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答案是：毛泽东的“群众运动”之所以能够吸引“群众”，“群众”之所以自愿充当毛的政治帮凶，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便是因为所谓的“大民主”。
让我们先来看看毛的民主观。在毛泽东的政治辞典里，“专政”、“独裁”、“造反”、“暴力”、“崇拜”、“无法无天”往往都是褒义词，“自由”、“财产”、“人权”、“法治”则通常都是贬义词（因为它们大都与“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联系在一起）。而至于“民主”，在毛泽东那里，它似乎不好不坏，是个中性词。在毛看来，民主是手段、是方法，本身没有是非对错，但是，实行民主的人却有阶级之分、用民主去做的事也有好坏之别。在毛泽东的心中，无产阶级的民主与无产阶级的专政其实完全是一回事，即，只有当无产阶级拿起民主的大棒，去对其他的阶级实行专政的时候，这样的民主才称得上是最真、最好、最优越的民主。而这样的民主，当然不需要多党制、代议制、普选制，它只能是存在于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大民主”。所谓的“大民主”，就是一种离开了“群众运动”便不能立足、无处生存的“民主”，是一种只能通过“群众运动”的特定舞台和专用话语来表达的“民主”，是一种与“阶级斗争”合二为一的“民主”。
40年代的毛泽东也曾经堂而皇之大谈英美民主，50年代以后，他把西方民主贬得一钱不值。而在毛的晚年，他忽然又开始喜欢“民主”了。据他自己说，这是为了“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是为了“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是为了创建一种比“资产阶级民主”还要“高一百万倍”的社会主义“真民主”。毛所选择的“真民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
“大民主”这个词是由李慎之先生在1956年底发明的（李慎之就是毛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不点名批评的那“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之一），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后，毛立刻就抓住不放了。在波匈事件后将近一年的时间之内，毛先后有11次讲话都提到了“大民主”，几乎是逢会必讲。那时候，毛泽东还不是太喜欢“大民主”，但也不是特别讨厌“大民主”。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的是，李慎之“大民主”的原意是“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这样的“大民主”毛泽东当然不喜欢。但是毛有一个恶习，为了引出他自己的意见，他习惯于故意歪曲或者夸大他人的意见，他把李慎之所表述的“大民主”曲解成要“上街”、要“闹事”（此外他还有一些关于“大民主”的不太文雅的说法，比如“有屁让他放”、“有屎拉出来”）。毛泽东认为，“大民主”、“闹事”也并不可怕，他说：“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又说：“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
在李慎之的启发下，“毛泽东思想”大有长进，他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跟着就新鲜出炉了。毛自己的“大民主”理论也形成于反右运动的初期。在毛泽东看来，“大民主”也只是一种斗争的工具，所以，它非但不可怕，只要用得恰到好处，它甚至还能变得很可爱。毛泽东总结道，打内战斗蒋介石、土地改革斗地主、“三反”斗贪官、“五反”斗资产阶级，“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到了文革时代，“大民主”遇上大浩劫，终于变得超级可爱，派上了大用场、显示了大威力，从此名扬四海。
毛泽东“大民主”的主体就是反右前提出的“大鸣大放”，加上“大字报、大辩论”，合起来是“四大”，若再加上文革中成熟运用过的“大批判”、“大抄家”、“大串联”、“大武斗”等等，毛式“大民主”的基本内容也就比较完整了。
现在，我们可以来解答为什么“群众”甘于被毛驱使、乐于为虎作伥了。毛泽东看准了“群众”的弱点，“群众”需要组织、需要表达、需要参与、需要发泄，而在中共铁桶一般的专制统治之下，一切正常的民主参与渠道已经被完全堵塞，“民主”无论大、小，都成了奇货可居的稀缺资源。在饥不择食的情形之下，“群众”愿意被“大民主”所收买也就不足为奇了。“群众”一旦得到了官僚机构不能给予他们的“大民主”，他们必然会对提供给他们“大民主”的那个人感激涕零、千恩万谢。因为如果没有这“大民主”，不仅“群众”没有任何可供发挥的政治能量，甚至就连生存的余地都没有——“群众”原不过是极权制度下的一群分散的政治原子，连乌合之众也没有机会凑成，正是“大民主”才使得“群众”得以凝聚为“群众”。也就是说，除了按照“大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以“大民主”的方式服务于阶级斗争的“群众”，此外再无其他的“群众”。那么，这样的“群众”又岂能不向“群众”的缔造者俯首称臣呢？当刘邓剥夺了造反者集结为造反派的“大民主”权利而毛泽东慷慨给予他们这种权利，造反派能够不倾力回报于毛泽东吗？
我们可以将“大民主”看作是毛泽东和“群众”之间达成的一笔交易。在一个民主极度稀缺的专制社会里，只有毛泽东有权向他的人民兜售他的“大民主”，也只有毛泽东有足够的个人信誉保障这种“大民主”。尽管这“大民主”只能在特定的“群众运动”中、以特定的斗争方式才能兑现，然而，凭借其独家垄断地位，他轻而易举地造成了一个“大民主”的卖方市场，他不愁在有民主饥渴症的“群众”那里卖不出一个好价钱。这笔交易的开价是：我给你们“大民主”，你们帮我“大独裁”。对毛泽东来说，这当然是一笔稳赚不陪的无本生意：他以“大民主”为交换，换回来的不仅仅是可以克敌制胜的“群众运动”，就连“群众”本身，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身家性命也都成了毛在这笔交易中的额外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