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曦转自博讯网
新冠肺炎自去年12月爆发以来，中国至今已累计有八万人确诊、近三千人死亡，除了染疫当事人个人受害，此疫情传染势头之烈甚至出现一家数口惨遭“灭门”之况，针对这些无辜染疫病患和其家属在人身健康和财产上的实质损失，长期关注公共健康的公益机构长沙富能主张，中国各级政府和疾控单位未及时公报疫情、明显有行政疏失、尤其是疫情发源地的武汉市政府更应坦然面对过失，设立赔偿基金，以国家赔偿的方式弥补受害者的损失，以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长沙富能公益机构于上周三(2月26日)发起义务为染疫伤亡家庭依法追责索赔之行动，召集家属举证并委托公益律师、向相关责任单位提出申请财产和精神损失的诉求。
刻意隐瞒肺炎疫情
富能发起人杨占青说，中国政府于疫情初期的刻意隐瞒，是疫情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逾70个国家大爆发的主因。
他说：“政府掌握人传人的讯息之后，没有对外公开，它只是内部通过防疫系统去传达这样的讯息，然后外边有医生泄漏出来的讯息，它还公开说，这是谣言，所以，这样的话，就造成很多人耽误了很好的防疫、或者治病这样的措施。”
新冠肺炎在湖北武汉的首位零号病人于去年的12月8日就出现病号征状，当月底，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就依据病患检测报告发出类似SARS传染病的警讯，然而，他的吹哨非但未受到当局的重视，还连同其他七位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遭到辖区派出所以造谣者身份训诫，中国的疫情一直要到今年的1月20日、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下令“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后，才逐渐浮出全貌，等于整整错过了近两个月的防疫黄金时间。
杨占青说，因为官员隐瞒，造成防疫缺口、加速疫情的扩散，也因为隐瞒，使得病患必须以自费的方式求诊，而十数万高昂的医药费让不少人却步，而未被收治的结果就是回到社区，加剧社区群聚感染。种种环节下，下至地方、上至中央政府和疾控中心、乃至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渎职、不作为，都摆脱不了防疫疏失的政治责任。
国赔立案难？
不过，基于举证难度，目前富能的诉讼策略是希望集中火力，代表家属向武汉市政府提出损害诉讼，因为，武汉不但是重灾区、地方官员也曾向媒体公开坦承疏失过，成案的机率较高，而依据的法律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七条，该条文规定，“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以及，《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该条文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不过，这样的损害赔偿诉讼，法界都认为，难度很高。
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法律系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七条所指的单位，不能太拢统，必须和受害者有直接的损害关系，例如，受害者所属的工作单位、或其使用产品的制造商等。如果，被告是某疾控单位，这样的诉求也许还能成立，但若剑指武汉市政府，恐怕太过牵强，更遑论其他各级政府。
另外，新冠肺炎传染病的染病途径太过复杂，除非举证直接且确凿，否则被采纳的机率不高，再加上，每一位病患的受害情况各异，除非各自提告，否则集体诉讼代理人的代表性可能不高，也难胜诉。尤其，2003年SARS疫情后，也未有国赔之况，无前例可循，难度之高、实难想像，该法学教授说。
另一位匿名受访的人权律师则略显乐观，他不否认，难度确实很高。首先，他不期待，大部分的受害者会愿意出头，委托律师求偿，即便有少部分受害者愿意采取行动，也会被各级政府与国保给“维稳”掉，最后撤销委托。
他说，极少数者或许愿意坚持到底，但一旦提出诉讼后，在中国司法不独立的环境下，法院不是以不属于其受理范围为由，不予立案，就是立案了，法院最终驳回实质请求的机率也很高。
但种种主客观挑战下，受害人要得到公道，还是可以靠自己站出来，“通过包括法律上的程序在内的各类手段去努力，让有关部门接受不如花钱摆平麻烦的方案···也只能寄希望，极少部分的人能达到不同程度的赔偿或补偿”，该人权律师说。
民怨深 集体施压
杨占青说，他非常清楚中国法治环境恶劣，公民的基本权利受保障处微乎其微，但他期盼，疫情过后，有越来越多的受害者能出面，发挥集体的力量，向当局施压，他个人于过往协助乙肝疫苗共用针头造成大传染、以及三鹿毒奶粉受害消费者等集体求偿案的经验是，受偿单位为免诉讼麻烦，通常会有意愿私了，以三鹿毒奶粉为例，当年受害者得到人民币一千到一万不等的赔偿金，积极维权者私下得到的赔偿还可以再高一点，虽然最终补偿金额不多，但不无小补，因此，他对此案最乐观的期盼是，武汉市政府最终能正视民怨之深，设立赔偿基金，来实质补偿、抚慰伤亡者和家属的痛苦。
不过，目前为止，此征集受害家属的法律提案连踏出第一步，都很困难。
杨占青说：“国内的传播非常困难，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公告)内容通过微信、微博转发，都是被屏蔽了···也就是说，政府它非常害怕这事情，就封杀。”
因为中国网络的封锁，公益团体的讯息传播不易，使得近一周来，富能仍未接触到有任何愿意出面的受害者，也使得这场维权之役，更显得是小虾米对上大鲸鱼般，困难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