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敏转自女权学论

05/26/2020CHINESEFEMINISM1时事评论, 活动回顾

沈睿：中国的Metoo运动——答《外国文学动态》编辑问

问一：您如何看待中国的Metoo运动？

中国的Metoo运动如平地一声春雷，虽然仅限于高等教育院校和某些公益组织里，还没能广泛和深入地展开，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造成的。前些天我收到一本书《中国米兔志：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这本长达2600页的书，编辑是五六位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详细地记录了中国Metoo 运动的历史，功不可没。

中国Metoo 运动是受过国外教育并留在国外的年轻的中国女性开始的。一个地理位置在中国，也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女性是很难站出来讲诉自己的被欺负被骚扰被剥夺的故事 ，她缺乏政治力量，也没有文化氛围。中国社会里有很多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大多都是为男性和权力服务的。Metoo运动必须是由那些对潜规则公开说不的人开始，在中国的语境里你很难做到这个，你必须逃离了这个土壤才有可能站出来说你的故事，所以第一个爆发出来的故事就是定居于美国的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长江学者陈小武。

陈小武被处理的同时，在这些先站出来说me too的女性的带动下，中国大江南北高校里都有学生勇敢地站出来举报，真是一时烽火燎原，硝烟滚滚，当时有十三个大学学生举报老师。中国的各大学领导部门，一直处于被迫应付的状态，时有犹豫，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做好，很多时候都是先保护那些骚扰者一方，有些学校最后在证据面前，还是对被举报者进行了处理，但开始时，显然不是非常积极地支持被迫害者。中国大学当局处理这些骚扰者的出发点是“师德”，而不是师生权力平等， 也根本没有性别视角。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好几篇评论，虽然出发点是保护年轻人，但还是比较给力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Metoo运动在中国的权力体系里呈现相当复杂的状态。

总的来说，烽火燎原，硝烟滚滚，但取得的成效却是个体的，并没有在体制上取得根本性转变。舆论的讨论里，那些被举报的男教授似乎更有话语权，他们的发言，甚至厚颜无耻的自辨，都可能在网络上发表。本土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中，有的人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恐惧，有的人觉得这和他们没有关系，还有一些人害怕这把火下去殃及池鱼，涉及到自己身上，还有的根本不理解发生了什么。总的来说，本土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基本保持沉默，对这场文化运动几乎没有什么新鲜的可说。更甚之，一些男性知识分子不是首先同情受害者，而是首先考虑运动不要扩大化，伤害无辜。与所谓的伤害无辜相比，他们似乎立刻对受害者采取怀疑的立场。在这点上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本土男性知识分子的“土”——我说的“土”就是他们与男权传统站在一起，他们基本没有受到过女权主义理论的熏陶，一直生活在男权文化里，这就是“土”。

只有少数零星的男性知识分子站出来，比如，王五四（不知道是谁的化名）写网络文章批判中国男性；张千帆教授在《FT中文网》上发表支持metoo的文章，在国内男性知识分子集体沉默的情况下，张千帆教授的声音是罕见的。中国男性在国外的知识分子，比如诗人教授王敖就很不一样，他对另一个也是在国外的中国学者徐刚的讨伐，明白地显示了他的女权主义立场。

中国的Metoo运动于是有着鲜明的中国特征。2018年运动发展后则进入公益组织和个别媒体，这是因为中国的公益组织往往是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聚集的地方，年轻的女性们也更容易接受Metoo的思想和理论，她们能够站出来揭发公益组织里的性骚扰性侵害。同时媒体上包括央视也有受害者站出来，都是比较零星的，其他组织比如宗教北京龙泉寺揭发主持学诚的性骚扰等，是非常个别的。京东创始人刘强东被指控在美国对女学生强奸的事件，牵涉的问题更复杂，目前这个事件还在美国的法律程序中，这是一个权力、金钱、性侵错综复杂的事件。现在刘强东还在中国好好地，好像发毫未损，还有很多人支持他，你不能不感慨金钱的力量和中国男权社会对他的有形以及无形的支持。

中国的Metoo能不能深入下去，与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女性知识分子刘瑜质疑Metoo的文章，是2018年7月底发表的，是在Metoo烽火滚滚的时刻发表的，我认为她的有些观点不错，但完全发错了时间，发错了地点。她要求中国的Metoo 冷静下来，要走法律程序，她似乎不生活在中国，她的文章要是发表在美国这里，我到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在中国走法律程序去处理性骚扰性侵害问题？我们有多少法律保护受害者？我们的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同情受害者而不是指责受害者？

问二、您作为一位女性知识分子，是否从metoo 运动中获得受益和启发？抑或有反感之处？

中国的Metoo 运动让我非常敬佩，我也很为年轻的女权主义者们骄傲，我敬佩每一个站出来说Metoo的女性，因为这是非常不容易跨出的一步。Metoo 是需要个人勇气的运动。记得六七年前几位女权主义者在北京见面，大家谈起性骚扰，我谈我的所见所闻所经所历，一个年轻人说，为什么您不写出来？我犹豫地说，当事人都在，她们还要活下去，所以只能沉默。多年前我写我的朋友姚锦云的故事，其实她就是性骚扰的受害者，因为受到出租汽车队的领导的性骚扰而最后被逼得铤而走险。性骚扰导致的自杀在中国比比皆是，比如甘肃省庆阳市的19岁女生李奕奕的自杀。女性能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故事，对男权的控制和压迫说不，这是改变父权文化的运动，是需要个人勇气的。

年轻的一代很勇敢，也更有斗争的智慧，我写《走向女权主义》那篇长文的时候（2006年），感觉就是单枪匹马，通过个人的经验谈女权主义的意义。现在你可以看到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已经如春草一样，虽然此刻还是严冬，等到合适的天气到来，我相信男权制文化在中国的彻底变革将在这一代人手里完成，当然，这样预言可能只是我的愿望，因为未来的世界是不可知的。我坚信只有女权主义才可以救中国，或者说真正改变中国。Metoo 运动中被启发、训练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会成为改变中国男权文化的主力军。

Metoo 运动在西方有激进的倾向，有些激进的人有不分青红皂白的激进行为，但我觉得主流还是很有理性的。其实任何社会改变运动，都会有激进者，他们走得更远，有的时候脱离主流，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但没有激进行动的社会运动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的情形跟西方不一样，到目前为止，中国的Metoo运动里，还没有一例是假举报。中国的受害人举报都是经过深思虑熟的，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举报有不实之处。美国的情形不一样，美国这里有的举报是伪造的，是故意伤害他人。美国社会的言论自由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给心怀叵测的人可乘之机，中国现在没有这个可能，因为站出来的代价如此之大，我认为完全不担心中国Metoo会走入激进，我看需要担心的是中国的Metoo不可能继续发展。

中国的metoo 集中在高校、公益组织、媒体这样的领域里的原因在于女权主义思想在这些领域里比较有影响，跟其他领域比较，这个领域里女性和男性有较强的性别意识，女权主义思想有比较深入的渗透。中国的Metoo 运动还没有走入真正的重灾区演艺界，没有深入到其他阶层比如公司、工厂或政府部门。性骚扰、性侵害的重灾区影视演艺界纹丝未动，中国广袤的农村更没有任何波动。影视界是西方Metoo的开始的地方，是重灾区，中国的影视剧恐怕不会比西方的更纯净，只可能更黑暗，完全没有波及到，因为中国演艺界里女权主义思想影响为乎甚微，还没有觉醒的女性勇敢地出现。

2018年底我对中国Metoo有信心，那时我觉得从高校到公益组织到公司都可能会发展，现在我的信心已经逐渐丧失了。在舆论被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对男权的挑战都是在被允许的范围内，Metoo 在中国仅仅是赋权给女性，但还不可能对男权造成根本挑战，女性的发声，最后不了了之的很多。中国的Metoo 还仅仅是中国社会两性之间权力变革的开始，这个运动发展被限制，进程缓慢，既在预料之中，也让我很悲哀。

问三、Me too的众多事件当中，您最关注的是哪一个？为什么？

中国Me too运动的每个事件的出现都让这个运动长了一寸，我关注这个运动的很多故事，其中章文性骚扰和性侵事件是一例。章文是知名媒体人，《瞭望东方周刊》主笔、新华社《环球》编辑部主任、《中国新闻周刊》编委、《新世纪周刊》副主编，总之是个媒体大腕。2018年7月25日他被一个化名为“小精灵”的女性指控强奸，随后，青年作家蒋方舟，易小荷，视觉艺术家王嫣芸等实名揭露章文性骚扰，其他四五个女性也匿名揭露章文。章文聘请律师，律师似乎说强奸不当时举报就算不上强奸。整个事件是不是上了法庭，我最后不太知道，听说法庭因为证据不足，也没有治罪。章文在风雨过去之后，现在名声并没有受到损失。我看到王五四的文章斥责章文，但显然大多数男性同道对他是纵容的，庇护的，不认为他做错了什么。大多数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对章文并没有起而攻之，反而沉默，从中你可以看到大多数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立场。

坦白地说，我因为自己的工作太忙，没有参与中国这个运动中的话语，这次回答你的问题也让我反思自己，以后我要积极参与。中国的Metoo还是在发芽阶段，除了高等院校，几乎推不出去，中国的男权统治无比强大，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生活在鲁迅先生描述的铁屋子里，这个铁屋子就是男权，女性的声音还十分微弱，更重要的是被害者没有更多的支持，我们没有法律条文保障受害者的权利，我们没有经济资源资助他们，高校里的性骚扰大多以解除施害者的工作为最高惩罚，还没有一例是通过法律给受害者赔偿，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个运动推到各行各业去，我们得积极地实施中国《宪法》，实践男女平等的国策，从个人做起，实现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