批评中国的声音，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使团还多次骚扰前往联合国参加人权会议，试图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中国境内外的维权人士。
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坤·艾沙（ Dulkon Isa）在日内瓦参加人权会议时，就多次遭到中国使团官员的干扰和跟踪。
他告诉美国之音说： “1999年以来，我一直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会议。我时不时地会看到，也有一些证据，中国使团、中国政府试图向联合国秘书处、人权理事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阻止我参加会议，不要批准我的申请。即使当我在联合国时，有的时候，中国人也会在喝咖啡休息时间或开会期间给我录制视频录像。一直以来，都会有中国人跟随我并监视我。 ”
由于联合国中国籍官员的干预，2017年和2018年，艾沙以NGO身份获准出席有关联合国原住民议题的会议，遭到联合国警察的驱逐。
2013年9月14日，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准备自费前往日内瓦参加人权活动，在北京首都机场出关时被警方带走秘密关押， 半年后， 曹顺利在关押中死亡。
阻止联合国对其他国家政府侵犯人权的做法进行调查
人权观察的理查森在报告中说，在联合国，中共当局不仅操控现有程序阻止联合国对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审视，还帮助其他政府达到同样的目的。
人权观察《2020年世界人权报告》中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报告说，由于担心世界其他地方“实现人权的先例可能回过头来束缚他们” ，中国的统治者利用自己的声量、影响力、有时甚至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采取行动保护世界上最受迫害的人民。
缅甸的罗兴亚危机已经持续数年， 中国一再袒护缅甸军政府使其不受国际社会的监督。2018年8月，尽管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已经建议对缅甸军方高层涉嫌种族灭绝罪进行侦查起诉，北京仍明确表示绝不容忍对缅甸施压。
2019年9月，三百万叙利亚平民面对俄罗斯和叙利亚军机无区别轰炸，中国却加入俄罗斯以否决权阻止安理会提出停火要求。
近年来，中国曾经反对谴责缅甸、叙利亚、伊朗、菲律宾、布隆迪、委内瑞拉、尼加拉瓜、也门、厄立特里亚和白罗斯侵犯人权的决议。
“颠覆”联合国的人权定义
重新定义人权，为人权重新设定标准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另一项目标。
人权记录劣迹斑斑的中国，自2006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之时，一次一次寻求占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席位。 今年10月，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再次改选，中国有可能再次当选。另外，中国还是多个联合国人权条约的缔约国。
克劳蒂娅·罗塞特（Claudia Rosett）是独立女性论坛的外交政策研究员，也是美国哈德逊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她这样解释中国的动机： “因为当你坐在人权理事会的席位上时，你可以歪曲谈论人权的条款。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有用的席位，实际上，你也看到他们正是这么做的。他们做的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式的，重新定义我们所谈论的人权。不幸的是，他们身边有伙伴，例如俄罗斯和古巴，和他们一起这么做。”
目前，中国在联合国的人权标准中加入“中国的注脚”的努力在中国的威权盟友们的帮助下，在联合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到目前为止，北京已经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三个与人权相关的决议，这些决议中加入了中国的人权标准。
根据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人权的基本含义包括人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不受奴役、酷刑，保有言论自由和财产等权利，人权是普遍的，是不可剥夺的。
根据中国2019年公布的人权发展白皮书，生存权、发展权才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发展是实现人权的先决条件；中国还认为，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必须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另外，北京还认为集体权利高于个人权利。
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这样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有关人权定义的问题在于 “ 把联合国的人权法当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忽视了国家保护个人权益的责任，同时将基本人权变成可以讨论和妥协的问题，并且阻止公民社会在维护人权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中国将发展置于基本人权之上的定义， 理查森这样反驳： “全世界都有一种强烈的共识，那就是，当所有权利得到尊重时，最佳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才可以实现。人们需要参与该开发的决策。例如，弱势社区不受发展的损害，企业按照企业和人权的指导原则经营。政府或国有企业不能说我要在这里铺路，而且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因此，国际人权法就要接受，这是错误的。”
利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推进无视人权的发展观
中国不仅在联合国颠覆了人权的定义，同时还通过自己的“一带一路”项目和“亚投行”等政策工具实践这样的理念。
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说：“这种无视人权的发展以前只是发生在中国国内，但是，现在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的工具已经在全球展开。” 理查森认为，中国的操作方法通常会导致“受益国”的威权体制得到强化。以“无条件”贷款闻名的“一带一路”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权和环境标准。
中国与柬埔寨最大水电合作项目的华能桑河二级水电站和几内亚的苏阿皮蒂大坝就是例子。
根据理查森的报告，因工程项目受损害的民众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表达意见。为了修建两个大坝，当地数以千计的村民被迫搬离自己世代生活的故土和农田，失去了生计来源，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部分项目通过台面下的交易达成协议，成为贪腐温床。有时，它们让统治菁英从中得利又巩固权力，却让民众背负沉重的债务。
与此同时，报告认为，由于其他投资方经常缺席，“一带一路”为中国争得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友谊，尽管中国以各种欺骗手段将成本转嫁到它声称要援助的国家。
报告说，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政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受益者，他在访问北京时对新疆穆斯林的遭遇一言不发，该国外交官则对“中国照顾国内穆斯林公民的努力”表达无以复加的赞赏。
同样的，喀麦隆获得中国免除巨额债务之后，随即发言谄媚北京：谈到新疆，它赞扬北京“充分维护少数民族行使合法权利”，包括“正常的宗教活动和信仰。”
报告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官方发展银行，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表现也类似。虽然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但缺乏必要的人权保障措施。
全球审查，威胁全球的言论自由
中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和审查在中国国内已是臭名昭著，但是，理查森的报告说，中国并不满足这样的现状，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当局试图限制世界其他地方对中国的批评，确保中国的观点被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接受。
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都有亲北京学生企图阻挠有关香港、新疆或西藏人权问题的校园活动。或者有些中国学生很想参加有关国内禁忌话题的校园辩论，但因为担心被人向中国当局举报而却步。
中国当局还经常威胁海外异议人士的国内亲属，逼迫他们停止批评保持沉默。现居墨尔本的90后Zoo曾经告诉美国之音，因为发推嘲讽习近平，她的父亲多次被叫到当地的警察局“喝茶”。父母要她回国自首，别当“卖国贼”、“丧家犬”。
随着中国技术向海外扩展，中国的审查制度也延伸到全球平台。
今年6月，总部设在加州的视讯平台Zoom公司承认，中国政府5月和6月初通知并要求Zoom对在其平台上举行的纪念六四事件31周年的活动采取行动。
在中国和海外华人圈广泛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也会审查政治信息，并可基于政治理由封锁帐户，即使用户位于中国境外也一样。
2017年9月，加拿大国会议员关慧贞（Jenny Kwan）曾就香港雨伞运动发表声明，称赞香港年轻人“为坚持理念和改良社会而挺身奋战。”这项声明或任何相关内容现在都已彻底消失在微信上。
另外，北京还充分利用限制企业的市场准入，将审查制度扩大到国外评论者。
2019年10月，美国职业篮球联赛队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雷尔·莫雷在社交媒体上上传支持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抗议运动的图片，之后，中国篮球协会表示决定暂停与火箭队的交流合作事宜。
因言论自由，甚至部分员工的言论自由遭到中国威胁，继而自我审查的外国公司的名单很长。2019年，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威胁要解雇支持或参与香港民主抗争的员工。2018年，万豪酒店开除一名社交媒体账号管理员，因为他在推特上对一则称赞该公司将西藏视为国家的推文点赞，该公司并保证“不再发生这种错误。”
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好莱坞电影为避免中国敏感内容而自我审查的例子比比皆是。在1986年《壮志凌云》的最新续集中，台湾国旗从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的飞行员夹克上消失。
9月11日，在中国院线上演的好莱坞电影《花木兰》也被认为为了中国的“钱袋子” ，不得不屈服于中国的审查标准，迎合中国“正能量”的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