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敏转自女权学论
07/10/2020CHINESEFEMINISM1时事评论
王政：（自我）审查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女权网络
王政
(Self-)Censorship and Chinese Feminist Networking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2020年7月10日
我的发言将从时空两个维度来考察女权运动与自我审查的关系。
时间框架：1989.6.4-2020.7.1
这个时间框架涵盖了从天安门事件到港版国安法的中国政治生态，也是我从89年开始有意识地从事女权主义活动31年的历程。当代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每一步都与这个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参与其中的人都有过出于各种原因的各种程度的自我审查，我的发言将对这个政治控制与自我审查的历程做个初步归纳。
空间维度：
在相同的时间框架中，我们又都处于不同的空间中，有海内外的不同，有国内各地区的不同，有体制内外的不同，有所处社会位置的不同，这些地理与社会位置空间的不同制约着我们在相同的历史（时间维度）进程中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关注、不同的女权行动方式和策略。所以，我的归纳必然仅仅表达我的具体空间位置的具体经历和关注。
一、回顾个人经历的自我审查
89年创立海外中华妇女学会是因为看到89.6.4.后国内社会活动空间完全封闭，觉得我们海外学子有发声空间和自由，应该组织起来；更因为与当时男性民运人士的近距离接触中看到他们依然是充满男权等级观念且缺乏自省的一群人，我觉得20世纪末的中国女权主义者不应再把男性知识分子奉为天然领导人，而应该发出独立的女权批判声音，作为参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改造的行动。当时尚没有读过晚清女权主义者何殷震对她同时代男性精英的犀利批判，但从历史研究和实践中认识到，清除中国的男权根基是推动中国政治民主的必不可缺的重要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成立这个组织，对我来说，就是要利用自己所处的空间优势来突破国内的政治束缚。
但这种清醒地拒绝政治控制的意识一旦换个空间场景就产生了变化。1993年我们妇女学会首次与天津师范大学合作举办历时两周的研讨会，我们的自我审查非常严重，因为不了解89.64后国内政治禁忌的程度。我自己就不敢直接涉及国内议题，仅是介绍美国女权运动历史和女权核心概念-社会性别。但在与国内学者和妇联干部交流中发现其实探讨空间很大，反而是我们这些在美国学习的留学生被自己的海外身份束缚了，怕自己说的内容不合时宜，被打成西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小心翼翼的。而当时参会的国内的妇女研究者们则毫无我们这种顾忌，反而是表达了对国际上各种女权主义思潮和理论发展的极大兴趣。这使我看到我们可以用翻译介绍为途径来拓展女权主义话语空间。同时我也开始反省自己预设的自我审查，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在不同的社会空间里突破政治禁忌的可行性。
在我个人行动上，我主要在两个方面有意识地突破禁忌，一，在国内各种公开场合坦然自豪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以个体行动来对抗主流话语对“女权主义”的污名化妖魔化。在当时我大概是最早“出柜”的女权主义者。国内同行一般称自己是妇女研究者或妇女工作干部。二，我和国内学者合作发起了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行动项目，因为认为高校可以是实现突破的体制空间，来传播女权主义学术和话语，来改造男权的知识生产机制和权力关系。
这儿要强调一点，在31年的时间段中，政治控制的程度变化起伏。93年我们学会能够开始与国内同行从事多项合作项目，是因为89以后突破国际封锁重返国际社会的需求使政府决定在中国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个联合国主办的大会还捎带了一个NGO Forum， 非政府组织论坛。这个大会和论坛是全球女权主义运作的结果，而中国体制内的女权主义者积极把握了这个历史契机，为中国民间妇女组织参与非政府论坛大造舆论，从而赢得了89之后中国NGO的政治合法性和开拓了民间组织发展的社会空间。在当时官方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妇女运动接轨”的主流口号中，我们这个海外女权组织才获得了在国内开展活动的空间。而我后来在国内推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发展的工作，也是因为世妇会后一段时间存在的政治空间才得以开展。
二、女权运动内部的自我审查
世妇会后第一个十年里的政治空间也是有限的。我很快从国内合作者那里了解了哪些是禁忌领域。不需要警察干预，体制内的女权主义活动组织者都知道界限在哪里，都主动自我审查把握好活动的边界。世妇会女权主义者获得了妇女NGO活动空间，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劳工运动、人权议题是禁忌。为了保护已经开辟出来的女权组织活动空间，组织者们基本上会自觉地不越雷池半步。我在与国内学者合作的初期是认同这类出于策略考虑的自我审查，因为了解开辟女权活动空间的不易，以及体制内生存的种种现实考虑。但一段时间观察以后，我看到了这类策略的局限性和对女权运动的负面效应。下面这些话是摘自我写作于2006-2007之间的对世妇会后十年中国女权NGO反思的文章：
若要批判性地审视中国女权NGO的活动，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国女权主义活动家们获得的成就，也有必要问什么议题被忽视了？与同时期各国女权主义凸显的关注点，如“多重压迫制度，”“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族裔、性向、等的交叉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女权主义论述中“阶级”概念和议题的缺失是十分醒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迅速流行，是以抹去作为分析框架的“阶级”概念为代价的。中国女权主义公开热情地拥抱“社会性别”之际，正是“阶级”一词成为新的政治禁忌的时刻。……
在后毛市场经济时代，在批判毛式的阶级定义之后，国家与精英知识分子共谋轻而易举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一同被抛弃的还有社会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主义原则。在过去20年里代之而起的是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和急剧的阶级分化。与此同时，国家对围绕阶级议题的任何自发组织行动严加监控打压。然而，镶嵌相交的阶级和社会性别等级权力关系导致了农村和城市中相当大的妇女群体的贫困化边缘化。在这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过去十年里“社会性别”概念的上升凸显折射的既是中国女权主义对敏感的“阶级”议题的回避，又是针对伴随资本主义极速发展而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形态所采取的倡导社会公正来对峙的一种策略手段。
从理论上说，对“社会性别”的重视可以包括阶级议题。女权主义项目大体上都是针对弱势的被边缘的妇女群体，包括下岗女工，打工妹，家政工等。但是因为缺乏对多重等级架构和不平等做批判性论述的自由空间，中国女权主义者就有被国家收编的危险。她们通过妇联得以在政府内起作用，她们在主流话语中把社会性别平等与现代化相连从而使女权话语具有合法性，这些运作的成功是因为大部分女权主义者清醒地在当下政治文化设定的许可范围内活动….. 自我审查是常态…..有时策略的谨慎很难同希冀被官方接纳的欲望区分开。
- Chapter 6 “Feminist Networks” in Reclaiming Chinese Society（PDF请参见王政个人网站）
上述文章是对世妇会后十年的审视。又过了10年后我看到，上一代女权主义策略考虑下所接受的被规范的活动范围逐渐成了许多青年女权主义者对何为女权主义的认知，似乎女权主义活动只能围绕争取妇女平等权利，而挑战批判男权主导的政治架构政治操作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制度似乎与女权无关。而这个现象正是政治禁忌的效应，也是中国女权自我审查的效应。我担心长久的政治捆绑会令实践者把禁忌作为常态来接受，把思考局限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在接受规训的过程中失去了质疑禁忌的能力和挑战规训的勇气。这种可能性是每一个女权主义者都需要提到理性的层面来清晰地梳理和自我剖析的，从而有能力来拒绝统治者对自己的精神缠足。中国女权几代人中都有清醒地拒绝被精神缠足的智者勇士，对她们我充满了深深的敬意，也因为她们的存在，使我对中国女权的未来始终抱有信心。
三、特殊的社会位置对突破禁忌的优势和劣势
由于我不是体制内的人，谋生方式也不在国内，所以我对于打破政治禁忌较少顾虑，除了需要考虑一项具体行动对国内合作者是否会有负面影响。在20多年的女权主义学术建构和培训师生的工作中，我选择国际女权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性文本来介绍对多重压迫制度剖析的分析框架，把社会性别分析置于具体的阶级、种族、族裔、性向等权力关系中，以及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而不是谈抽象的超越历史的本质主义的女性和男性。在我主持的研讨班和工作坊中，我主张创建无禁忌的学术空间，来学习女权主义的批判性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来探讨与中国社会政治相关的议题。当然，这些行动的目标是要在国内形成与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对峙的女权主义批判性话语，来建构新型的女权主义主体身份。
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是我女权主义行动的一部分。我的两部英文历史专著都是对中国女权主义丰富的历史遗产的挖掘，目的是建构起一份我们中国女权主义的家谱，使后继者从英勇智慧的前辈身上得到鼓舞、获取经验教训以及继往开来的动力和洞见。这些女权主义的历史知识也是对传统历史的突破和挑战。听说有些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要划分学院派和行动派。我不知道她们会把我划在哪一类里。在美国和中国我一直都在高校，而学院就是我从事女权主义行动的阵地。那些试图用“学院派”这个词来贬低从事女权主义知识生产和教学工作的年轻人，需要去读一些福柯关于知识生产的论述，来认识女权主义知识生产与女权主义社会文化改造工作的密切关系。中国青年女权主义者迫切需要学习批判性的分析框架，来识破主流意识形态制造的各种迷思，使自己能不被掌控，对自己和世界能有更清醒的认知和判断。
当然，学界也存在一些拿女权主义学术理论作为个人攀升社会阶梯的工具，而不关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所谓精英学者。这类人哪个国家都有，更何谈在胡萝卜加大棒的双重夹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群。 但我们不能用这些人去“代表”始终不懈地在女权主义学术和教学实践上埋头耕耘的学者们，因为她们的努力，女权主义学术理论才慢慢进入中国高校和学术圈，才使得21世纪的青年学子和我们相比，具有比我们年轻时多得多的批判性分析框架和比我们当年开阔的学术视野。
对于划分派别的做法，我还有另一层警觉：女权主义者不应用“othering” 的手段来提高自己贬低“他者”。女权主义运动是多样的人群参与的无中心无统一领导无“一尊”的社会运动，处于边缘的运动要发展，就有赖于每一个女权主义者尊重其他人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依各人的客观条件尽自己所能从事的多样实践。是每一个人的能动性创造的实践的作用总和才能使运动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力。在政治控制中缺乏公开交流渠道和互相沟通空间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对其他女权主义者做的努力往往是很少了解的，所以更要避免以自己的假设代替事实，在已经很严苛的政治大环境中再制造运动内部的紧张。
我的跨文化身份也会让我处于逆境。党国的政治风向在世妇会后的第二个十年里从“与国际接轨”转向了“警惕海外敌对势力。”在把一个又一个社会运动用同“海外敌对势力”勾结的罪名打压下去后，2017年这个政治大棒终于正式打向了女权主义。
当前，我们党正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他们抨击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我国实行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积极兜售西方的“女权主义”“女权至上”，有的打着所谓的“维权”“扶贫”“慈善”等旗号，直接插手我国妇女事务，企图在妇女领域寻找和打开缺口。
宋秀岩：把讲政治贯穿于妇联改革和工作全过程（人民网2017年05月19日14:28 来源：中国妇女报）
在我这个中国近现代历史学者看来，这个政治大棒和毛泽东时期的“阶级斗争”大棒毫无二致，只要政治权力需要，就可以把对方打成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叛徒内奸，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修正主义，里通外国，等等，大帽子不一而足，都是为了把自认为是威胁到自己权力的对手置于死地，与人民的福祉毫无关系。如今，因为我在美国高校工作，而我的女权知识生产文化改造行动则是在国内，于是我就会被归类为“海外敌对势力。”这是很可笑的。2018年我在国内一个公开演讲中专门分析了这个“海外敌对势力”折射的毛泽东阶级斗争模式，提醒我党不要重蹈覆辙。结果被在场的便衣警察举报了。有位女权同行说：人家就是想把你说成是海外敌对势力，你还要公开批评人家，人家当然生气了。我说我是以自己的历史专业知识来劝告党不要再犯历史错误呢。诸如此类可气可笑可悲的事实就是今天包括我这个身处海外的女权学者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我当然不会因为他们的错误而改变我对女权事业的投入。
其实这个话术首次用于女权主义是在2015年的女权五姐妹事件中，我当时就写过“何为国外势力”来揭露这种政治话语运作背后的含义。我所占据的空间位置和所具有的历史知识使得我能公开拒绝对女权主义的政治打压。我在此也呼吁各位关注中国女权发展的与会者，根据各人所处的空间许可的条件，来揭露和拒绝任何对女权主义的政治污名和构陷，不让自己成为当权者错误的受害者，更不让自己成为政治构陷的共谋者。
在今天国际局势急剧变动的情况下，我的海外位置会使我的话语运作更复杂化，但继续斗争则更有必要。
四、开辟跨国网络话语空间：以《女权学论》为例
面对日益压缩的政治空间和网络监控，海内外一群青年女权学者创建了一个网站《女权学论》。我认为这是女权主义者在任何逆境中都不屈服都积极开拓各种空间来推进我们的事业的一个例子。大家可以上去浏览，获取相关的学术资源，或者参与发声：https://chinesefeminism.org/
我的部分中文写作和英文著述的中译也发到这个网站与大家分享。
对国内的朋友们说明一下，这个网站在这次两会前开始需要翻墙登陆了，说明国内对网络的封锁进一步严苛。不过这种情况也许不会持续太久了。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需要许多这样的信息平台。我希望有更多的不畏惧监控不实行自我审查的女权主义网络平台出现，供大家分享资源，开展女权主义的批评，在网络空间中获得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