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早在1956年，我就知道沈沉。那时，沈沉刚从部队复员回来，被分派在温州市文化馆，搞民间曲艺(戏曲、鼓词、说书、唱道情等)方面的工作。他大概是单身汉一个，才住宿在文化馆的阁楼上。不知是平常晚上熬夜时间太多呢，还是习惯于睡懒觉，当我多次去文化馆时(上午)，常见馆里有人站在楼梯下，抬头喊着：“沈沉……沈沉……，都11点钟了，还不起床呀？”或者
喊：“沈沉呀，快起床嘛，有人找你呐！……”。因而，使我注意到这个叫沈沉的“懒汉”——中等身材，阔额、疏发，凤尾眼、高鼻梁，发音有点“短舌头”(舔口腔)。一看，便让人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绝顶的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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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搞美术工作，到文化馆都是找奚立进等人，故同沈沉没有交往。那时，我们这些“小知”都很自负，即便是面对面碰见，亦互相不打招呼的。但是，沈沉这人之所以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由于他的乒乓球艺超群。虽然说，我也是乒乓球运动的爱好者，可我，还不是他的对手。
潮落潮诵，风云突变……。谁也没想到，我们竟然都被1957年的政治风暴，席卷而去！并且，一晃就是20余年；当再见之时，沈沉已是耳鬓添霜之人！其实，沈沉此时只有40多岁，不知是他多愁善感所致呢，还是生理遗传基因之故，他的头发已经是黑白掺半——远看去，一团暗灰色，像老头一个。重见之际，我都不敢认他了！……
沈沉所在的劳改中队——缸窑场院队，距离我所在的梨园，大约有10多华里，由于乡间道路弯弯曲曲，步行须一个多小时，才能抵达。他被编在中队的杂务组，搞值班室里的统计、调度之类的事务，故无须参与体力劳动。这说明，此时的沈沉，能得到中队干部的“信任”与“重用”。但尽管如此，他却迟迟摘不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身处外地的温州人，似乎特别注重乡情，即使是刑满留场人员，亦不例外。所以，一般在休息天，他们常有来往走动。同时，也讲究吃吃喝喝——我们去，他们请客；他们来，我们请客。席间，免不了要喝点酒，于是谈兴更浓。但由于，当时极左政治气氛太严重与留场“就业”的环境太恶劣，故而大家在闲聊话语上，因长期养成留有余地的“习惯”，都不会直言无忌，一吐为快的，尤其在3人以上的场合，说话更为谨慎。而沈沉，因星期天要留守在中队值班室，平常很少外出，所以我们往来不是很多。再说他与我，均经历了太相似的严酷磨难——“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 ”，遭受钉脚镣、带手铐、关禁闭……。所以，我们即便谈及政治问题，亦都像打擦边球那样，一点而过。随之，相对微笑着心照不宣地点头……。这种通常无言的沟通，却很能增加相互了解与信赖，也增进了一定程度的友谊。
就凭着这种有限的友谊与信任，沈沉一次伴同一位依着考究的中年女子，前来看望我。经沈沉介绍才知道，这位名叫曼丽的女士，是沈沉母亲的干女儿。他们俩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曾两情相悦，若不是沈沉后来被判刑劳改，他俩早应成为夫妻。…… 40来岁仍旧漂亮的曼丽，却不幸中年丧夫。但她的这种不幸，反而促使他们俩重萌旧情。现在，两人已是情人关系；这一次，就是为了争取落实沈沉的户籍，她才特地专程前来交涉——请求(暗中送了不少礼品)缸窑队部，同意在他们婚后，让沈沉落实回家。然而队部最终发话说：先让沈沉争取摘帽，然后让其回家。这即是说，收了礼品却不答应。无可奈何，曼丽只能背地里以咒骂出气！……
为了劝慰他们，我亦诉说道：我年迈多病(咯血)的母亲，为了恳求允许让她儿子落实回家侍养她，先后多次于晚间，给派出所户籍警员送了不少的鸡蛋与高档牡丹牌香烟。因此，当地的落实证明是开具出来了，可是农场这里，却一直压着不予批准……。我母亲哪里知道她的儿子，是被浙江省公安厅内定为“终生留场改造”的对象……。 曼丽听了，愁眉不展地瞅着沈沉，深深叹息道：“看来像你们这种人，……开后门是没用的！本来，我还打算回去再想办法……，可是，哪能把钱都打水漂了！”对此，沈沉只是苦笑不语……。
那天午饭之后，我陪着沈沉一起，把曼丽女士送到蒋堂车站……。此后不久，我被调到安吉县南湖林场，这里，人称“浙江北大荒”。于是，我同沈沉他们失去了联系。后来沈沉的户口落实情况，我就一直不得知晓了。但当时的情况，已足够说明，在中共11届3中全会之前，我们这些被内定为戴帽终生留场的“反革命分子”，想要落实回家，几乎比豋天更艰难！
1979年的春节过后，我终于等来了摘帽落实回家的一天。我骑着刚买来不久的杂牌自行车，经宜兴、无锡、苏州、湖州，游山玩水地绕着太湖兜了个大半圈，抵达杭州之后才搭乘运货便车回温州。回家后，我很快打听到了沈沉的信息——他摘了右派帽子之后又获改正，接着又获彻底平反。于是，重新回到温州市文化局的群众艺术馆(即原先的文化馆)，并重操他的老本行，即负责民间曲艺方面的管理工作。此时的曼丽女士，亦早已成为沈沉夫人；而沈沉回温之后，就落户在她家里。如此，沈沉可谓是“官复原职”与“衣锦还乡”啦。
我们归来自见面之后，他夫妻俩多次来我家做客；而我去他们家看望的次数更多。 因为，当时我只要拿到民刊，几乎都要转给沈沉看，而他对于各地民刊，亦颇感兴趣。 有时，他看过之后还急着想看更多的，就抽空送回来，再要去未曾看过的以先读为快。 我们碰面时，自然免不了要谈论西单民主墙与各地民刊等活动情况。我们此时的交谈， 再无原先那种顾忌，可谓是畅所欲言，但争论亦不少……。
由于我的学历太低，又加上长期坐牢而荒废日久，故在与他交谈中，常常是“错别字”连连！这时，沈沉他就会笑着替我纠正。比如，“擅自”，可我会脱口唸成“坛自”；“蜕化”会唸为“脱化”，如此等等。所以，对我语文水准的恢复与提高，当数沈沉的帮助最多。…… 记得1981年4月初，我从广州、重庆等地带回来的一些民刊，如阵尔晋的《叉路口社会主义》、《争鸣》、《童音》等，都及时转给沈沉先看。当然，亦向他畅谈了2个月来在各地的见闻，谈了对王希哲等各地友人的印象，也谈及中共中央9号文件下达之后危急情势，并托付他，出现万一情况下，定要保存好手头的刊物……。
不想，仅一个多星期之后的4月14日，我于上班时间被诱捕，一去4个半月。…… 于当年8月31日，我在杭州米市巷省公安厅看守所那里，被宣布免于处理，并立即被接返温州。过后不久，我急着去了沈沉家里，想看望他并彼此叙一叙数月来的情况。可是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们夫妻俩居然闹得分手了！曼丽向我哭诉说：“沈沉……这人现在全变了，不再是落难时候的他了！他嫌我子女多，犯不着替我……”。之后她又告知说，他们现在，还只是分居，但不知他现在住在何处？所以，她想请我去沈沉母亲那里打听一下……。我答应了，可是我却找不到沈沉——他工作单位里的人说，老沈经常下乡蹲点，行踪不定……。而沈母那边，还不知他俩分居的事……。于是，我转着想：事已至此，反正现在没急事，待以后，总有机会见到他的。
大约是，过了半年之后的一天，我终于在基围山上(公园)偶然见到了沈沉。我高兴地向他打招呼，可他却拉下脸不大理睬的样子，这令我感到诧异不已！起先，还以为他是因同曼丽分居而怄气，接着才知道，原来他在责怪我“出卖了他”。面对沈沉的责备，让我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已了！于是忙着问他：“那些刊物还在吗？……”不想，他更生气地说：“我早已……交给市委宣传部了！……”这话，令我愕然：“这！……”
原来，在我被捕之后，文化局与公安局人员联手，多次上门找沈沉“谈话”，致使他敏感地知道，是因为同我交往的事情，因而断定是我出卖了他，否则怎么会找他呢？而其实，我却根本没有涉及沈沉一个字，因而还以为，一直把他保卫得好好的。于是我争辩道：“……在审讯中，根本没有提到你……这是怎么搞的？”当然，沈沉是绝顶聪明之人，况且他的经历、经验，都不比我少。故一听，再一看，就知道是错怪我了。可我在心里，却责怪他经不住吓唬，造成了本可避免的损失(丢失民刊)……。
后来我知道也不应该责怪沈沉。因为，在那种隔离状况下，他难免会认为，是我被逮之后“交代”了，不然，怎会……。这是彼此其实交往不深，又在未见到我之前的一时顺理成章的推断。其实，温州民运圈内早有“线人”，而我和此人就曾一起去过沈沉家……。 现在这个线人，不仅早已穿上“官服”，而且步步高升……。
说沈沉是温州才子，是名副其实的。他对于南昆、(据他说，昆曲有南北之分，江、浙两地是南方昆剧的发源地)永嘉瓯剧等颇有研究，以及关于乱弹、婺剧等地方剧种，均有较为深厚的学识，且懂古典诗词、牌曲。所以在温州，老前辈唐堤(王策岳父)、王锦新(王策父亲)等作古之后，大概未见出沈沉之右者？并且，沈沉在退休之前，经常下乡发掘民间传统曲艺，亦曾作出过可贵的努力。
沈沉未有高等学历，他是靠自身的才智与勤奋，自学成才的。他自从被改正、平反之后，常受聘上业余讲座授课；并为《温州日报》等报刊撰写杂文、时评与文艺评论，文字颇显个性。虽然在我看来，他被后极权时期现实政治状况所局限，不敢尽述己见，但几乎每篇论作的开篇，总会强劲如同程千岁之“三劈斧”，锐光闪闪，其言词透辟入里，颇有一仗可夺之势。但可惜的是，这种气势不能贯穿全文，往往是“老虎头，老鼠尾”，故令我读毕，不免丧气不己！这，亦不能太苛责他，不然的话，他的大作，岂能见之于党报乎？！
让我颇感滑稽的是，这沈沉老夫子为了表明心志，显示自己不甘心就此沉沦，后来他取了一个颇为醒目的笔名——沈不沉。这个于他像座右铭式的独特笔名，在外人觉得，颇为志气昂扬，够个性化的了。然而，它却着实令我笑弯了腰，连声曰：“理解，理解！”有一次，我还很含蓄地讥讽过他：“你可漂浮在浪尖上……，怎会沉到底呢？…… ”。他拱手道：“老弟，请多关照！别……”。 想来毫不奇怪，后极权时期的中国，遍地都是生长知识分子犬儒化的肥沃土壤。因此， 这时候在这里，盛产品种繁多的犬儒人物，是时代的必然所致。所以这个责任，主要应 由这个太不理想的时代来承担！请试想，比如若三面挂着机枪……，那么，求活命的人们，除了只能擁挤在一条通道上，还能怎样？……。
但是，沈沉是无辜的大难不死者，他不仅应有后福，他亦还要变着法门抗争。从前，他被打成右派，又被打成反革命，投入劳改营20余年。这期间，他在杭州的武林机械厂， 带镣铐，关禁闭，受够了磨难，可谓“九死一生”……。后来由于时势的变化，他终于熬出了头，终于是否极泰来。就这样一个苦难人，人们难道还有理由苛求他吗？难道还 应该予以理解吗？！做为朋友，我讥讽他，是出于善意的调侃逗乐，而不是为了苛求于他……
至于言及个人的家庭私生活，沈沉在留场期间，他和曼丽结为夫妻，这既是两人旧情复萌之甘果，亦是患难与共一场的前定姻缘。后来日久，因性格终不相投，经过几度“分了又合，合了又分”，最后协议离婚，理性地各奔前程——曼丽经商有方，终成富婆；沈沉专职文艺，事功有成。所以，这对于他们俩来说，都非憾事。甚为幸运的是，一位在温工作的上海大龄姑娘，芳名——咏梅。她于文艺工作交往中，被沈沉的知识与才气所倾倒，于是两人忘年相爱，有情人终成眷属。由于他俩深谙电脑知识，故而自老沈退休之后，开办了电脑培训班，且越办越红火；从而使家庭在经济上亦“更上一层楼”。
如今早已满头银发的沈沉——老沈、沈不沉，自从他再迁新居之后，屈指已数年未曾相见，故在此祝愿他康健、幸福！与此同时，却不知他老沈，对于今年的反右运动50周年纪念，以及全国性右派索赔签名活动——讨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正确说法，有何感想？抱何态度？念甚！
2007.3.9-10. 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家中
峨边沙坪劳教农场 铁流 （北京）
由于饥饿，由于折磨，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得很恶，成了一条条以食为目的豺狼。
一、峨边沙坪
峨边沙坪劳改农场位于成都西南300公里，这里一年四季气候恶劣，阴风怒号，霜剑冰刀，野兽横行。它前有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有800里莽莽的原始森林，一座天造地设的监狱。关押在这里的人，纵有双翅也逃不出这险恶的鬼门关。150多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西征至此，也未逾越此天险，闹过全军覆没，拆戟沉沙，留下累累白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