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我的父亲死于一九六三年舊歷的端陽节，当他正从五十年代初改朝换代之后，日子稍微好过的时候。五一年父亲在雁荡老家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地主，再加上他三、四十年代曾在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任职一事，又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五二年才离老家来杭与子女同住。旧账、新账一起算，于是在五八年的政治运动中再遭下放，落户杭郊袁家浦新沙农村。随他流放的有母亲、大哥之女小枚、二姐之子小鲁。在新沙住在一个破旧的羊舍里，连农具都没有。当农民，挣口粮，日子十分艰难，又因其政治贱民身份，很受人歧视。
二姐亦因右派身份下放在湖埠山区。后来，凡杭市教育界右派都集中到龙坞西湖茶场劳动，二姐遂到了龙坞。同是农村，但龙坞屬山區，有柴可烧，比新沙水乡强，为了便于照顾，二姐就将两老两小从新沙迁到龙坞居住。父亲平生欢喜山居，又能常常陪二姐上山放羊，心情比以前好多了。父亲患有高血压症，可却从没条件检查过身体，病情严重到何种地步，不得而知。六四年端陽节前一天，只说头有些晕，脖子有些僵硬。次日过节，母亲做了几个菜，让农民姐夫跑到七里路外的转塘，买了一市斤父亲最喜爱的香雪酒，合家庆祝。父亲坐在一把旧藤椅里，对面坐着母亲，然后是二姐夫妇，两个孙男孙女围坐。我和陳朗这一家当时还在兰州，未和家人团聚。父亲举杯只喝了一口酒，立即往后一靠，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中风昏迷，从此没有醒过来。父亲生于一八九八年，仙逝时为六十五岁。 (博讯 boxun.com)
父亲生前有口头遗训，死后火葬。那时火葬还不普及。杭州火葬场，當時在城内鳳山门万松岭脚。五十年代初父亲刚来杭州时，他的前安徽国民党部老上司杜威先生当时正贬在火葬场当场长，父亲曾偕母亲到场参观过。父亲平生研究佛学，又见到火葬场的干净爽利，就更推崇火化。杭州的端陽节已很炎热，父亲遗体只在茅草屋中停了一天。第三日清早，由当时从皖北劳改十二年后归来的大哥和大哥友人冯皇玉一起，用木板车拉着父亲遗体，步行二十多华里，翻越牛方岭，再过六和塔、九溪，到鳳山门火葬场火化。我因路途遥远未及奔丧，同時也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因我的缺席，未能留下父亲历年所写的书法手迹，大哥将父亲所有平日書寫的字画垫于板车上，随火而化了。
父亲的骨灰盒一直留在龍塢二姐的茅舍，放置於内室矮墙上。盒为木质，咖啡色，左下方刻署敬立者五名子女并孙女小枚和孙甥小鲁之名。当时家庭动荡不定，虽然母亲时常叨念父亲应该入土为安，但却是力不从心。父亲的骨灰盒多年以来一直置放在二姐家矮墙头，习以为常。
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风声鹤唳，雷厉风行。兰州方面陈朗被押，接着抄家。杭州方面二姐家、二哥家、大哥处均被斗、被押、抄家，母亲是“地主婆”，勒令其离杭遣送原籍。杭州方面发给我电报，让我急速南返，领取两个孩子。在一九六五年，文革前夕，我得到兰州友人洪曙光的帮助，到某中学任代课教师，母亲与二姐为支持我，分别为我带领大幼与二幼，才於上年送往杭州，好景苦短。收到急电后，我当即告别在押的陈朗，连一盆浸湿的衣服也来不及清洗，带着只有二岁的三幼，立即乘火车南返，转辗西安、上海回到杭州。在城中的二哥家已被封门，母亲暂避在乡间二姐家。我下车后，先到浙江美院教师，陈朗老友王伯敏家暂憩，想打听二哥情况。王伯敏见我们到来，非常害怕，明显的不欢迎。他让我坐在楼上，拉上窗帘，不使人看见。三幼有如《聊斋》中婴宁的善笑，她凡大笑，王伯敏夫妇就十分忧虑。他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周昌谷的妹妹，四邻都认识我，在这非常时期到来，最受人猜忌。既然如此，我起身告辞。但是王说，我不能提箱提包出门，怕别人看見误会他家转移什么，会立即上门抄家的。于是我只得留下了所攜箱子，单帶着三幼转赴龙坞。在转塘下汽车，要步行七里路，中途我遇到了两位西湖茶场的知识青年，他俩是外出拉饲料回场的，就帮助我载了三幼一段路。凑巧的是其中的一位知青，后来成了我侄女小枚的丈夫。二姐的茅舍在龙门岭牛山余脉太平山脚。当我远远见到孤零的茅舍，想到落魄在其中的老母、二姐和几个孩子时，先是饮泣，泪流满面，继之号啕大哭起来。这一次回南方，与母亲、二姐、孩子们盘桓到次年夏天。那时文革已发生派性纷争，武斗频仍，放松了对历史有“问题”人们的穷追，陈朗又被暂时释放，我才得回兰州。
那次回到龙坞草舍，未见有矮墙上父亲的骨灰盒，二姐吞吐似有难言之隐。母亲转告说，前时抄家、批斗，因父亲是地主、反革命份子，骨灰盒上有子女、孙辈名字，怕被見罪，认为与反革命、地主划不清界线，不得已，已草草埋入土中了。骨灰盒即埋在二姐舍前左侧的菜园东北角韭菜地下面。我去踏勘了一下，东北角泥墙外就是猪舍，又潮又臭，韭菜地也得施肥，骨灰盒埋在这里，覺得欠妥。我责怪二姐，院子里有枣树、梨树、无花果树，哪棵树下不能埋，为什么一定要埋在那边？但二姐有精神病，又胆怯、怕事，怪她無益。她当然更不敢埋到后山上，那是公家山地，会有“破坏”山林罪。因此，在这时我就立下了今后要独自承担葬父的心愿，等待时机。
一九七二年，我的户口几经周折，终于从西北落实在杭郊转塘，较前稳定。一日，我到离转塘三里路的方家畈一个老农民家闲坐。这个农民于四十年代自隔江萧山县迁来，此时他正与方家畈生产大队负责人商量，拟迁其父母坟到方家畈附近的象山之上。我立刻想到为父亲迁葬。于是通过老农轉与生产队协商，生产队最终同意，但必须出钱向他们私下买地。当时陈朗的弟弟陈诒在新疆石河子中学任教。他寄来六十元钱给我，在當時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说是为孩子添棉衣缴学费用的。我即以此款全额用作营墓。经过几天的议商，將父骨迁埋於老农母亲之墓旁，由生产队出六个劳力，以一夜之工，掘土深埋，再於上垒土成冢。为避人眼目，並拟一年以后再立墓碑。所谓六个劳力，其实即是生产大队六个负责人、共产党员。这笔钱，一般农民也是挣不到手的。选定在一个月夜建墓。我于上半夜到二姐处，由农民姐夫在菜园中挖出父亲骨灰盒。我见姐夫浅浅一锄下去，即触到木盒，埋得如此之浅！我用一条被单立即包好刨出的骨灰盒，抱在怀中。姐夫送我回到方家畈。一路之上凡过沟坎、溪流，我都轻声对父亲说：“走好，我带您到干净去处。”時近中夜，老农带着骨灰盒与六人同时进山，我则等候在老农家里，以待天明进山察看。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想到自五十年代以来，我全家所遭苛政，可是今夜六个共产党員将汗流浃背为我的地主父亲掘墓，我将居高临下地向他们发下六十元掘墓钱。我感到为父亲报仇的痛快！毛泽东不是为我们注释过了吗？“一切行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黎明时分，老农与这六个私自拿公家地换钱的共产黨人回来了，他们向我献殷勤，描述土掘得如何深，墓地风水如何好！除了六十元以外，他们另向我要了五元钱的酒费。我立即全数慷慨赐与。
一夜無眠，在老农家吃了早饭，他又陪我上山去观察我父新墓地。象山是钱塘江边西来嘎然而止的十座山峰之一，只有龙山山脉伏钱塘江而过，在萧山又起，也称龙山。此象山西南临江，方家畈在象山背面东北向脚下，离山约三华里。我父之墓即在象山东北坡上。當我与老农缓步上山時，旭日的光辉正落在我父新坟之上，新翻掘的山土为赤红色，我以为吉祥。事前，我即已准备了许多纸钱，此时我于父亲墓旁焚化，祝祷山上新老诸鬼善待我父。我再在周围踏勘来年矗立墓碑之方位……
下山之后，我直奔杭城，我要将这个可喜的讯息，带给老母，让她高兴，因为按古制，夫妇一定要合葬，那么这个优美的去处，也将是母亲的生圹，今後的埋身之地。感于父亲骨灰的遭遇，母亲不是经常叹息死无葬身之地吗？
母亲与二哥同住，我正在厨房与母亲谈论这件事，母亲决定于次日与我同到象山观看父亲墓地。这时，我见到农民姐夫从二哥楼上下来，见到我，讪讪地走了。他头天还在菜园里与我一起挖骨灰盒，我还嘱咐他保密，他是什么时候赶进城来的，他来干什么？不一会，二哥从楼上下來，满脸怒容，他已得到情报了。他立即对我横加指责，他说政府不提倡破坏山林做坟，为地主做坟要贻害家人。他又说，父亲是大家的父亲，我无权独自营墓……。我辩解说，我之所以不让大家知道，是取“不知者无罪”之意，我则“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哥发怒。母亲悄悄的对我说，让我次日返乡，她自己将于三、四日后到象山看墓。
次日，我辞母返乡。在转塘下车时，见路旁田埂边，站着我的农民乾爹方炳森老人、方家畈老农、二姐，还有拉着大板车的农民姐夫。我立即感到事情不妙。方家畈老农见了我，连说“对不起”。原来，姐夫在城裡向二哥告狀，回乡后，与二姐在次日凌晨即到方家畈老农处，要求指示我父葬处，未等我从城内回乡，他们挖回了父亲的骨灰盒！但是我要在象山葬父，二姐是同意的，怎么现在又变了卦？干爹说，即使是地主、反革命，骨灰入土总是应该的，都做了坟了，还挖回干什么？二姐申辩说，這是件大事，她要告知昌谷二弟，現知道因为此事要祸及二弟，可能还要祸及她的儿子，她要保护他们……。就这样，父亲在象山上只住了两夜，还未及与新老诸鬼叙谈哩！又回到二姐家中。二姐此时精神又开始不正常，她把父亲骨殖拿到门前溪里洗涤一番，再在院子里曝晒，然后将骨殖放回那隻几经掩埋挖掘得破旧的骨灰盒里，又重新放回室内矮墙上。后来，二姐对我说，她舍不得父亲离开她家，她舍不得父亲一个人在陌生的荒山上，挖回来才觉得安心！二姐脆弱的感情、柔弱的身体，听了她的这番话，我不但不怪她，反而觉得自己不能体察她的内心而内疚了。
但是母亲一直不原谅二姐，对她挖坟之举时有怨言。于是二姐立志，待时局稍稍稳定后，要在所住后山为父亲做墓。大约在一九七四年，二姐在她家后山太平山东南麓，经得大队同意，为父亲做了一个简单的墓穴。以水泥砌成，放入骨灰盒后，再覆以水泥板，掩土，上植一棵柏树，以为标志，说是等母亲仙逝后，再合葬营墓。
母亲时常住在二姐家，只要我到乡间，母亲就要柱上拐棍，与我同去看父亲，我们看着那棵柏树，一点点成长。母亲比父亲多活了二十五年。
我在一九七二年分配到留下供销社代销店工作。在一九七六年岁末，留下公社又召开“年终对敌斗争大会”，又把我这个过时的右派也押上台凑数。这次对我的批斗内容，竟是为父营墓一事。历数我为地主、反革命父亲做墓种种罪状，编造说我在象山上埋父不到两天，因为听说不远处是解放军练靶场，我怕惊动了父亲鬼魂，即又挖迁云云，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但却没提二姐挖坟等情节。我至今不明白是谁向留下公社揭发这一件事的。后来我到转塘，据干爹说，留下公社方面曾派人向他了解我的反动言行。干爹却文不对题的向他们建议说：“供销社可以把金元宝交给素子管理，最可放心。”他们又曾到我原住破草舍旧房东水安处调查。水安说：“什么反动不反动，她穷得要命，连一个月两元钱的房费也付不起，把这个闹钟送了我，哈哈……。”难道是方家畈老农对我们这种“狐扒狐埋”的蹊跷行径不能理解，因此气愤而渲泄，而有心人却拿来做了材料？
我母亲于一九八八年四月裡骨折，此时我已落实在杂志社工作，经常出差。母亲行动不便，捱到夏季，杭城炎热，遂移母至乡间与二姐同住，二姐亦早于八零年得落实政策，并于龙坞中学办了退休手续，正好在家作老莱子之娱亲。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我在城里接到电话，说母亲病已三日，不食、昏迷。三日前我正在乡间陪母亲，还为她洗了头哩！我仍想为母亲医治，希望她能康复。我先在浙江第二医院通过熟人订了病房，一面租车到龙坞接母亲来住院，不料此次母亲竟一病不起，与世长辭。吾母住院共二十七日，于九月十六日凌晨二时去世，享年八十九岁。吾母病中，我得以亲侍，并记有《病母记》，凡入院、治疗、用药、病情、反复、探视人等均有记录。于九月十七日在龙驹坞火葬场火化。告别会有来宾数十人，有已故之二哥同事好友，我的同事好友，及部份亲属。此时陈朗也在杭，抱病出院，乃与昌米、琼芬夫妇一起参与筹办葬礼。在吾母亡故前一周，乡间外甥小鲁忽来电话，说二姐于水库沉水而死！祸不单行！我匆忙赶至乡间，只见二姐裹着白布，躺在中间门板上。我无论如 何没有勇气揭开白布看望二姐的面容，我愿在心目中永远留着二姐生前善良、端庄的面貌。母亲还在抢救中，我恍惚中返回城中。我未及分身，参加二姐葬礼，从接母亲住院时见过她后，始终未能再见二姐一面。所幸者，吾母至寿终，并不知二姐亡故的讯息。二姐精神一直处于患病状态，人们都说她是失足落水而死的，但我总觉得，她是无法承担离开母亲的悲痛而自沉的。
吾母既亡，我暂且寄存其骨灰于火葬场精舍，开始籌劃为双亲经营适当墓园。原先我想埋葬杭州南山公墓，但公墓坟冢垒垒，盈尺之地甚显局促。至於墓葬形制，我最欢喜岳飞墓，圆形、露顶，上长青草。我想为父母做个青冢，再前立三片弧形墓碑。我请杭大图书馆吾师采翁撰写父母墓表。全文如下：
先生姓周氏，讳光裕，字云平，自署庸平，以字行，乐清大荆镇人。父莲波公，以儿科医家济世。长兄六介，同盟会并光复会会员，以攻克南京有功，授杭州知事，有政绩。先生颖悟过人，于书无所不览，喜为诗画，工书多艺事。书得力于元魏《马鸣寺碑》。中岁为家计，常就业于外。曾任雁山中学教务长，一九四七年前后任雁山管理处主任。夫人姓黄，讳秀兰，雁山西谷上圆人，家贫，转徙至道松洞。时莲波公因建造大龙湫观瀑亭，见其敏慧，抚之若己女。年十六，命与先生结缡，自是内主中馈，外操家政，卓著劬劳。先生客游于外，子女以养以教，悉得仰给，遐迩称之。先生有男二，次昌谷，驰誉丹青，为名教授。女三，季素子最贤，双亲饰终，窀穸力任肩系，克尽孝道。昌谷不禄，今以其遗作五帧捐赠雁山管理局，得该局之助，卜穴于道松洞之左，遂素愿也。先生曾著《雁山志》，稿佚。《杜甫秋兴八首注》谋剞劂中。先生卒于一九六三年，享寿六十有五。夫人卒于一九八九年，享寿八十有九。素子持行述，乞表其墓。布衣可以傲公侯，永嘉四灵之俦，爰述懿德，昭告来者 。
“表”是对公侯将相的旌表，正如先生所言，布衣可以傲公侯，是为 “ 表”。乃请杭州書法家王京盙題額，杭州圖書館古籍部徐济谦老先生以张黑女体写題額與表文，並请陈朗友人金尚义之弟、上虞金尚武先生镌刻于江西产黑石之上。两碑石高约五十公分，合并宽约一百廿公分。金先生镌刻期间，大女婿维健数度赴上虞察看。墓碑等俱成，墓地最终择于老家雁荡名胜区，只是具体地点未定。我致信武夷山陈建霖，询问墓葬形制诸事。建霖回函说，越简单越好，可埋于地下，上矗巨石一块，刻上某某葬于此即可，不必造墓立碑。建霖的思路使我茅塞顿开。我决定在岩壁上凿洞藏盒，像杭州西冷印社李叔同的“印藏”一样。又不伤山中一草一木。原制之墓碑、墓表，可嵌于崖壁上，与摩崖刻石相似，可与名山共存。自一九九零年至一九九一年，我三至雁荡，与当时雁山风景管理局局长吴良志商谈，承他慨然允诺。我哥周昌谷，为海内名画家，我向管理局赠送我哥书画五帧，价值数十万元，以为酬谢，又可作为雁山今后建造周昌谷纪念馆的基本藏品。为此，雁山管理局发给我荣誉证书。上寫：
周素子女士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向我局捐贈周昌谷書畫五幀，對此高度愛國精神，我局深感可貴。特發此証，以示榮譽。溫州市雁蕩山風景區管理局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我趁参加在雁荡召开之第三届旅游文学会之机，准备择地为双亲营墓。我先于十月间在龍駒塢火葬场取出母亲骨灰盒，并在火葬场为父亲新购骨灰盒，与维健同学水金同驱车至龙坞取父骨殖。由外甥小鲁挖掘，我则双膝跪地，以红绸包裹我父骨殖，连穴底泥土碎骨统统捧入，装入新盒之内，捧回與母親骨灰盒，燃香同供于见仁里新居厅中。
十八日，為會議前一日，我捧父母骨灰盒及昌谷画，先抵新昌读者竺岳兵家，寄宿一夜。因竺岳兵先期已承答由他运墓碑至雁荡。十九日，我携骨灰盒赴雁荡，竺岳兵则至上虞运碑。當時交通不便，一日换车四次，方夜住雁荡宾馆。雁山管理局副局长谢军来訪谈。谢军深谙雁荡山水，他建议我择地二灵之间之游丝峰壁。雁荡方圆四百五十公里，计有灵岩、灵峰、仙桥、羊角洞、大龙湫、显圣门六大景区，以灵岩、灵峰为中心，而游丝峰与铁城嶂对垒，处于二灵之间，乃中心之中心，最是闹中取静处。廿二日，我兄昌米，义兄显正，及局长吴良志本人均来帮我择选具体凿壁处。我们选出一处向阳、高燥、避雨的崖壁。由朱小立请得石匠，搭架凿壁。夜间墓碑自上虞运抵，遂按凿穴大小再次切割。《雁荡山志》办公室袁良安先生即来拓制碑文。半月之后，墓成。
吾双亲平生坎坷，終乃魂归故里，葬于雁山名胜，死而有知，当相慰于九泉之下！此墓已成雁山胜景，时时有人访谒，我本欲于崖壁下修路、置石桌、石凳供人休憩，但身在奥克兰，此愿未知何日可爽！
我有诗记归葬之举。
为双亲归骨雁荡
梦里家山百二峰。别来也识旧行踪。
壁间题刻寻应在（注一），襟上啼痕积几重。
曾昔谁欣为雁主（注二），于今自喜得云从。
吟魂若问归何著，不是灵岩即道松（注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