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敏转自女权学论

02/27/2020CHINESEFEMINISM1时事评论

转发｜侯奇江：“抗疫”中，被展演、挪用与牺牲的中国女性身体

一個女人被裹挟了，她不用知道，也不必知道，她既是主动的，也是被选中的。

作者：侯奇江

（首发于端传媒，授权转载）

2月17日傍晚，一段甘肃女医护在出发援助湖北前集体剃头的视频，流传在中国互联网上。视频中，15位年轻女医护，被以“工作方便”为由，在媒体闪光灯前集体剃头，她们戴着口罩，坐在椅子上，头皮已然铁青。长发落地前，不少人眼圈发红，皱眉，甚至眼泛泪光。宣传话语把她们称为“最美的逆行者”。就在几天前，怀孕九个月、和刚刚流产也上前线的两位女医护，也被主流党报塑造成“坚守岗位”的“女英雄”，意图带出感动人心、正能量的形象。

过去一个多月参与抗疫的女性千万，女性医疗工作者是抗击肺炎的主力军，自然也成为媒体报导的主角。但被挑选报导女性防护工作者的媒体叙述，却有相当一部分是违背常理、带有父权陋习，甚至有性羞辱意味的故事。女人、女友、母亲的形象设计无不迎合男性审美和阅读需要，而女性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没有得到适当生理保护和照顾的急迫现实，则被大大忽视。

自病毒爆发以来，中国主流媒体对一线疫情的报导，在带来疫情发展、救助信息的同时，也刺激了社交媒体的活跃和用户参与，形成了一个少有的舆论场。“民间求助”与“官方驰援”、“个人质疑”与“政府辟谣”，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在“庚子大疫”紧张的氛围和各个地区不同程度隔离管制的背景下，包括社交平台在内的媒体成为个人、组织和社会的连接渠道，也牵动着广泛的态度和情绪。

在中国的这些灾难报导与话语议程设置中，女性的身体是如何被展演、挪用与牺牲，成为引导舆论焦点、安抚疫情情绪的工具的？这其中有三个线索：第一是媒体对女性参与抗“疫”的报导的性别化设置；第二是媒体忽视卫生巾的物资诉求所展现的偏见和歧视；第三是在抗“疫”氛围中，强国叙事和民族情绪和如何挟持了女性劳动工作者的基本权益。

身体的挪用
不论女性如何主动坚守岗位，媒体不忘宣布，其抗击疫情的付出和牺牲，是得到其男友、丈夫和家庭的允许和肯定的。

在剃头的极端展演之前，女医护剪去长发已是被反复讲述的故事。

例如中国新闻网（以下简称中新网）在1月31日《四川简阳18名护士含泪剪掉长发 只为轻装战“疫”》的报导中，四川成都简阳市人民医院感染科的18名护士，为了方便工作而不惜剪掉心爱的头发。报导除了描写她们回家让丈夫剪掉头发，还强调18名女孩中有两人都“还没有男朋友”。

同样是中新网的《“战疫”前线女护士喊话男友：等我回来就订婚》描写了女护士为了抗击疫情，推迟结婚且获得男友的理解。《羊城晚报》旗下金羊网也有类似报导：《为战“疫”剪掉长发 等到长发再及腰娶我可好》。

这些报导直指一个主题；工作的牺牲损耗的是女性的相貌，而损耗相貌，则是在损耗女性于婚恋市场的价值。

家庭中失职和缺位也是疫情中女性工作者被报导的热门主题。例如成都商报旗下《红星视频》在1月28日发布了一则短视频，视频中是广元市医疗队驰援武汉，在临行前的大巴车外，一位丈夫向车窗前妻子喊话“你平安归来，我包一年家务”。该视频被人民网、中国日报等纷纷转载。2月3日，《湖北日报》旗下全媒体推出后续视频，上述女医生对丈夫隔空喊话，回应称“等我回家后监督你做一年家务”。

这个对话背后隐隐透出，女性承担家庭劳务仍是社会根深蒂固的默认规则，而包干家务，成为了丈夫对妻子的嘉奖。

女性作为母亲角色的失职则是通过怀孕、流产仍坚守岗位而表现的。以《观察者网》在2月12日《流产10天后，武汉90后女护士重回一线：总有人要拿起刀枪上战场》的报导为例。这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肿瘤一区疼痛科护士黄杉的故事。她本要当上母亲，内心无比幸福，但不幸经历自然流产。十天之后，她克服了“失去了小宝宝的痛苦”，擦干眼泪“提刀上阵”，成为一名“抗疫战士”。

另一则报导是长江日报旗下长江网发布的《护士妈妈为全身心抗“疫”断奶，站在家楼下看宝宝》，其中描述了江夏区中医医院7名哺乳期的护士，为了缓解医护人员紧缺的局面，服用断奶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护士的断奶选择得到了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断奶后，她的乳房经常涨得又硬又痛，她只能忍到交接班后，脱下防护服，到卫生间用手排空多余的乳汁，非常辛苦。”

媒体的刻意聚焦和筛选，拼凑了抗击疫情中一线工作女性的群像。女性所拥有的性别特征、其遭受的性别相关的暴力和牺牲，被浓墨重彩地大加描写。宣传者不够关注女性在特殊情况下的实际工作状态，例如医术、专业技能和聪明才智；而是更多在“外形”、“相貌”、“母职”、“妻职”方面大做文章。

不论女性如何主动坚守岗位，媒体不忘宣布，其抗击疫情的付出和牺牲，是得到其男友、丈夫和家庭的允许和肯定的。这间接地消解了女性在家庭范围之外，在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性，把女性的社会实践拉回家庭框架中。

剪去的头发，可想像的疼痛乳房和下体、面部因口罩而乌青的勒痕……女性的身体则在舆论中成为男性建构主流价值观的绝佳场所，强烈刺激着观看者，以求最大限度地激发普通人对抗击疫情的悲悯——这种迎合男性凝视的、女性身体所经历的不幸，成为关于国家和民族遭受疫情的不幸命运的隐喻。

在这些话语中，女性的价值被偷换了，一个贡献专业价值的公民再次归顺为父权制框架下的第二性。结合灾难报导在中国内地的抒情需要，一种符合男性中心论的叙述被趁机构建——这些女医护们是父权制框架下理想的女性形象，也迎合了男性主导的审美。

一线女性工作者占到大多数，却在社会保障、物资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

媒体费力呈现女性为了抗击肺炎所经历的苦难和艰险的工作环境，称赞和感谢她们苦难中仍不忘付出，但却无意推动改善她们的苦难和处境。

原本，对于参与抗疫的医护人员、建筑人员，社会上就已经存在一套“呼之即来为英雄，挥之即去无处归”的实用主义策略。比如在全国医护人员抗击肺炎的表彰氛围中，有小区业主因担心医护人员接触感染，而投票不让医护人员回家。

对于女性医护工作者来说，除了承担类似的因疾病接触对医护人员的歧视，她们的肩头更叠加了一层性别歧视。根据在微博上募集物资的捐赠者 @梁钰stacey 发出的信息，在防护物资稀缺的情况下，一线女性医护人员因为买不到卫生巾，只能用保鲜膜暂时捂住。有的人血流到了防护服上，甚至“血尿模糊”。在梁钰向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首间专门收治武汉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领导表示安排好了卫生巾等用品的捐赠时，却被后者认为不是重要的防护用品而拒绝。

这种忽视与一线女性工作人员的疾呼形成了强烈反差。根据梁钰的微博，两天之后，她收到了上述医院一线女医护的求助，同时得知该医院有约1300名女性医护人员。在其他地区的捐赠中她也发现，卫生巾等未被纳入指挥部统一采购的必需物资，无法使用专用的绿色通道运输，因而无法及时抵达前线。此时，武汉肺炎已经爆发近两个多月。

根据“凤凰网公益”2月14日的估算，湖北一线女医护的人数超过了10万人，占比超过60%。而据《中国妇女报》，至2月14日24时，全中国各地共派出了217支医疗队，25633名医疗队员支援湖北。其中护士队伍有的1.4万人，护士中女性占比接近90%。一线女性工作者占到大多数，却在社会保障、物资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

拥有决策权的组织和个人也对女性的需求存在显而易见的不了解、不关心、不作为，主流官方媒体报导的空白，也几乎与这种无知同步。

直到2月14日，《人民日报》微博发布一条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定向采购卫生巾的消息，卫生巾这才经过众多女性的千呼万唤，名正言顺地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募集物资，而不是特殊用品。主流官方媒体对疫情期间女性劳动者的诉求和权利鲜有报导，不代表广大的女性群体进行利益表达，也无意推动分配正义，并更不追问关于引起其呈现的苦难的背后原因——这背后有社会利益分配不均不公的真相。

媒体因为潜在的性别歧视对现实情况的错误、扭曲呈现，在日常报导中早就有迹可循，比如对普通妇女的生活常态和基本生理常识没有兴趣，女性月经和卫生用品在公共表达中遭受排斥，等等。甚至，1月18日的一则央视新闻在重新播发之前一位女护士的采访视频时，将“我又处在生理期”的话单独裁掉。

这些现象实则是主流社会厌女文化的症状之一。许多女性网友反映，大多数男性不清楚日常经期女性卫生巾的消耗量，甚至有人认为女人经期一天一片卫生巾就足够；媒体对性别身份的滥用也强化了某些刻板印象，比如对肇事司机性别标签的放大和强调，加强了“女司机肇事”的刻板印象，反而让现实生活中所有的女性司机被默认为“马路杀手”。

此外，相比男性，公共媒体也较少报导表现突出优秀女性的专业能力和卓越贡献。根据张敬婕、王雪琪《性别议题的媒体表达研究———以9家媒体对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报导为例》的统计，2015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得主屠呦呦获得的报导总数，仅为另一位男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一半。在1168篇对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报导样本中，有256篇新闻报导涉及家庭，丈夫和私人生活，有128条涉及对屠呦呦衣着相貌的评论。

媒体的偏见从何而来是一个宏大议题，本文暂不展开。但就疫情来看，最简单直接的答案之一，是决策层女性声音的缺席。医生职场上性别的天花板仍然存在。职场的性别不均衡带来的媒介影响力的差异。以武汉同济医院官网的信息为例，该医院现任党政领导共12人，仅有2人为女性。湖北省人民医院现有9位党政领导中，全部为男性。对比护士群体中女性90%的占有率，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医疗体系内，话语权向着性别比例上的“少数群体”——男性倾斜。

“正确”景观
中国劳动妇女的媒介形象摒弃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红色路线后，彻底地经历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改写。

把女性利益的忽视完全归罪于媒体的性别偏见，是有失偏颇的。

如果引入社会阶级和身份秩序的视角，我们不难发现，媒体在女性内部造成了一定的撕裂。这种撕裂有直接的两个原因共同作用，一是社会地位的差异，导致女性话语资源的差异，进而巩固了女性内部的不平等。二是强国叙事对女性身份的劫持。

女性专家和领导组成的精英女性，明显比底层女性拥有更多的媒体话语和影响力，也因此获得更多的正面表现，例如在疫情的报导中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而中层的医生、护士较少因为其职能价值而被正面报导，主要如上文所述，主要负责有分寸地呈现苦难，唤起共情。

有一个案例值得细看。雷火二神山医院为武汉模仿2003年“非典”期间小汤山医院建成的临时专科医院，其中火神山总建筑面积3.39万平方米，可容纳1000张床位，于2月3日起收治肺炎患者。两座医院均在8日内完工交付，引起了互联网上中国作为“基建狂魔”的高潮。人民网2月7日的文章《火神山医院工地的“铁娘子”们》详细记录了四位在雷火二神山现场工作的女性工作者，称她们为“铁娘子”、“工地玫瑰”等。她们的工作分别是：防疫组长、钢结构专家、物资后勤管家和后厨总管。也提及项目开工以来共有18名女性参与工作。如果仅以性别的视角，暂且容忍其中对家庭和孩子的描述，这是一个颇不错的关于女性劳动者的报导。

但稍微拉远镜头却会发现，最底层的劳动女性甚至没有资格成为大国速度的注脚。微茫的女性个体消解在宏大的强国叙事里。毕竟媒体议程设置的核心技术最擅长蒙太奇，即把集体的意志模糊成个体的选择、打破主动奉献与被动牺牲的边界，混淆耳目。

比如，根据媒体火神山现场的一张照片来看，有许多女性建筑工人被忽略了。她们蓬头垢面、在工地现场就地躺下休息，被工装和安全帽掩盖了大部分的性别特征。如果不是社交媒体上部分人自发地发起 #看见女性劳动者# 的话题，她们伴随着雷火二神山的完工，便会销声匿迹。

事实上，这些无名女工的确是项目分包后，包工头能够临时凑到的工人。在建筑行业的链条中，她们是工资低于同类男性建筑工人的底部群体。人民网的报导对这些建筑女工有一句“准确”的描写：“现场还有更多叫不出名字的建筑女工。”——她们不配有姓名。

历史地看待上述案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劳动妇女的媒介形象摒弃了“不爱红装爱女装”的红色路线后，彻底地经历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改写。大部分媒体的镜头和笔尖，也带着消费主义特有的审美，在“体面的”女性劳动者的衣领上摇曳着。劳动妇女的媒体形象甚至精致得不切实际、令人赏心悦目。这些形象被资本抛光后，结合“大国成就”，构成中国政治独有的“正确”景观。靠体力勉强维生的真正的底层劳动者，被征用之后便被抛弃，关于她们的叙事如此空白。

媒体选中女性作为宣传对象，目的是构建全民抗“疫”的宏大叙事，安抚疫情中群众普遍的担忧心理。一旦现实中的关注点聚焦到个体，那种赞颂和崇敬之情则荡然无存。如果出现负面消息的威胁，女性工作者更是被无情抛弃，难逃被物化、矮化、工具化的命运。2月15日，武汉市武昌医院一位名叫柳帆的护士因感染肺炎去世。社交媒体上有声音质疑其感染是由于防护物资不到位。该医院宣传科主任在接受凤凰网视频的采访时，力图撇清医院责任，称其自愿延迟退休，医院没有安排其在发热门诊导诊台一线，“只是一个打针的护士”。

更不要提因疫区物流出行管制而受损的农民妇女、因没有饲料而扑杀家禽家畜的养殖妇女、无法复工的工厂女工、失业的保洁和家政阿姨、处理垃圾分类的女工人……这些人的身影只能零星地出现在社交媒体的求助信息中。她们因为减损了政府疫情控制的信力和效力，因为有伤于强国形象，引发对第二大经济体的担忧，而被主流刻意掩埋和忽视，与性别化的挪用都绝缘。

超越性别的现实困境
在平常时期，她踏出第一步时就已置身于不进即退的困局中；在特殊时期，她要跑起来飞起来才能不掉队。她心甘情愿，却又身不由己。

在媒介环境中，女性经历的不幸和苦痛与性别有关，却远远超越性别。在外部，暗流涌动的民粹情绪与言论控制和媒体审查合谋，绑架了所有的疫情一线工作者，使得他/她们的基本权益也被漠视。

最典型的莫过于望向南方，香港医生罢工以强迫政府“封关”的消息传来时的报导。2月6日，人民日报、环球网等媒体的简短报导称，“在香港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一些香港医护人员在反对派的煽动下于本周举行罢工”，并援引2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话：“应对疫情需要团结。当前新冠肺炎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由于大陆媒体无意也不能对香港医生罢工背后的详细动机进行追问和报导，民众普遍缺乏对这一维权事件的脉络理解，加上2019年香港发生的一系列社会运动，这样的医生罢工自然触发了大陆一贯以来条件反射似的“废青罢工”的指责。例如，湖北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长江新闻号》栏目帐号有一篇网络文章《香港罢工医护听好了！中央发出强音：逃兵必将被钉上耻辱柱》。该文称罢工丧失职业道德，是“甘当逃兵的行为”。中新网的视频报导采访了香港医生周伯展，他表示，罢工行为的政治色彩比科学医学的色彩更加浓厚，“你既然进了我们这个专业，你就没有这个权力去罢工，罢工不是我们这个专业里面的一个选项。”

在经历了李文亮医生的事件之后，“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虽深入人心，但并没有给原本就严格的言论审查拓宽空间，反而在2月中旬明显迎来新一轮的收紧，公民知情权进一步遭到背弃。医院的医护工作者上网讨要物资也会面临警告和删帖。舆论机器一边嘲笑彼岸失火，一边也忽视了此岸的医护面临的现实困难。当物资持续缺乏、许多战友倒下的同时，一线的医生，不论男女，都成为没有奶喝而不敢开口哭的孩子。

中国内地的医生面临的不是“没有足够的防护能否罢工”这样现实难题，而是“没有足够的防护能否网络求助”的政治困境。2月16日，根据多个社交媒体信息，一些医院的护士、医生在网上求助，结果被领导要求删帖并受罚。一位护士在手写的检讨书表示自己缺乏大局意识，称她本想通过在网上求助替医院缓解更多的物资压力，但是没有考虑到给医院造成的影响。“我欠考虑，太简单，没有高度，给医院带来了困扰和影响，我深深地感到自责。”

疫情之下，一个已经被放在祭台上的女性如何把自己当做一个正常人？一个不敢怀孕、不在孕期、没有流产的女医生，当她想要作为一个正常人，争取作为劳动工作者的基本权利时，发现周围的空间已经更狭窄了。她的战友剪了头发挺着肚子的形象，已经在在歌颂、称赞和欢呼声中被刻成了宣传画。在平常时期，她踏出第一步时就已置身于不进即退的困局中；在特殊时期，她要跑起来飞起来才能不掉队。她心甘情愿，却又身不由己。

尽管虚幻的病疫之痛对于一线女性工作者而言，是实际的利益损害和自我消耗，但“没有战袍就要徒手肉搏”对于她们而言，从未是一个可以拒绝的选择。于是，一个女人被裹挟了，她不用知道，也不必知道，她既是主动的，也是被选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