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云龙转自vov网
武汉疫情最早的预警者李文亮医生不幸遇难的消息震动全球，虽然中国官媒极力淡化李医生的悲剧，但中国网民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声音，为他举行了国葬，言论自由的呼声传遍互联网。
一位医生用专业知识发布预警被斥为“造谣”，不得不用生命证明它不是谣言，结果八人封口，九州闭户，这个中国式悲剧代价太沉重。
人们痛定思痛，终于意识到言论自由与身家性命之间的关系，以各种形式发出呐喊。李医生的死在何种程度上警醒了麻木不仁的中国？血淋淋的教训能换来政府在言论管制方面的让步吗？言论自由之光何时能照耀中国？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李文亮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成为一个象征。李文亮是个普通人，也是英雄，他是受害者，双重的受害者。既受新冠病毒之害，也受政府政治迫害。他一方面是言论自由被压制的一个牺牲者，另一方面是言论自由的倡导者呼吁者。
起初，李文亮只是一个“吹哨人”，严格说还只能算半个“吹哨人”。到后来，他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讲到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公权力过分干预，这不但表现出了他的勇气，也表现出他的见识，他的理念理想。然后他就去世了，死亡把李文亮定格为一个讲真话呼吁言论自由的英雄。
他的不幸去世一下激发起亿万国人强烈的激情，这种感情中包含着对他的崇敬、悲悯、哀伤和义愤。他的去世不但让人感动，也促人惊醒促人深思。李文亮被定格为呼吁言论自由的英雄。
为什么在李文亮死后，还要继续封众人的悠悠之口？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说中共担心的就是一人之死引发大规模运动。当然官方来讲这次不敢过分的压制，也是因为担心因为一个人之死引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不止一次。在中共1976年曾经有一次天安门事件，到1989年又有一次天安门事件。这两次事件虽然都是中共的领导人去世，但是群众借此表达了他们对中共政权的不满，而且形成了巨大的对体制的冲击。
现在我觉得从官方来讲，从维稳的角度，他们特别担心这次与以往不同，这次是一个普通人之死，但是由于网络的力量。要注意，在两次天安门事件都还没有网络那个时候。但这次有了网络信息的几何级数，这种传播的模式之下，是有巨大的冲击力的。
目前已有写给中共的公开信要求言论自由，怎么看？
胡平表示这件事就很有力地证明了言论自由绝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偏好，而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命运。
有网民就说，你能保证自己的嘴不“发言”，但不能保证自己的肺不“发炎（发言）”。这就证明了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因为一个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面临什么问题，有什么愿望有什么需要，首先一条就是能够必须把它公开的说出来。
林语堂讲过，言论自由就是喊痛权。痛了能喊痛，饿了能喊饿，那就不会造成大饥荒；病了能把病情说出来，那就不会有这个疫情的大规模扩散。更多的人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深刻地认识到了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
有人说要求言论自由已经汇成了一股清流，如何评论这种说法？
章立凡认为体制内人士、官媒人士、还有企业界工商界人士，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执政党在一条船上，但是如果船长要把这条船带到风暴中间去，导致沉船的话，大家还是不愿意的。所以这个时候，各种不同的声音就会发出来。因为即便是执政党本身他们内部的各个派系也得考虑，照这么下去这个党还能不能执政，会不会被人民推翻，这些问题我觉得他们肯定都在考虑之中。
那么这个就需要寻找责任人，究竟谁是责任人。这个问题上，由于船长他集中了所有的权力，那么可能他也需要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生死攸关，捂嘴就不管用了。过去头疼捂嘴脚疼也捂嘴，但是现在人命关天了，捂嘴真的不管用了。
