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今年，是反右派鬥爭五十周年。有不少反右的受害者，提出索賠的要求。據說他們寫給各級黨委政府乃至中共中央的信函沒有得到答復。所謂索賠，主要指當年扣發的工資，還有「改正」後安排不當以致晚年生活困難等。有的已成燃眉之急，按說都是應該及時解決的。但為甚麼無人理睬呢？因為這一索賠看似經濟問題，實際是政治問題；需要償還的是經濟債，更是政治債。而毛時代以來的政治債，決不限於反右一案，之前之後，積欠太多太多。
現在的問題所在，不系於國庫的支付能力，而系於當局對既往歷史的認識｜｜如何對待歷史，如何對待歷史上的負面經驗，如何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由此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一是繞不開，躲不過，二是事不宜遲，早搞比晚搞代價小）達到清醒的共識，才談得到實事求是地負責任地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隨著真理標準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好不容易發韌的對歷史的再認識，不幸中斷，如今要重新啟動，卻遠不是輕而易舉的了。如在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出版重版重印過的《廬山會議真相》（李銳著），據聞在新世紀竟登上了禁印的書目，一本書的遭遇傳達了不止是一本書的資訊。歷次政治運動的親歷者、受害者都不能違抗自然規律而必然老去，但歷史債會因當事人和見證人的逐漸消逝而一筆勾銷嗎？
如果由於種種侷限而不能從汲取歷史教訓的角度進入政治體制改革的思維和實踐，那就不但不能清理舊債，搞不好還要欠下新債。從一九八○年鄧小平做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許諾，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一而再地失去機遇，一而再地推遲延期，應該看到，歷史留下的時限已經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