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由中国民主党四川省暴政观察员周晓艳转自大纪元网供党员和读者阅读，此文网址链接是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3/7/19/n3920822.htm ：佚名：中共执政六十年 杀害同胞四亿五
人气: 86【字号】 大中小更新: 2013-07-19 3:05 PM 标签: 中共暴政, 整风, 运动
【大纪元2013年07月19日讯】中共执政六十年，杀害同胞四亿五。
中共在中国大陆执政六十余年，期间，制造了数字惊人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可谓罄竹难书，恶行累累。自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至今60余年，近4亿5千万人死于中共的暴政和迫害。
一，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就发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导致大批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国共产党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到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
据199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两阶段进行的“镇反”，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二，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6人没有“平反”。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据上述199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份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份子被迫害。
三，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把人口下降归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国大跃进政策失败后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国共产党高层官员。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国共产党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后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六十年代初死于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国共产党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资料。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30%；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结果400万人饿死，死亡率达50%，是当时中国饿死率最高的地区。
在当时3,300万人口的安徽省，“死于饥饿237万人。其中最严重的是凤阳县，有5,100人饿死，孤儿达3,304个（多数在10岁以下）。”“在凤阳，面对饥荒，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进行迫害：……被迫害人数达 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生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
后来流传到海外的官方“凤阳报告”（陈振亚于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 60,2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饿鬼》说，甘肃省当时有1,200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万人饿死。在当时有1,600万人口的贵州，“约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其中遵义地区，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饿死人比例也相当惊人。贝克尔的调查估算数字是，四川死亡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
仅上述五个省——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的统计估算，就有2,140万人死亡。
2008年，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花了15年调查采访写成的长篇报告《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这本长达1100页、80万字的专著，被专家评为迄今对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最详尽、深入的调查报告。杨继绳的结论是，中国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
该书提供很多第一手资料：河南信阳地区，因饥荒而发生严重的人吃人现象。在饿死人最多的三个县（光山、淮滨，商城），杨继绳采访到的很多人都说，当年要么自己家吃过人，要么被人吃了，要么见过别人吃人的场景。安徽亳县，全县超过20万人饿死，“以至把人肉煮熟后，还发生了抢人肉吃的场面。”
该书提供了一个以往这方面专著都没有的资讯：在当时中国发生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887亿斤。即使到饥荒最严重时，中国仍有403亿斤库存粮，照当时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有评论说，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这些资料更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人为政策造成的大众死亡。
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学学者金辉，他在该校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说：“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319万，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
从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起码在3,000万左右，而且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场“人祸”！
四，中国共产党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导中引述的数字：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400人被批斗，其中2,9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 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中国学者中，对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她于2003年写出50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专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个案。据该书列表，红卫兵最残暴的1966年“红八月”时，每天打死人数高达三位数；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综合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国共产党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五，建政第五期（198x年及之后）
计划生育－－滔天三十年：
强制一胎化法西斯计划生育灭族政策，是中共魔头毛腊肉、伍豪首创，邓矮子发扬光大的彻头彻尾的反人权、反人类、种族灭绝、种族迫害政策。
毋庸讳言，计划生育是共党最大的恶政，没有之一，如同一个铁桶牢牢的禁锢着中国的人性、道德，以及伦理。
计生反映了这个政权极其低下的执政能力和邪恶的执政理念。反映了这个政权对我们中国人的最根本态度：无尽的藐视和仇恨以及无所不用其极的搜刮和践踏。把纳税养活它们的中国人当作负担和累赘，把消灭我们当作政绩和“基本国策”！
如果共党认为中国绝对人口多，那大家分家，分成十个二十个国家是不是就不需要计生了？中国排名世界三十几位，人口密度大的国家比中国发达的比比皆是！华人地区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哪个不比大陆人口密度大，哪个不比大陆发达？问题的症结在于你们低下的执政能力，49年以后连年政治运动把中国推到了社会、经济、政治总崩溃的边缘！
为了你们的苟延残喘不惜透支国家民族的未来，不惜践踏全中国老百姓的最基本人权实行反人类的计生制度！没有比支持一个指着你的鼻子说你是这个世界所不需要的，要消灭你的政权更愚蠢的了！
非民主国家的一个最大特色是，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必然立即产生权力利益。计划生育当然也不例外，何况还是“大力”的政策。自然而然的，计划生育的实施过程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利益敛收，以及血腥、丑陋、肮脏。
在本质上，计划生育是反人类的。人和天地间的万物一样会有繁衍生长的需要，这是自然现象。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那些攻击反计生者为繁殖狂的人，自己大可以选择不生或少生，却没有权利禁止别人去生。丁克的死去或儿孙绕膝的落幕都是个人选择的权利，不能因为你要茕茕孑立，就必须要别人也形影相吊。这种谴责还只是道德上的辩驳。当牵扯到权力介入的时候，就变得血腥和残忍。
30年来4亿妇女累计流产12亿次，打胎10亿次，妊娠结束14亿次，强制结扎5,000万人次，自愿节育6,000万人次，30年来400万童被拐卖，1,000万妇女沦为性工作者，5,000万光棍成为黄赌毒的受害者，1,500万个家庭由于车祸等意外事故没了孩子。1,000万人绝后。30年来共捣毁了中国妇女（不含台湾、香港、澳门）4亿个子宫，切割1.1亿根输卵管和输精管，拆迁房屋1,500万套，牵牛、猪大牲畜1,000万头次，2亿人没有了舅舅姑姑哥哥姐姐妹妹，3亿人无缘无故的没了亲戚。
强制引产、强制结扎、强行开除，强行罚款。可谓“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2009年9月，国家人口计杀委主任女魔头李斌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得意洋洋宣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称“30年少生4亿，中国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奇迹”。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计杀委副主任赵白鸽再次引用了“30年少生4亿人”的说法，并由此提出，中国的计划生育为减少污染气体排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引起国际社会一阵喧哗。
“1991年，山东冠县、莘县等地开展“百日无孩”运动，冠县县委书记曾昭起下令全县在5月1日至8月10日之间要无小孩出生。”
三十年来，自上而下的计生利益群体已经牢牢的寄生在中国人民的躯体上，疯狂的吸血，疯狂的嗜血，而且变本加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