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鑫转自UHRP
維吾爾族人權學者和活動家祖拜拉·夏木希丁（Zubayra Shamseden）告訴《寒冬》，中共視所有維吾爾人為敵人，對維吾爾人施行了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針對種族群體的拘留監禁。而現在，鎮壓已擴展到其他穆斯林少數群體。
作者：馬西莫·英特羅維吉
祖拜拉·夏木希丁出身於一個虔誠的傳統維吾爾家庭。現任維吾爾人權項目（UHRP）的中文聯絡員，該項目是位於華盛頓特區的一個記錄和倡導維吾爾人權問題的機構。夏木希丁女士同時也是全球參與研究院（IGE）女性、信仰和領導力研究中心（CWFL）的研究員。她自八十年代末期便投身於維吾爾人權和政治自由事業。在加入維吾爾人權項目之前，夏木希丁女士在國際維吾爾人權和民主基金會做行政、研究以及翻譯工作。夏木希丁女士曾在澳大利亞和美國的非營利學術組織和政府機關工作長達二十多年。
《寒冬》定期報道維吾爾族穆斯林所遭受的迫害。因此，我們邀請夏木希丁女士向我們講述她個人的故事，並介紹維吾爾族人在中國的現狀。和許多維吾爾族人一樣，她並不喜歡將大多數維吾爾人在中國所居住的那個省份稱作「新疆」。這個命名始自清朝，意為（中國的）「新闢疆土」或「新邊疆」。對於大多數維吾爾人來說，「新疆」這個名字本身帶有一種殖民主義色彩，所以他們使用的是「東突厥斯坦」，這是19世紀時開始使用的地理名稱，兩個曾經曇花一現的獨立於中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使用的就是這個名字。第一個是1933年至1934年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第二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是1944年在蘇聯支持下成立的，於1949年宣告終結。反過來，中國人通常對「東突厥斯坦」的使用有異議，並對第一和第二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合法性提出質疑。美國學者萊恩·圖姆（Rian Thum）建議使用舊術語「Altishahr」（六城）來解決這個問題，但他的提議尚未獲得普遍接受。
長期以來，你一直積極投身於維吾爾族文化和人權活動，能給我們講講你個人的故事嗎？
我出生在一個虔誠的維吾爾知識分子家庭，所以我的家庭價值觀，也可以說是整個維吾爾社會的價值觀，都是為了追求安樂、祥和的生活。我們的文化和宗教傳統告訴我們，安樂與祥和是以公平、平等、誠實、合法的家庭和社會為基礎的，最重要的是，這種安樂與祥和是自上而下建立的。政府應該基於這些道德原則進行管理，並保護所有公民免受傷害。
我在我的家鄉東突厥斯坦（即新疆）上完了小學和高中，並在中國內地的一所大學獲得了我的高等學位。實際上，我在新疆工業學院獲得了中文學位，在上海獲得了華東師範大學圖書情報學學士學位。上完大學後，我回到家鄉，在科學院工作。最初，因為我是在中國大陸和中國學生讀的大學，所以我的待遇和中國大陸的中國畢業生差不多。科學院允許我參與一些項目，特別是1990年在東突厥斯坦南部進行考察，另一個項目是在當地一所大學裡教維吾爾大學生電腦技術。後來，我去了哈薩克斯坦，在東哈薩克斯坦國立大學學習俄羅斯語言文學，為期一年，1992年回國。
我的教育和工作經歷使我對維吾爾族的教育、文化和社會條件有了很多了解。我們所接受的教導和指導告訴我們，當時不發達的維吾爾族社會，無論是在教育、經濟、文化還是其他領域，都是由於維吾爾人自己的「懶惰」造成的，因為我們不懂中文，而且維吾爾人不願意融入中國社會。然而，我的童年經歷，還有我長大後在中國所稱的「新疆」所見到的「少數民族」的待遇，告訴我事實恰恰相反。實際上，中國政府是在系統性地將維吾爾人邊緣化，要求他們如果不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就要進行「自我批評」，並傳遞出一種信息，就是他們在各方面都應該感到自卑。與此同時，政府還會實施嚴厲的審查制度以及在經濟和政治上嚴加控制。
我第一次向人提出質疑是在科學院工作時。我問管理層，為什麼科學院的新疆分院不是採用像上海分院那樣運作模式？當時在上海，他們根本沒有任何政治會議，為什麼我們新疆分院每週都要開「政治教育」會議呢？難道「新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嗎？從那件事之後，我去了更加開放的中亞國家，我以全新的眼光來審視科學院的運作，以及當地政府和安全部隊的運作方式。最終結果是，我在家鄉看不到自己的未來，儘管我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也精通中國文化，還是一流院府畢業生。於是，我在1993年離開了中國。
後來我在澳大利亞生活了17年。我在南澳大利亞大學獲得了國際研究碩士學位，我專注於維吾爾族人權的現代歷史。在那些年裡，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為社區工作，幫助傳播維吾爾文化和普及維吾爾語，並提高外界對維吾爾人權問題的認識。2009年，我應著名的維吾爾族領導人熱比亞·卡德爾女士的邀請來到美國工作。現在，我是全球參與研究院女性﹑信仰和領導力研究中心的研究員，這個項目旨在提升有宗教信仰女性的領導地位。同時，我也是維吾爾人權項目的中文聯絡員，負責與中國和世界各地的中國人交流，幫助他們從維吾爾人的角度來了解維吾爾族人所面臨的嚴重的人權狀況。
人們所說的「維吾爾族問題」有什麼歷史淵源嗎？
並沒有哪個問題被稱為「維吾爾族問題」。我想說明一下，我們選擇術語來描述我們所要談論的問題的時候，要非常謹慎。沒有被稱為「維吾爾族問題」這樣的事情，但在理解「維吾爾人有什麼問題」時存在著巨大的問題。維吾爾人只是希望他們能擁有根據國際人權法和聯合國的核心創始文件《世界人權宣言》所該享有的權利。沒有哪個維吾爾人想成為任何一個人的「問題」或難題。歷史上甚至現在，維吾爾人所希望的只是在自己的家鄉過上和平的生活，沒有壓迫，沒有欺騙和殘害，不再遭受維吾爾族自1949年以來遭受的權利和自由的殖民式的壓制。
中國是如何對待維吾爾族穆斯林？
目前，中國將整個維吾爾族視為中國政府的敵人。在中國政府眼中，僅僅是一名維吾爾族人本身就構成一種罪。沒有經過正當法律程序就將一百多萬維吾爾人拘留到所謂的「教育轉化營」，加上中國政府在東突厥斯坦建立了高科技全面監視的安全系統，這些告訴全世界中國決心「重新打造」維吾爾族人民。多達200萬維吾爾人還沒有被暗暗抓進教育轉化營，但他們必須參加整天的「政治教育」課。在這些課堂上，維吾爾人被迫譴責他們的宗教信仰和身分，唱歌讚頌共產黨，還要喊口號歌頌習近平。
其他穆斯林在中國的情況怎麼樣呢？
據報道——例如2018年9月9日人權觀察的報道《「去除思想上的病毒」：中國對新疆穆斯林的鎮壓行動》，以及維吾爾人權項目的最近報告《被大規模關押的維吾爾人：「我們只希望像人一樣被尊重，難道這要求還過分嗎？」》——其他突厥穆斯林，也就是哈薩克斯坦人、烏茲別克人、柯爾克孜人和韃靼人，現在也面臨著與東突厥斯坦的維吾爾人一樣的待遇。回族穆斯林是以中文為母語，分散居住在中國的各個地方。自由之家有一份很好的報告《中國靈魂爭奪戰：習近平治下的宗教復興、壓制和抵抗》，說這些回民穆斯林幾年前還有一個相當輕鬆的氣氛，然而，最近的報道表明回族穆斯林現在也面臨著一些問題。總之，中國政府視宗教為「毒」，尤其是伊斯蘭教、基督教和藏傳佛教。中共對宗教「中國化」的新運動給中國宗教人士造成普遍的壓抑和痛苦。
習近平任主席期間情況是不是變得更糟？為什麼？
是。習近平倡議的「一帶一路」這個藍圖象徵著他希望把自己樹立成一個全能的領導者，在中國的古代，就像是一個處於整個王朝中心的皇帝。他的偏執和控制慾在所有官員身上都有反映。他們認為必須「嚴厲打擊」所有異議人士，否則他們自己將被視為對共產黨不忠而受到指責。維吾爾族人是這種極端控制慾的主要目標，這造成了自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民族群體拘留。
維吾爾人在教育轉化營的條件怎麼樣？
有報道說，曾經被關在教育轉化營裡的人也說，那裡的條件太可怕了。據他們描述，轉化營裡面非常擁擠，吃得很差，酷刑、虐待，每天要承受很重的心理壓力，還有一系列的懲罰。維吾爾族人被強迫一再地譴責自己的信仰，批判自己以往的信仰和宗教習俗。有報道說，穆斯林被強迫吃豬肉、喝酒。所有的教育轉化營和政治洗腦班都要求維吾爾人唱「紅歌」，歌頌習近平，感謝中國共產黨。有報道說，有的維吾爾族人在拘留期間死亡，還有許多人都變成了精神病人。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人活著被放出來。
散居世界各地的維吾爾人怎麼做才能使人傾聽他們的呼聲？
儘管因著家鄉親人的處境而感到恐懼和絕望，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維吾爾族人都站起來了。羅珊·阿巴斯（Rushan Abbas）上週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個論壇作了發言，自2017年4月新教育轉化營開始囚禁人以來，她的14名3歲至22歲的侄女和侄子以及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已經失去聯繫。她不知道他們在哪裡並且也聯繫不上他們。住在土耳其的維吾爾族人Turghunjan Tursun最近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段視頻，講述了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們被拘留的情況，一起被拘留的還有他的十幾個親戚。
維吾爾族人權維護者已經與美國白宮與國務院的官員以及世界上一些國家的外交部長和議會議員會面。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等維吾爾組織向世界各地的聯合國機構和外交部提交了詳細文件和平行報告。我們敦促他們能夠在中國種族拘留營裡扣押了一百多萬人時重新考慮與中國「照常做生意」的態度。你們的讀者也可以重新考慮一下。請幫助我們提高認識，並問一問你們的政府，在中國對種族和宗教進行幾乎難以想像的極端壓迫時，與中國「照常做生意」在道德上是否合適。
西方可以為維吾爾族人做些什麼？
中國負責官員，如地區黨委書記陳全國，應該受到簽證禁令，受到制裁，以及世界各地宗教領袖和政府包括穆斯林佔多數的社會政府的強烈譴責。西方大學應該告訴他們的中國夥伴院校，當他們的政府正在進行有系統的種族和宗教鎮壓運動時，他們無法進行正常的學術交流。西方遊客應該思考一下，去一個大規模侵犯突厥穆斯林公民和其他宗教信徒人權的國家度假，他們是否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